第二章 合作制经济：工人自我管理的抗争史

第一节 工人合作运动与经济民主

一 生产者合作社——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反抗

“民主”（democracy）源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Demokratia”一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最早使用。它由代表人民、地区的Demos和代表权力、统治的Kratos组成，意指治理的最高权力由人民掌握并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制度来行使。民主根据定义是由全体人民进行统治，即“自治”。它是雅典式民主的直接反映，以区别于希腊的贵族统治和寡头统治。

雅典式民主的曙光之后是漫长而黑暗的封建主义专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迎来了新的希望，它推翻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宣布了政治自由，但并没有为穷人提供可以利用它的物质工具。当一个穷人表达了与富人相反的观点时，即便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也将受到迫害。如果自由不是普遍的，那它就是虚假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所谓自由、（法律上的）平等和私有制，产生的不是博爱，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

在被傅立叶称为“温和的监狱”的工厂制度中，工人已经沦为机器和资本的附属物，成为一种兵营式的纪律下的雇佣兵。他们的劳动权利乃至生存的权利几乎得不到保证，劳动时间极长，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同时由于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以及产业后备军压力，工资水平被压缩到极其悲惨的最低点。疾苦、失业、愚昧和道德堕落，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给工人带来的后果。在这个绝望的年代，工人们先是以一种无助的形式——卢德大军运动——进行抗争。紧接着，被剥削阶级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辩护者。不能确定他们是被剥削阶级的非常自觉的辩护者——因为，正像恩格斯所观察的那样，他们宣布不是要解放某一特定的阶级，而是要立即解放全人类。罗伯特·欧文将未来社会设计成一种由生产者治理的合作社联邦。在法国，傅立叶设计了自治的法伦斯泰尔。蒲鲁东则跨越了生产合作社的单向度设想，第一次展示了自我管理的社会全景。蒲鲁东试图实现法国大革命未曾兑现的诺言，“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只局限于政治改革，自由和平等必须被推广到经济领域中去，以建立经济民主”。蒲鲁东所提倡的将民主推进到经济领域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成为很多现代思想家研究的思路。

二 将民主推进到经济领域——对西方民主制的批判

雅典式民主的确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所尊重，但这不代表真正的理解与实践。以18世纪政治理论为基础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法国革命大会通过，1793年写入宪法）指出：“人生而自由，并在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些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平等。”第四条将自由定义为：“能够或有能力做不损害他人的任何事情。”一般而言，每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除保证社会其他成员享受同样权利以外别无限制。这些限制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法律对所有人都应该是相同的（第六条）。

请注意，平等没有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只是在权利方面、在法律面前平等。作为宣言的撰稿人之一的艾比·西耶斯曾清楚地指出，如果特权存在，自由就不会存在，但平等只适用于权利而不适用于手段。立宪会议虽曾支持这种观点，但并未将其写入宪法。因此，从一开始，资产阶级平等的含义就未能说清楚。

这样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是假定，一个在形式上自由的人总是能够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充分地利用他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有权有势者（而不是由所有人）使用或滥用的。因此，革命反而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平等和博爱的希望在民主的幻想中灰飞烟灭。克鲁泡特金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恶果。他将当时的代议制政体描述为“王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品”。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强权组织，并拥有更加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更为广泛的支配权力。大革命后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表面上看是人民推选代表组建政府，但其实仍是少数人的专政。事实上，“问题在开会以前就已决定。‘是否有利于本党’是决定所根据的简单理由。票数已经算好；服从的已被登记，不服从的也已仔细地被试探、被估计。演说只是舞台上的排演，人们只在发觉它有艺术价值或在供给丑事的资料时才肯听它”。

因此，西方的政治民主最初只是一个宣言或一种要求，而不是事实。民主化过程是相当缓慢的。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对直到州一级的选举权未能规定，直到19世纪中期，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才得到普及。在整个欧洲，到19世纪末，即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后，英国革命二百多年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普选，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只出现在少数国家。如果将常态的政治民主定义为男子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和责任政府制，这种民主从出现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再加上女子选举权，民主的历史就更短暂了。女子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选举权。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女子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了选举权。在瑞士，女子迟至1971年才有了这种权利。然而，选举权仅仅是有意义的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甚至在政治最开明的时候，民主也意味着政党控制的政治生活，而政党又由党的核心集团及其头目所控制。普通公民有权每三年、四年或五年从社会统治阶层为他们预先选举的政治首脑中选择相对较好的。正如霍尔瓦特所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将多数人的形式上的意志转变为少数人的实际一致的民主。”

当前，在西方国家，政治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或政治民主被西方宣传舆论认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从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来讲）。但现代西方的政治民主理论不是遵循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保障民意的思路，而是推崇精英治理。这来自于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韦伯指出，政治组织“肯定是由一些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所管理的”。他认为，管理国家是一项事业，是那些对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感兴趣并具备一定才能的精英的职业。他们去竞争选票和权力。熊彼特把选举视为民主的主要标志。他说：“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但参与选举者由精英们组成，精英集团最终操控社会。政党是民主政治运转的齿轮。多恩斯（Downs）在《民主的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市场”学说。他认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相似于追逐经济利益中的企业家。为了达到最后目的，他们制定他们认为能得到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如企业家为了同样的理由生产他们认为能得到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换言之，在经济市场中，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上，政党追求选票数量最大化。

这种精英式的选举式（代议制）民主便是当今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从经济市场中类比出政治市场，说明在精英民主理论家那里，前者是合理的，因此，后者自然也是合理的。罗伯特·达尔（Dahl）和林德布洛姆（Lindblom）很好地概括了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实质——“多元主义”或“多头政治”。多头政治的确比专制好，但它不是民主。追随此二人，让我们从语源学或雅典式民主的宝贵遗产中理解“民主”“自治”或“人民统治”。笔者认为，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使全体选民都能很好地获得相关信息并积极参与，同时不受特权的少数阶级的任何阻拦。显然，西方民主政治不符合这一要求，资产阶级正是一个“稳定的少数阶级”。人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巨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施韦卡特曾借用简·潘尼（Jan Pen）的关于“一群侏儒和几个巨人的游行队伍”来直观反映1999年至2009年的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全体家庭进行一个小时的游行，家庭个头的长高十分缓慢，至第38分钟才出现了平均收入水平5.5万美元（6英尺高），随后游行队伍的高度开始提速，第58分零6秒美国总统走来（40万美元，44英尺），随后100多位和110层摩天大厦芝加哥的西尔摩斯塔一样高的CEO们骄傲地走来（1000万美元，1.1万英尺）。几秒钟时间内巨人的躯体飞速升高，到最后是比尔·盖茨，他是喜马拉雅山的16倍！这些巨人精英集团所影响的政治选举难道会是民主的吗？简直是天方夜谭！还请注意，这是一年收入的分配不平等，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将更可怕。收入是你的现金流，而财富是你所拥有的资产，它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2009年，美国1%的人掌握了40%～45%的国民财富，比其余95%的人口拥有的总和还多。对于特权阶级如何操控大选的事例有诸多著作进行了很好的揭露和批判，有的提出了政治改革建议。

总之，西方的精英民主论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即便如此，政治上的有限民主与经济上的独裁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等级森严的控制制度在企业中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住了脚步”。从逻辑上说，如果把民主视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就必须被推广到经济领域中去。但是，“民众没有选举经理的能力”，“这将导致无效率”……精英人士们喋喋不休地强调着。而按照西方政治现实的逻辑，既然人们可以选举“自己”的各级政府官员直到总统。这些人将决定法律修订、经济发展计划、国际外交等一系列复杂的国计民生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决定把人民大众的孩子送去伊拉克打仗。那么，民众就应该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企业的经理。

因为如果把民主视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就必须承认，人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日常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民主表决权，显然比政治事务的民主表决权对他们的福利具有更重要和更直接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劳动者主权”（注意不是“生产者主权”）这一概念。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把人只作为消费者而不是作为劳动者来对待感到诧异，他们指出，个人时间用于工作的那一部分比例比他们用于消费那一部分的比例要多得多，因此，对社会福利而言，人作为劳动者对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控制权——“劳动者主权”，显然要比他们作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权力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权力即消费者主权来得更重要。因此，政治和经济都是民主不可或缺的领域，这样再看西方民主，那它显然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和形式上的民主。

要达到民主社会的光辉彼岸，民主就必然要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推广，但要推广的民主也绝不是精英式民主，而是民主的本源——自治。这将通过给予每一个劳动者在企业决策中以同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即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人一票制而将决策权力民主化。换言之，从经济基础这一领域引入真实的民主，势必颠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简要说来，所谓“经济民主”，是指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运行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作为行为主体的决策，来自于每一个执行决策的人，他们分享企业的净收益。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细胞，是经济民主的现实载体，这种企业是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即劳动者管理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