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景之治：德化天下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时间是从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41年，共39年。这是秦末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极大地破坏之后，经过汉初22年的休养生息而社会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由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物质财富丰富，社会安定和谐，故而被史家称为“盛世”。
然而此盛世之来之不易，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理政特色亦可见一斑：高帝开豁，惠帝仁厚；至文景二帝，则休养民力、轻徭薄赋、恭俭治国，故有此盛世之来也。熊十力曾极称：“文帝玄默恭俭。三代而下，以学者陟帝位，文帝称首焉。……景帝贤明，无改父道。国家元气深厚。文景二帝含育之效也。”
“文帝平生恭俭，自是三代哲王以后所仅见者，可为万世法也。”恭俭者，德之基，治之本，故当为万世法也；此评价不可谓不高。然文帝可为柏拉图眼中之“哲王”否？在熊十力看来当为无疑。其以文帝为中国古代学者型皇帝之首，且为三代哲王之后所仅见者；如此评价，前所未有——到底是颇具穿透力的新儒家眼光！
一 表征
（一）仓廪实
仓，贮也。廪，米仓也。仓廪即粮仓。仓廪实，即指中央和地方（即各郡国）的粮仓都很充实。这是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最显著的特点。
为什么“仓廪实”会成为衡量古代盛世的首要标准呢？这当然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所共知的道理：民以食以天，人的生存是首位的；温饱解决不了，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古代，在生产力较低下的状态下，全社会的人都能吃饱肚子，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而，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对西汉文景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就成了著名的描述：“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粮仓非常充实，粮库里堆满了粮食，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不可食；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这种仓廪实、府库有余钱的状况，与经过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的西汉初年形成了鲜明反差。当年，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的楚汉争霸，汉代的开创者刘邦所面对的是山河破碎、田园荒芜、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状态。班固作如此描摹：“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下（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司马迁描写：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说的是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状态是如此的糟糕：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还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粮食非常贵，百姓死者过半，汉初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
据此，“仓廪实”就尤其显得来之不易！
文景二帝承汉高祖刘邦、惠帝、吕后之社会治理成果，加之二人英明果敢，使其时百姓生活于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快乐之中。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十五《平准书》如此描述文帝时的社会状况：“粟至十余钱，鸡鸣狗吠，烟火万里。”这可真算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时期之一。
（二）赋役轻
赋即赋税，役即劳役。
在中国古代社会，重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便是赋役，即不但要交税还要服劳役。
秦皇暴政，其表现就是赋役太重，刑法太苛。
于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行“什伍税一”，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农民负担就很轻了。班固说：“上（刘邦）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即经过汉初三代人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治理，社会经济才有所恢复。
公元前180年文帝即位后继承了汉初以来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并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前168）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11年免除全国田赋，在这11年里，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到其子文景帝即位后才恢复三十税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直到西汉末年仍是三十税一。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这是史家们所公认的。
人头税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收入。一般规定民年15岁至56岁要纳算赋，汉初为每人年纳一算（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减少了三分之二，民获实惠，即人头税也大为减少。
徭役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逃脱不了的负担。文帝时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规定民年23～56岁，服兵役两年；其他时间，原为每人每年在郡县充列卒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即三年充更卒一个月。
赋役轻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特征。
（三）人口增
人口增长较快，亦是文景时代的特征之一。
西汉初年，实行分封制，皇帝给各王子和大将们予封地。当时大侯封国的人口不过万家，小的封国人口也就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史载：“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繁息是社会生产走向安定有序及正常化的反映。
（四）天下安
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富足安康的局面。让我们来看看同样来自汉代史家班固所记载的文景时代：“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安居乐业，有粱米肉食吃；做官的长期安于职位，生子抱孙；居官久了，甚至以官职为姓；人人都很自爱，特别看重不犯法；人人以行仁义为先而以耻辱相黜。当时的社会法网疏、人民富。这种和谐、安康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班固在《汉书》中还记载文帝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即在“以德化民”的治理之下，每年大约也就400件刑事案件，以至于刑罚都用不上；当官的安其位，百姓乐其业，多好的社会状态！此外，当时地方官员要公布汉文帝下发的诏书，一些老百姓，年老的、残疾的甚至拄着拐杖的都要赶来。在老百姓的心中，皇帝的诏书是一种福音，一种德音。因而，班固在《汉书·文帝纪》中深情言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成康时代是周代的治世，文景之世堪比成康！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则感叹：“汉兴，至孝文四十余哉，德至盛也！”
二 成因与启示
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乱，使民不聊生，田园荒芜，一派凋敝，一切都亟待恢复。于是从高帝到景帝都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作为执政的基本方针，故“轻徭薄赋”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特征。然而，轻徭薄赋虽利于恢复元气，但社会经济仍需向前发展。于是，在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劝课农桑以发展农业，弛山泽之禁以发展工商业，以儒家之德教化百姓以安定社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成为这一时代走向的必然趋势，这正是汉文帝和汉景帝能开创“盛世”的关键所在。
（一）轻徭薄赋
1．减免田租与减轻徭役
汉代初年，当刘邦面对战争之后田园荒芜、人口大减、百姓困苦的社会状态时，他接受了汉初儒家思想家陆贾的建议，推行黄老道家的休养生息策略和儒家爱民仁慈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
据史载，社会基层小官出身且带有社会混混性格的刘邦本不喜欢儒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谓“沛公不好儒”，并曾在儒生的冠帽上“溲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还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但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刘邦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儒生陆贾的建议。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统治策略，实行“什伍税一”，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减轻了农民负担，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汉初以来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
文帝即位第二年十月，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下诏令列侯就国，离开京城，“各守其地”，十一月又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各饬其任职，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诏令卫将军统辖的军队，太仆所管马匹除留少量供使用外，其余一律交驿站使用，随即又下诏减当年田租之半。公元前168年，为便于贸易，鼓励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增加收入，下诏除关传、撤关卡。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又下诏减当年租税之半，次年又下诏“其除田之租税”。直到文帝去世的整整11年里农民无任何租税。同时，文帝还重奖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
从“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即从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改为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交税，后又连续11年不要农民交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最快乐的时光。此外，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由每年服一次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2．劝课农桑
文帝在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同时，接受了谋臣贾谊奖励耕垦的建议，进一步让农民有生产劲头。贾谊劝文帝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贾谊劝文帝说：如战国时代的管子所言，仓廪充实、百姓温饱解决了，才能坚守礼节，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这个社会能治理得好，自古至今都没听说过。
文帝和景帝都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掌教化的乡官）、孝悌（荣誉头衔）、力田（荣誉头衔），并经常给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史载文帝说：“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这段话表明文帝极重视农耕生产：我多次下诏，要基层官员们劝民种树等农业生产活动，但官员们没有努力贯彻我的指示，也即没有努力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农民们有许多困苦而官员不去减轻，怎么鼓励得了农民们去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我决定减轻农民们一半的税务负担，从“什伍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孝悌、力田、三老是农民们的老师，廉吏是农民们的表率，我要嘉奖他们，派人赐给他们帛（布匹），并按人口比例进一步完善三老设置。文帝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作示范。文帝的这些鼓励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稳定粮价
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价格大大走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低至十余钱，这在当时是很低的价格。俗话说“粮贱伤农”，为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汉文帝君臣认为必须提高粮食价格，其办法是采取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从而使得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粮食储备，只要郡县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从而，农民的收入得到保障，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4．弛禁山泽
“山泽之禁”，即山林川泽等属国家所有，私人不可以去从中谋利，如煮盐、开矿、伐木等，必须由国家的组织去经营。这就必然会限制农副业和手工业、工矿业等的发展。
文帝在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稳定粮价策略的同时，“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司马迁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即富商大贾们转运货物，使天下物品都得以流通交易。文帝十二年（前168）废除了过关用传（通过军事重镇或边塞要地关卡时的符信，即凭证）制度，史载：“（文帝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即过关不用“传”。这样就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的指导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以上这些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文景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
（二）以德化民
早在刘邦初入咸阳时就针对父老苦秦苛法，发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删繁就简、去苛从宽，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顺应人心的。高祖之后的惠帝、吕后也都采取了省刑罚除苛法的措施，如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前187）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文帝接位后，贾谊劝文帝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文帝接受了贾谊废弃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德教”，重视道德的潜移默化作用。司马迁《史记·孝文帝本纪》载：南越王自立为帝，上“以德报之”，“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以德化民还表现为文帝的一系列省刑罚与除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帑”与“孥”字通假，即妻子儿女。“收帑”，把妻子儿女收没为官府奴婢；同时，对于衣服器物也予抄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文帝在《议除收孥相坐律诏》中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巳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议。”即文帝在诏书中说：法律是用来矫治犯罪和禁止残暴、保护好人的。现在犯法的人已受到惩罚，但他无罪的父母、妻与子还要受到连坐，他们的财产也要被没收，我认为非常不应该。
文帝二年（前178）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所谓诽谤妖言罪，就是禁止百姓说话，所谓禁人之心、钳人之口，以言论、思想惩罚民众的残酷刑律。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不利。文帝在诏书中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还废除了犯人终身服劳役的法律。秦代大多数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平民）。
文帝十三年还废除了肉刑。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这些肉刑都是从奴隶制时代沿袭下来的刑法，往往造成人的残疾。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文帝废除肉刑还有一段“缇萦救父”的故事：文帝十二年时，齐太仓令，名医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汉帝，指出肉刑太残酷，“刑者不可复属”，虽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愿没入官婢，以赎父罪”，文帝很感动，下诏废除肉刑。文帝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在废除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时，规定代之以笞刑，但由于开始时规定笞刑最高额为500，“或至死而笞未毕”。景帝继位后进一步改革，把最高限额改为200，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规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人，这是爱惜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一项重大改进。加以文景时期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审慎，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一年只有400件左右，这同秦末“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水平。
景帝承其父之思想观念，表现为非常重视执法的宽平。景帝多次下令审疑狱，慎刑罚。前145年景帝在诏书中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公元前144年五月，下诏：“减笞法，定菙令。”
以德化民而不是严刑峻法，是文景盛世的重要成因。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文帝纪》最后对文帝有一段称赞：“（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是说：文帝时专心致力于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百姓，所以天下逐渐富裕，礼义仁让得到贯彻，老百姓不犯法，以至于刑法不必使用。德而化民，此实为奠和谐社会之基也！
（三）安定天下
社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亟欲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皇帝，当须营造良好之社会氛围。
西汉自汉高祖刘邦以来，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农民得到了实惠，却也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三十分之一，豪强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收获量的一半，其得利可想而知。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成为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动荡和阶级矛盾尖锐。
为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接受了策臣贾谊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
景帝的重要谋臣晁错则向景帝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也；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认为：本来我们的法律是要让商人贫且地位低，但现在恰恰相反，商人已富裕且地位高；我们的法律本来是要让农夫富裕且地位高，但现在却相反，农夫已经贫穷且地位低了。于是晁错提出了“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晁错的建议就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晁错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比文帝更加严厉的措施，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载：“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震旁郡”，“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何其果敢、严厉之举！
面对豪强，景帝已然平定“七国之乱”。
汉初分封的大批异姓诸侯国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余生之力歼灭了异姓诸侯国，但是又错误地分封了同姓诸侯国，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富饶的土地和人口，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割据势力，汉景帝时期以吴王为代表的分裂势力联合七国反叛，景帝仅用三个月就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叛乱。
文景二帝对豪强的抑制，对分裂势力的平定，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文景二帝还着力安定边境，因为边境不安，社会同样难安。
从汉初至文景时代，西北的匈奴屡犯边境，南越的赵佗自立为帝，但文景二帝并没有轻易用兵，因为用兵就必然扰民，就必然影响社会生产，而是尽力维持相安的局面。汉初刘邦原与匈奴有和亲之约，文帝时又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前162），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轻易出兵，尽量不烦扰百姓。对南越王赵佗采取怀柔的政策，使他归顺了汉朝。所以，在文景时代，通过文景二帝的努力，边疆得到暂时安定，为后来的继位者汉武帝用武力安定边疆积蓄了经济基础。
（四）君明臣贤
古来史家均羡称品德高尚、能力良好、有励精图治追求的皇帝为“明君”，即贤明、圣明之君主。文景二帝即为明君，然明君也不可缺失贤臣之辅助——明君贤臣共主天下，此为文景二帝开创盛世之极重要因素。
汉文帝谋臣贾谊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文景二帝诚然如此。
汉文帝是位亲民、有着深厚民生情怀之帝王。其殷切关注百姓生存问题，渴望让农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故即位当年，便下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并规定“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他还亲耕为吏民作表率，又多次下诏告诫天下的百姓看重农耕。文帝元年九月下诏：“农，天下之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以劝之。”前167年又连续两次下诏：“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准许民众以粮买爵、赎罪，从而出现了“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的喜人局面。
汉景帝继位后，仍坚持实行重农富民政策，指出“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百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汉文帝和汉景帝均为节俭之帝王，尤其是汉文帝，史载：“孝文白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曵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淳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陵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下摆也不准拖到地面，帏帐只能是素面，不能绣花。建造陵墓时，指示要节省人力和资金，坟墓不要太高大，随葬品用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一个价值百金的露台也不愿造，可想文帝是何等节俭！
文帝又是位善于反省自身的坦然哲人。汉文帝十四年他发布一诏书，以表明其所具戒惧之心：“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一次，针对连年农业歉收、灾疫发生的情况，他果断下一诏书，要求臣民就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据实回答，无须任何隐瞒。其言“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果为反省自身之言。文帝执政之路，实为一不断反省自己之历程，就连蛮荒之地出现不宁，他亦纳为自身之责。此实为一种强烈的帝王担当意识，亦深含一种治国理政之忧患。须知，作为一种哲理性的忧患意识，乃源自儒、道二家共有的经典文献《周易》。
哲理之深，果使文帝又成为一位虚怀纳谏之人。班固《汉书·张释之传》曾载此两例：有一次汉文帝坐马车外出经过中渭桥，碰巧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拉车的马受惊而跑，汉文帝受到惊吓，大怒，要求严办肇事者，廷尉张释之根据法律条文判处此人4两罚金，文帝嫌轻。张释之对曰：法律对天子和百姓应用该是一个标准，不然，法律就失去了威力和作用，文帝听后深觉有理。又一次，有人盗窃了汉高祖庙前的玉杯，张释之按规定判为杀头，文帝则以其侵犯皇权要求处以灭族，张释之问道，如果此罪处以灭族，那么要是有人犯了更重的盗窃长陵之土的罪行，将作何处理？此言再次说服文帝。文帝带头遵法守律，使当时社会井然有序。
汉景帝曾对汉文帝有一段中肯的评价：“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无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职，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此言不仅仅表明文帝如何节俭，且称赞文帝以德化民，如日月之光，其德之厚可比天地！
依此，景帝亦然节俭，其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此全然透显出文景二帝的内在一致。
文景二帝如此以个人的行为做榜样，使官僚贵族何敢奢侈无度。
然而文景二帝并非单靠个人的力量治理国家，而是大力纳贤，让贤哲谋臣出谋划策。如汉文帝的谋臣贾谊，实为一位颇具才华之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兴礼乐、定制度等的社会发展建议，提出了重农抑商、强化贮粮、预防饥荒等的经济策略，对文景之治起了重要作用。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的谋臣晁错，亦为颇具文学才华之政论家，他为景帝提出了勇敢应对诸王挑战的策略，提出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的办法及对待匈奴的民族政策等，对文景之治作出重要贡献。
君明臣贤，条件具备，盛世之形成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正是在明君贤臣的共同努力下，才为文景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他们后来的继承人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统文化思想打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为征讨匈奴、武力安定边疆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也正是在明君贤臣的共同努力下，文景二帝时代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和贸易往来的政策，开发了边疆，开创了屯田之先河，创造了维护边疆安定的良好模式。
从“文景之治”，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此乃社会走向繁荣之必然要求。“文景之治”之所以被称为“盛世”，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社会形态，正是以休养民力、发展生产、丰富物质、安定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当知，此为春秋战国至秦代以来所没有的良好社会形态。
二是营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安定环境，此亦为开创盛世之必然要求。文景二帝通过抑制豪强、去严刑苛法、维持相安的边境状态，营造了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安定环境。文景二帝深谋远虑，其大政方略，对今天我们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仍有重要之借鉴作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伟大梦想，须努力营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文化得以稳步前行。
三是君主必须身体力行，以其人格典范影响他人，才可熏陶、培养出合格之治国人才群体，从而使大政方针得以实施，强国愿望得以实现。文景盛世，民富国强，此与文景二帝的个人品格魅力决然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