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军事教育简论

第一节 甲午战前的近代海军军事教育

一 水师学堂的开设与北洋水师

清末近代海军军事教育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的“求是堂艺局”。由于该局在开设第二年搬迁至福建省的马尾造船厂，遂更名为马尾船政学堂，又被称为福建船政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内设制造学堂（又称为“前堂”）和驾驶学堂（又称为“后堂”）。制造学堂开设数学、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制造、法语、船体制造等课程，学员成绩优秀者毕业后被派往法国继续学习；驾驶学堂主修英语、地理、航海理论学、航海天文等课程，成绩优秀者被选送到英国继续深造。

在福建船政学堂设立后不久，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在前船政大臣吴赞诚等人的积极筹划下，于1881年在天津开设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秉承福建船政学堂“后堂”体系，仿效英国海军，按照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定条例和教学计划，在开设英语、地理、航海理论学、天文学等课程基础上，分设驾驶和管轮两科，增设算数、几何、代数、三角、天文、测量、驾驶等课程。学员在学习完上述课程后，还需要上船见习一年方能取得毕业资格。经过五年的学习，学业成绩优秀者则被选送到英国继续深造。

这一时期各地兴建的水师学堂还大批聘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技师来华任教。其中像英国人德勒塞、嘉乐尔、穆勒登以及法国人迈达、和排托、仕记等人均曾受清政府之请到福建船政学堂任教，英国人希耳顺、马莱绪、高文等人接受清政府之约赴津出任天津水师学堂各课程教官。

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堂”学员毕业后，成为马尾造船厂、天津机械局、江南制造总局等清末各地兴建的造船厂、机械局的工程师。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就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堂”的首期毕业生。严复自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曾被清政府选送到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归国后，先后出任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和总教习。后因与清政府海军上层意见相左，于甲午战后辞官创办俄文馆和《时务报》，撰写《天演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此外，还有詹天佑，他自福建船政学堂“前堂”毕业后被选送到英国学习铁路建造技术，后来成为我国近代著名铁路专家。

福建船政学堂的“后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以及后来成立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等不仅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之始，而且也为同时期设立的海军—水师舰队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像福建船政学堂的“后堂”、天津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威海卫水师学堂等水师学堂毕业学员中，除部分被清政府选送到英国留学继续学习近代海军知识技术外，大部分被选派到清政府刚刚成立的北洋水师（又称北洋舰队）、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像我们所熟识的北洋水师名将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以及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殉国的邓世昌等均为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

清政府的近代海军之议始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之后。当时清政府内部像恭亲王、李鸿章、江苏巡抚丁日昌等洋务派均提出了增建水师的奏议。欧美列强势力的渗透，也使得清政府当局痛感成立水师的必要性，为此分别任命沈葆桢和李鸿章为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以加强海防。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北洋水师所在为日俄两国争夺的朝鲜半岛附近，又毗邻清政治中心，北洋水师还有护卫京津海口之责，故清政府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购入了扬威、超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等舰，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修建海军基地，并于1888年12月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正式组建了北洋舰队。

二 天津武备学堂与近代中国陆军军事教育

在水师学堂陆续兴建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各地兴办和鼓励兴办了各种近代陆军教育机构——武备学堂。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原乾隆皇帝柳墅行宫旧址（现天津大光明桥东河沿附近）开设的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进行陆军军事教育的机构。与水师学堂主要借鉴英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做法不同，天津武备学堂主要仿效了当时德国的陆军学校的教育体系和军事教育思想。不仅大量延聘德国陆军退役军人如包尔、瞿思图、李宝、崔发录、博郎、艾德、黎煦德等人来华出任总教习及各学科教习，而且在课程设置、教师教材、教学体例上借鉴和引进了德国的陆军教育体例和方法。天津武备学堂的学制为一年。学员大多来自淮军中“兵弁”。专业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孙子兵法、管子兵法、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以及气球学等。普通课程有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物理等。由于教员大多来自德国，所以该学堂采取了德语讲授，再由翻译人员翻译成汉语的形式进行授课。在教材使用上，像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以及应用战术、图上战术等课程使用德国陆军学校的教材中文版，几何、三角以及算术等教科书也大多由欧美的教科书翻译而成。

天津武备学堂从1885年开设至1900年因八国联军捣毁教室而停办止，历经15年，共有15期学员从该堂毕业，毕业学员总数合计在1500名左右。由于当时的淮军内部比较排斥这些洋式学堂毕业生，不大在军官中录用这些毕业学员，故此毕业学员在毕业后大多为各地兴办的武备学堂聘用，成为各地武备学堂的专业教习。当然，天津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不少军政界人物。像民国初期活跃在政坛上的吴佩孚、冯国璋、王士珍、曹锟、段祺瑞等就是该学堂的毕业学员。其中，段祺瑞因学业成绩优良，被清政府派往德国陆军学堂深造。天津武备学堂倒不是因为毕业学员后来大部成为北洋军阀的著名将领而闻名，而是因为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陆军军事教育模式乃至清末以来的陆军军事作战方式和作战能力。像天津武备学堂学员分科就直接采用了当时德国陆军的步、马、炮、工程的分科方法，将学员分为步、马、炮、工程四队，进行分科学习和训练。该种陆军分科教育方法在甲午战后以及辛亥革命后我国各地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讲武堂、陆军中校学堂、随营学堂等陆军教育机构中被广泛采用，逐步形成了陆军教育中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的五科制。天津武备学堂在开设后不久添设的铁路工程科为其后所设立的专门铁路学堂所吸收，不再专设于各种陆军军事教育的分科中。

另外，天津武备学堂对德国陆军军事教程的引入，也标志着中国军队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欧洲步兵新兵器——火枪，并使得中国军队迅速实现了从前膛枪到后膛枪的技术过渡，由此中国军队从弓箭等冷兵器时代进入到洋枪洋炮等热兵器时代。

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大概都了解太平天国运动中活跃在上海附近的戈登的洋枪队。虽然洋枪是上海的洋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引入到中国的，但是真正将洋枪的射击操作、维护乃至由于新兵器的引入带来的兵士之间的战斗合作等军事理论的传授引入到中国军队中的应该首推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学员不同于后来各地陆军军事学堂等近代陆军学校的毕业生。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天津武备学堂设立之初，系为培养陆军“习武之才”，并改造以淮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但是，淮军中行伍出身的人久经战阵之后，均已取得很高职位，对于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不买账”。因此，从武备学堂开办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学堂培养的上千名学员，几乎无一人充当淮军统兵官佐。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淮军这一陋习严重阻碍了淮军乃至当时中国军队中中高级官佐的军事近代化过程，但是由于学员在毕业后大多充任各地陆军学堂及军中教习和教练，反而通过“母鸡带小鸡”的效应，加速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军事作战知识在淮军乃至清政府陆军部队中的普及。从这一角度看，天津武备学堂的开设还是起到了培养陆军“习武之才”和改造淮军的作用。

此外，像近代的军装军服、军事体操、步兵战斗掩体修筑、军事地形图绘制等近代军事常识也是从这一时期通过天津武备学堂传播，并根植于陆军军事教育中的。从这一点上看，天津武备学堂的开设对于近代我国陆军军事教育的影响和意义非常大。中日甲午战后及戊戌变法时期各地兴办的广东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浙江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山西武备学堂、盛京武备学堂以及吉林武备学堂等均采用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教学体系。

三 从中日甲午战争中看清末军事教育得失

中日甲午战争无疑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战争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国学术界对清政府和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和探讨，其中不乏真见卓识。由于研究体例所限，总结清政府以及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本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但是，从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所进行的近代军事教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运用效果以及近代我国军事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尚有总结和探讨的必要。

简而言之，中日甲午海战中，拥有镇远、威远等当时世界最精锐的大口径舰炮，号称东洋第一舰的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竟然没有击沉过一艘敌方的战舰，用慈禧太后过生日挤压海军经费等理由来搪塞恐怕缺乏说服力。究其原因，这里面尚有一个航海历史经验传承和积累的问题。

诚如所知，中日两国在最初引入水师或海军这一新军种时，均师从英国，从英国购入海军军舰，并仿效英国海军军事教育，从英国高薪聘用海军军官教授近代海战及航海知识。可以说，中日水师或海军师出同门，在海军作战、军舰航行、后勤供给等军事技术上相差无几。但是，中日两国历史上对于航海知识的积累却不甚相同。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有孙子兵法和管子兵法，对于冷兵器时代的陆战规则均有详细阐述，在抗日战争中的几次长沙保卫战中，中国军队的首脑机关运用了孙子兵法，采用了“天炉战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与丰富的陆上作战经验相比，中国历史上鲜有海上作战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中，我们除了从《三国演义》中能够寻找到火烧曹船的水战历史影像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近代海战借鉴的知识积蓄和传承。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我们虽然从英国海军教育中照搬了近代海战常识，但是至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前，不过三十几年的历史。与之相比，日本四周环海，在历史上具有丰富的本国海战经验和有关航海知识的历史传承。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明朝东南沿海猖獗的“倭寇”外，日本战国和幕府时期濑户内海的海战中所积累的濑户水军兵法为日本海军提供了丰富的海战经验。其中，濑户水军中的丁字战法使日本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海战中屡次获胜。

从上述中日两国在海战中的种种表现和历史背景上看，我国早期有关甲午海战的研究中，学者们或者愿意按照清政府的说法找出方伯谦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不是，或者将甲午海战失利的责任直接推在了李鸿章身上——保存实力、避战求和卖国。这种简易的命题式结论在最近的研究中均被一一否定。从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就以及日方的甲午海战记录上看，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虽然在阵法上没有日本海军那样灵活机动，但是北洋水师的官兵们表现英勇，而且几乎弹无虚发，其射击精度远远高于当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甲午海战结束后，日本海军高层检视其海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浪速”、“桥立”、“吉野”等舰甲板均布满弹痕，其伤亡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敌方炮弹击中甲板反射击中”。从甲午海战中击中日方舰队甲板的炮火准确率上看，清末北洋水师的官兵所接受的近代海军军事教育还是卓有成效的。由此我们认为，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近代海军军事学堂对于清末海军舰队的建立功不可没。

近来，我国从原苏联购买的航空母舰改造问题成为国内外军事专家关注的话题。按照军事学专家的看法，被命名为“辽宁舰”的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从涂装到正式服役，再到形成具有战斗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尚需要几年的时间。依靠柴油和电子控制的现代军舰从制造到正式编入尚且如此，依靠蒸汽动力的近代军舰从购入到正式服役也同样需要很长的过程。换言之，即使是在甲午战争的三年前，慈禧不挪用海军经费，而将其用来订购英、法等国的军舰，其间还需要签订合同、预付订购款、造船厂接受订单后生产、合同双方检验、回航、到港后涂装、试航、反复训练等手续和过程。这样，按照上述过程和时间推算，即使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三年前向英、法等国预定的军舰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也未必能够发挥作用。

近来，国内外的学者将甲午战争同十年后的日俄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一比较中，学者们认为，资源和兵员贫乏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十年中打败清、俄两个大国，除了一些战争中的偶然因素外，军事指挥系统灵活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进而，学者们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独裁专制和相对民主的体制之战，最终日本是依靠相对民主的体制战胜了腐败的专制独裁体制。这一结论似乎牵强，但不无道理。其实，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连连失利是当时清末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绝不是单方面某一个因素所能决定或左右的。单从近代军事学的角度看，制约近代军事作战的要素有很多，其中包含军事指挥体系、军事人员素质、武器装备、武器生产和物资供给等各方面。像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如果能够实现弹药国产化，并且能够得到充分补给，也许能在最初的炮击中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以此击溃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保证制海权来确保清军在朝鲜的海上运输线。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我们试图从近代军事理论以及近代军事教育的角度来探讨中日甲午陆战的得失和成败时，会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

按照通常我们关于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描述，清军在朝鲜的成欢和平壤等地一战即溃，一路从成欢、平壤溃败到鸭绿江边。有关这一点，我们从当时日本从军士兵的日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但是，在这些本不知名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中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中，在成欢阵地前，日军士兵记述道：“清军的射击很恐怖。后面的士兵半蹲在灰土构筑的土壕中忙于向火枪中填充火药，并快速地将火枪递送给前排的士兵。前排的士兵在有节奏的呐喊中同时射击，然后再拿起从后面传递过来的火枪等待上司的射击命令”，“我们伏在泥泞的地面上，害怕得要死”。在平壤城西郊，日军也有类似的遭遇。清军的“一阵排枪实在使我们无法抬头”，“同村地主的儿子头部贯穿伤，一直在那里不能动”,“分队长似乎很清楚清军的动向，一直告诉我们这样猛烈的射击时间不会太长”。对上述这些片言只语进行有效拼接，就是清军在成欢和平壤战斗的最初也组织了抵抗，只不过是清军在一个充当添弹手、一个充当射手的两人射击小组在按照官长的命令进行一阵齐射，在没有可供射击的弹丸后就慌忙撤出阵地。而日军在上述战斗中，似乎摸清了清军的射击规律，在清军一阵射击后再行发起冲锋，占领已经没有清军战斗人员的阵地。按照熟知近代中西军事理论的印度学者希而先生的解释，清军在成欢和平壤等朝鲜半岛战斗中的这种表现，完完全全是按照西方近代军事理论作战的结果。可以想象一下，清军在失去制海权，后勤供给完全依靠东北和朝鲜半岛陆路运输的情况下，在德国陆军军事教科书中所规定的集中火力压制敌方的指导思想作祟下，一阵盲目的齐射，清空了自己的弹药袋后，意识到没有弹药的洋枪远不如使用惯的弓箭大刀好用，甚至连一个拨火棍都不如，这时清军士兵的脑海中只能浮现出一个字，那就是“逃”。

进而，如果将清军在朝鲜半岛的战斗和撤退到辽东半岛北部的战斗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清军在两个战地的表现截然不同。在朝鲜半岛的战斗中，除去平壤守卫战外，清军士兵都非常“听命”于上司。在成欢和平壤等的阵地上，清军士兵按照上司的命令进行阵地齐射，待弹药用光后就会集体撤出阵地北逃。而在辽东半岛北部的海城、田庄台、辽阳等的战斗中，清军士兵在弹药用光的情况下，运来了明清臼炮，拿起了手中的刀同日军进行殊死战斗。清军在海城、田庄台以及辽阳等地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难能可贵。当然，在清朝的皇权统治还没有瓦解的情况下，用近代国民国家中的爱国主义理论去解释清军在辽东半岛的战斗行为恐怕有点牵强附会，但至少可以回答在为谁而战的近代国民国家的爱国主义命题中，清军士兵用鲜血和生命阐释了作为军人的“守卫国土”的原始本能。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中日甲午战争中清陆军在朝鲜半岛的失利，既有政治体制上的因素，也有陆军上层的军事指导思想、指挥能力，国家财力，参战官兵的素质、士气以及兵器的优劣等许多方面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同日军当时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近代军事教育和西方近代军事常识的角度看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在战争前，虽然大部清军都配发了较为先进的洋枪和洋炮，但是这些洋枪和洋炮以及弹药需要从西方进口，国内尚不具有生产和制造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失去制海权，且陆路补给线过长的不利条件下，一味照搬近代西方盛行的集中火力压制敌方火力的军事理论，没有组织有效抵抗进行积极防御，也使清军连连失利，从而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清军连连失城弃地，一路北逃撤回到鸭绿江边上的惨剧。从这点上看，清末所引入的德国陆军军事教育模式和军事理论未必适合当时中国国情。

综上所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陆军和海军在战斗中的各种表现，可以间接反映出甲午战争前，清陆海军在接受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教育模式和军事理论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简言之，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在陆地和海上的战斗失利因素，除了皇权化的落后政治体制、消极的抗战思想、僵化的军事体制以及涣散的军队士气等清军本身的内在因素外，在武器弹药依赖进口，不能确保后勤及时供给的情况下，过分崇信西方军事理论也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