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
一 单位根检验
对综合指数变量以及各影响因素变量（控制变量）取对数后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到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变量。于是可以用协整检验对各变量进行检验，研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二 协整检验
（一）理论模型
时间序列数据是计量经济学中经常使用到的两类重要数据之一，对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处理与对横截面数据的处理有所不同。如果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无序列相关的，则可以应用经典假设下的回归分析方法。但关键是在经济研究中所遇到的多数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且各数据间有着高度的序列相关，因此对其进行处理时就要使用不同于普通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的方法，这其中协整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协整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以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为例，如果yt和xt是两个一阶单整变量I（l），那么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常数β, yt-βxt也是一个一阶单整变量。但是，对于某些β≠0的值来说，yt-βxt有可能是一个零阶平稳过程I（0），这意味着它有常数均值、固定的方差以及只与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关的自相关。如果有这样的β存在，我们就说yt和xt是协整的。在计量的意义上，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了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长期关系，这种长期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就体现为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从而意味着经济变量之间在长期之间也有一种内在的相互影响关系。当变量是两个以上时，协整关系判定的原理是相同的。
（二）两变量协整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以上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故而可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本文选取了20年的时序数据作为样本，考虑到自由度的要求，我们首先考虑综合指数Lindi单独与每个其他变量的协整关系（用L表示对数，Lindi、LGDP等表示数据经过自然对数处理）。采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综合指数与所选取的影响因子变量都具有协整关系。得到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以上回归方程表明，在单独考虑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和各个影响因素指标的情况下，本书选取的影响因素指标与金融中心综合指数都存在协整关系，除消费价格指数和出口贸易额两个因素以外，其他影响因素都与被解释变量有正相关协整关系，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内地因素、教育水平因素、进口额等被解释变量显示出较大系数的相关性。下面继续通过实证方法探讨被解释变量与选取的影响指标间的关系。
（三）多变量协整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在保证自由度的情况下，对综合指数指标和任意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一共进行了15组检验，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回归系数比较显著的结果见表2-10。
表2-10 三变量协整回归结果
第一组协整检验表明考虑GDP与贸易总额相互影响的情况下，综合指数与GDP成反比，与贸易总额成正比。第二组协整检验表明GDP与CPI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综合指数与GDP成正比，与CPI成反比。第三组协整检验表明综合指数与贸易总额成反比，与人均GNP成正比。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下面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金融中心综合指数和相关影响因素更为深层的联系。
选取Lindi与中国内地因素指标（Mainlandfactor）；Lindi与经济发展水平（LGDP）；Llindi与基础设施因素（Infrast），Lindi与经济自由度（Freedom）等变量组进行分析，滞后两期，得到的结果如表2-11。
表2-11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内地因素显著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因；在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与基础设施指标这组检验中，基础设施指标显著是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因，而金融中心发展水平不显著是基础设施的原因。可能由于观测值不够，经济自由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在检验中无明显因果关系，最后一组检验表明政府廉洁度显著是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因。而被研究最多的一组变量——金融中心发展水平和生产总值的检验中，得到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显著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经济的发展不显著是金融中心发展的格兰杰因。
三 VAR检验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是Sims在1980年提出的。该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
（一）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定义
以两个变量y1t, y2t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其中u1t, u2t（IID（0,（2）, Cov（u1t, u2t）＝0。写成矩阵形式是：
含有N个变量滞后k期的VAR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Yt＝（y1, ty2, t…yN, t）, c＝（c1, c2, …, cN）′
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因VAR模型中每个方程的右侧只含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他们与ut是渐近不相关的，所以可以用OLS法依次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由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综合指数指标和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动态关系。我们使用VAR详细分析相关影响。考虑到自由度，可以建立两个VAR系统，一个包括综合指数、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总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包括综合指数、真实利率、消费价格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各变量滞后1期作回归的情况。
（二）Lindi与LGDP回归的模型稳定
进行脉冲响应检验，得到的脉冲响应图（见图2-3，图2-4）。回归结果中Lindi对LGDP（-1）回归的系数仅为0.07，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1期滞后项对金融中心发展水平（Lindi）影响甚微，从脉冲响应图（图2-3）上看，LGDP的一次变动给Lindi带来的冲击也很微弱；相反，图2-4显示，金融市场的一丝变化会给实际产出带来较大的冲击，并且一次冲击会经历放大—衰减的过程。
图2-3 金融市场综合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脉冲响应
图2-4 国内生产总值对金融市场的脉冲响应
（三）Lindi与Ltrade得到的VAR模型稳定
同样得到脉冲响应图（见图2-5、图2-6）。
图2-5 金融市场综合指数对贸易额的脉冲响应
图2-6 贸易额对综合指数的脉冲响应
Lindi对Ltrade（-1）的回归系数为1.53，贸易额每增加1%，会带动金融市场综合指数提升1.53%；说明贸易额滞后1期项对金融市场有正相关关系，而从表达式上看，金融市场滞后1期项对贸易额有正的影响，但系数很小，可以说影响甚微。从脉冲响应图来看，贸易额的一次变动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会在2～3期内放大，然后又趋于平稳；而金融市场的变动给香港的贸易额带来的冲击效应并不很大。
（四）对综合指数、真实利率、消费价格指数以及人均期望受教育年限做同样的回归
AR根图显示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各变量对综合指数变量的脉冲响应见图2-7。
图2-7 金融市场综合指数对消费价格指数、真实利率、人均期望受教育年限的脉冲响应
回归结果显示，真实利率、消费价格指数、人均期望受教育年限的1期滞后项都对金融市场综合指数有正相关的影响。脉冲响应图（图2-7）显示，消费价格指数的一次变动，对金融市场短期有一个正相关的冲击，而经过5～6期之后，该冲击会演变成负相关的冲击，长期会趋于平稳，可见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短期内对香港金融市场有提振作用，该冲击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中期，演变成拖累市场的阻力。Real Rate的一次变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整体表现冲击不大，但冲击会持续到中期并放大，长期会趋于平稳。人均期望受教育年限的变动给金融市场带来一个正相关的冲击并逐渐趋于平稳。
（五）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与内地因素指标进行回归得到的脉冲响应（见图2-8）
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因素一次正的波动会给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带来正的冲击，该冲击在短期内会放大，并长期保持。这与之前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的结果一致。中国内地因素是香港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2-8 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与内地因素指标进行的脉冲响应图
参考文献
Budd, L., “Globalisation, Territory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in Different Financial Centres, ”Urban Studies 32（1995）.
Caroline Van Rijckeghem, Beatrice Weder, “Spillovers Through Banking Centers：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Bank Flows, ”Jou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2（2003）.
Davis, E. P.,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Primary Eurobond Market, London: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No.35（1988）.
Davis, E. P.,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 Indus-trial analysis, London: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No.51（1990）.
Jao, Y. C.,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volution, Prospects and Policies（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 HongKong,1997）.
Jessie P. H. Poon, Bradly Eldredge, David Yeung, “Rank Siz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7（2004）.
Kindleberge,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Princeto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Poon, J. P. H.,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of Capital Markets Am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Growth and Change 34（2003）.
Reed H. C., The Preemin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Praeger Publishers, NewYork,1981）.
Yoon S. Park, “Recent Functional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 Yoon S. Park and Musa Essayyad（eds）,（Boston, Mass:Kluwer,1989）.
Zhao, X. B.,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Cent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Kong:A Geography of finance Perspective”.Urban A fairs Review 38（2003）.
干杏娣：《开放与成长》，载于上海市金融学会《论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干杏娣：《试论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基本动因与政府介入》，《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高洪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胡坚：《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与上海的选择》，《经济科学》1994年第2期。
胡坚、杨素兰：《国际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兼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黄解宇、杨再斌：《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潘英丽：《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上海投资》2003年第10期。
潘英丽：《论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苏立峰：《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演进规律的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杨再斌、黄解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兼论上海与新加坡的国际比较》，《美中经济评论》（美国大卫生版公司），2004年第10期。
姚洋、高印朝：《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金融论坛》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