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

一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与意义

（一）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来源于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只有保持环境与经济协调，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二是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环境与经济是可以协调发展的。”综合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思想，总的来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生态环境是区域开发的基础，对区域开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区域开发的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区域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因此区域开发必须顺应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开发的规模和强度应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限，注重开发质量，才能保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环境是可以被认识和利用的，人类作为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员，在系统中起着特殊作用，不仅是系统的构成者，而且是系统的调控者，具有认识、利用、改变、保护自然环境的调控能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即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是可以协调发展的。也就是说，区域开发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破坏环境，同样的，保护环境也并不是不要开发利用资源，而是要合理开发，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如对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实行恢复性开发和保护性开发。事实上，历史上并不乏区域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实例，如我国西汉时期，战胜匈奴后，西汉大量向河西走廊移民屯垦，开渠筑坝，并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那里的绿洲不断扩大，以后的几个朝代也加强了这一带的水利建设，使得酒泉、敦煌等古城周围变成农业发达的绿洲。目前，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也证明，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并不是单纯对立的关系，只要措施得当，二者是可以协调发展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典范——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二）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意义

1．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现实意义

过去，由于人类对于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区域开发往往是单纯地扩大资源开发规模，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导致了区域人类生态系统内部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失调，系统功能受损，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效益低下的局面。就我国来看，由于多年来对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野蛮开发，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面积扩大、河流断流、水资源严重短缺、湖泊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相背离。而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追求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片面经济增长，谋求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只有真正实现了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保证人们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的稳步提高。因此，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价值

许多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对于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存在误解，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区域开发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区域经济增长必然以牺牲区域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保护生态环境，就要放弃区域开发，而要实行区域开发，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从理论上澄清了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即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不仅存在对立关系，同时也存在统一关系，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只能导致区域开发无以为继，丧失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通过建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对开发方式、开发项目、开发配套措施等进行选择和有效的监督、控制，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总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性的理论，可以据此确定区域开发战略和制定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治理等方面的具体对策。

二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渊源和依据

（一）人地关系理论

人地关系理论是当代理论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里所说的人地关系，就是指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应当是：“这里所指的‘人’，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社会人，他们有意识地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组成了社会，因此，他们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所谓‘地’，指的是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由岩石图、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组成。在地理环境中，无机的与有机的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地结合，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域的差异。并且，在人类的活动中不断地被改变着，逐渐地形成了经济、文化、社会化的地理环境。”“人地关系，是指生活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广泛地和深刻地改造、利用地理环境，增强适应地理环境的能力；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人地关系就是由人类与地理环境两子系统耦合而成的系统，即人地关系系统。”

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被推崇为地理学祖师的荷马，其所著《奥德赛》（Odyssey）最早论述了边远地区的土地和居民状况；被称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5年～公元前193年），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货殖列传》，把全国分为江南、山东、山西和龙门、碣石以北四区，并分别记述了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特点，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分析。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的创立者赫特纳（A. Hetter, 1859～1941年）主张把自然各要素和人结合起来的区域地理看作地理学的主体，提出了“区域地理模式”。19世纪后期，法国的维达尔·白兰士发展了古典的人文地理学，认为人类不但受环境的影响，同样也改变和调节自然现象；地理对人类活动提供了若干发展的可能性，究竟采取哪一种，取决于人。

人地关系理论高度重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动态的、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一定的环境只能容纳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以及一定形式与强度的人类活动，地理环境经常地影响着人类，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否取决于人类本身，地理环境是可以被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的，而且这种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的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

（二）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概念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 Alfred）最先提出的，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概念。他的学生庇古（A. C. Pigou）对外部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庇古应用边际分析方法，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边际社会净产量和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差异，最终形成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某人A在向B提供已经给予支付的某种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也对其他人提供了服务或者造成了损害，当A既未能从受益方获取支付，也未对受损方做出补偿时，即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正外部性。他举例对此进行了说明。“资源投入城市中的私人花园时，提供了未获补偿的服务……资源用于植树造林也是如此，因为对于气候所造成的有利影响往往超出造林负责人所作的土地的边界”。“资源投放到防止工厂烟囱排放烟气的事业也是这样”。即当某人的行为附带地给其他人带来了有利影响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时，就产生了正外部性问题。二是负外部性。庇古指出，当一座工厂破坏了周边居民的宁静、一位所有者对自己位置的利用遮挡了其他房屋的光线或者闹市区大楼的建设挤占了空间和游戏场时，就会对附近居民的健康和效率造成损害，如果这种损害不能获得赔偿，就产生了负外部性问题。即负外部性是指某人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了损害但没有给予相应的赔偿。

以企业为例。当企业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有利影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时，正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企业的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产生了偏差，进而使私人产量低于社会最优产量（见图2-1）。MPC为边际私人成本曲线，MPR为边际私人收益曲线（在非垄断的市场条件下，MPR=P）, MSR为边际社会收益曲线。企业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根据边际私人成本曲线MPC与边际私人收益曲线MPR做出生产决策，其私人最优产量为Q。由于企业生产具有正外部性，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R处于MPR的上方，MSR与MPC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为Q′，私人最优产量Q低于社会最优产量Q′。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产量Q是不足的，该产量使得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成本，因此该种资源配置不是最优。

当企业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损害而没有支付相应的赔偿时，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微观经济单位的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产生了偏差，进而使私人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产量（见图2-2）。企业的私人最优产量为Q。由于企业生产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SC处于MPC的上方，MSC与MPR决定的社会最优产量为Q′，私人最优产量高于社会最优产量。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产量Q是过剩的，该产量使得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收益，因此该种资源配置不是最优。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而环境保护和治理则是正外部性行为。由于没有将环境成本正确地计入商品和劳务价格中，因而提供商品和劳务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经济学角度看，正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因此，按照庇古的研究思路，“利己主义将不具有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值的倾向。于是，有理由期望在正常的经济过程中采取某些特殊的干预行动”。即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依靠政府力量，通过采取政府补贴或征税以及“行政控制”等方式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消除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进而使私人最优产量与社会最优产量相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产权理论

在庇古关于环境的外部性理论研究基础上，有些经济学家从产权角度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展开了探讨。如奈特、埃利斯和费尔纳都曾提出将稀缺资源划定为私人所有以克服外部不经济的观点。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则从交易成本角度对通过明晰产权方式解决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提出论文将要分析的问题是“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在这篇论文中，科斯对庇古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庇古研究外部性问题采用了“错误的分析方法”，从而得出了“错误的政策结论”。科斯认为，研究环境外部性问题不应“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探求如何制止甲，而应考虑总的效果，即“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科斯认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不在于一方或另一方，而在于双方以不一致的方式使用相同稀缺资源的愿望，因此不应该将卷入外部性的当事人视为作恶者和受害人，应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科斯以钢厂排放烟尘而导致附近一家洗衣店的洗涤成本增加为例，揭示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条件下，通过二者协商同样可以使资源配置富有效率。他认为，“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结果”。因此，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通过政府干预方式缓解环境负外部性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则政府的干预政策可能是错误的。而无论产权如何配置，通过私人协商取得的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因此，他主张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私人协商的方式而非庇古主张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解决外部性产生的环境问题。

科斯所提出的产权理论给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方法的运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产权被很好地界定、执行，并且可以转让；必须存在一个高效率且充满竞争的系统，使得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能够坐到一起协商如何使用环境产权；必须存在一系列的市场，使得产权的所有者能够实现环境资产的全部社会价值。”由于多数环境产品如空气、河流、森林等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和确定社会价值的，而且污染通常涉及的个体较多，巨大的交易成本将极大地降低利用明晰产权方式确定有效排污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四）公共物品理论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则在庇古对环境外部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公共物品角度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做了进一步阐述。在萨缪尔森多次再版的《经济学》书籍中，指出公共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劣品”则“是一种向一个群体强加成本的公共品，是一种消费或生产行为的副产品”。他举例说明了公共劣品，如燃烧矿物燃料使得全球气温升高，使用化学产品、能源产品和汽车而导致的空气和水的污染，能源生产厂商排放的硫化物经过漫长的转化过程形成酸雨，氟利昂的累积而导致的臭氧层破坏，等等。他还指出，造成外部效应的人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即环境负外部性“是无意识但都是有害的经济行为”。萨缪尔森通过“成本-收益”方法，指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失灵，“没有管制的市场经济会产生一定水平的污染（或其他外部性），在这个水平上，控污的私人边际效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效率要求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在一个没有管制的经济中，会产生太少的控污行为和太多的污染”。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萨缪尔森总结了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通过直接控制或财政激励来引导厂商矫正外部性”。萨缪尔森从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政府管制对于控制环境污染的必要性，为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内生增长理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后，许多经济学家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探求经济增长条件下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由于增长能否可持续是内生增长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其主要分析工具——汉密尔顿（Hamilton）函数实质上考虑到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因此在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时，经济学家很自然地将环境因素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 Howitt）在Stokey利用AK模型分析环境污染的基础上，利用熊彼特（Schumpeter）模型对环境污染进行了分析。

Stokey假设最终产品由一系列已知的技术生产，其差别仅仅在于不同技术的清洁程度z不一样。用z ∈ [0, 1]衡量已有技术的不清洁程度，则污染流为：

P=Yzγ（γ＞0）

在AK模型框架下，总产出函数为：

Y=AKz

Aghion与Howitt将Stokey模型置于Schumpeter理论框架下进行了研究。在Schumpeter理论框架下，对于Stokey模型，修正生产函数为：

Y=Kα（BL）1-αz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B表示平均质量，L为劳动力。

假设经济中的创新频率与研发投入量成比例关系ηn，其中η为正的研究技术参数，表示对单个研究人员而言创新发生的泊松抵达率；σ表示创新流推进经济的技术前沿的速率。则支配智力资本运动法则的方程为基本创新方程：

B=σηnB

需要最大化的汉密尔顿函数为：

H=u（c, E）+λ [Kα（B（1-n）1-αz-c）]+μησBn-ζ {Kα[B（1-n）1-αzγ+1+θE]}

三个控制变量c、z和n的一阶条件为：

第一个欧拉方程为：

假设效用函数为可加等弹性函数，用一阶条件，该欧拉方程可写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模型中，，只要智力资本B的增长速度快于有形资本K，且足以抵消z的下降，那么（BL/K）1-αz可以永远不变，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

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随着产出的增加，最优的污染强度降低，而降低污染强度提高清洁技术的成本意味着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如果增长是无限制的，最终边际产出将低于时间偏好率，从而使增长停滞。而Schumpeter模型将资本区分为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智力资本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污染并不能使其边际社会产出减少，只要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有形资本积累，边际产出下降的趋势就可以由智力资本的积累所抵消。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知识和技术创新是避免环境灾难、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外部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经济原因，而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方法则主要有三种：一是庇古主张的通过征税或补贴的方式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二是萨缪尔森主张的通过政府的直接管制矫正环境市场失灵；三是科斯主张的通过明晰环境产权的方式由私人协商获得有效率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对于很多环境资源来说，首先，明确界定其产权和准确核定其价值非常困难；其次，私人协商通常需要以完全信息为前提，而完全信息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私人协商成本——特别是涉及很多人时——通常也较高。因此，“如今人们形成一种共识：虽然明确分配产权会解决有些外在性问题，但大多数的外在性，特别是有关环境的外在性问题，还需要更多积极的政府干预”。由于在一定时期技术进步具有局限性，而且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所指出的，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益。同样，在技术水平既定时，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导致不同的环境效果。因此，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使技术发挥最大的环境保护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区域开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实现途径，必然受到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为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内生增长理论则从理论上证明了通过知识和技术创新方式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从而为解决区域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路径。而早期的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与和谐社会理论，则从理论上明确了区域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方向，从而丰富了区域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使区域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

三 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

在人类对于自身与周围环境关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论”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进化的最终目的，自然界是供人类随意利用，并按人的主观需要安排的东西。如德国社会学家威廉·狄尔泰就认为“自然是不会说话的哑巴，不管怎样对待它，它都无能为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类经济活动固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生态环境同样会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限制作用。

（一）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区域开发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拓展，其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改造区域原有的生态环境系统使其更符合人类需要，因此区域开发可以说是人类经济活动中对生态环境作用最强、影响最大的一种行为。从影响效果来看，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之分。纵观人类开发历史，由于早期人类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地对自然环境进行掠夺式开发，从而导致人类区域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极为显著。

自从定居农业出现以来，人类为了获得食物、创建住所以及从事工业和商业，一直在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开发，农田、牧场、居民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以及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占据的面积都代表着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有资料显示，农业作为历史上人类开发自然资源改变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总共取代了温带和热带森林的1/3，以及天然草地的1/4，人类已将世界上大约29%的陆地面积开发成农业、城市或高楼林立的地区。

就森林资源来看，据世界粮棉组织1995年估计，全球森林面积约为34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面积的27%。自农业时代以来，人类的开发活动导致全球森林覆盖率已经减少了至少20%，甚至有可能达到50%。自1980年以来，工业国家的森林面积略有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森林面积却减少了约10%。热带森林的砍伐面积可能每年超过13万平方公里。全球不足40%的森林相对未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除加拿大和俄罗斯之外，工业国家内的大部分森林处于“半天然”状态或转变为人工林。

森林除了可以减缓水土流失、过滤污染物、涵养水源、调节水量之外，还蕴藏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对于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如促进植物生长或养分保留）、帮助生态系统从环境灾害（如大风、风暴）中恢复过来以及适应长期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Gowdy, 1997）。尽管世界绝大多数的物种尚未被查明，科学家们仍认为这些物种至少一半，甚至2/3以上可能存在于森林生态系统，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Reid and Miller, 1989）。由于森林资源减少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世界范围的物种灭绝速率在近几个时代急剧上升，对现存物种总数和现在灭绝速率的估计虽然多种多样，但最保守估计也认为目前的物种损失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3～4倍，一些科学家估计，按照目前的灭绝速率，世界上只有现存物种的一半能持续到21世纪末。

工业革命后，人类大规模的工业产业开发导致目前空气污染极为严重，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显著高于工业革命前。不仅如此，人类每天消耗大量煤炭、石油等燃料，向大气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据资料统计，1755年，源自矿物燃料和水泥生产的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11×106吨，当年累积排放量为55×106吨；至1995年，源自矿物燃料和水泥生产的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为23838×106吨，当年累积排放量达到931781×106吨。240年间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增长了2166倍。根据联合国近日公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升高0.74℃。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上升1.9～4.6℃。这一趋势如果持续千年，会最终导致格林兰冰盖的完全消融，海平面因此将升高约7米。气候变暖将给人类和许多动植物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增加；由于降水减少、蒸发量加大，缺水干旱的状况将加剧；高温、热浪、台风、强降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及强度将增加。

自然灾害作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外在表现，从历史数据来看，呈加剧趋势。以我国为例，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以土地为主要开发对象、以农业为主要开发项目的封建社会，随着人类粗放式的毁林、毁草开荒种植范围的不断扩大，各种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虫、雹、霜、疫、风等）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快，受灾程度越来越深，受灾区域也呈扩大趋势。我国春秋时期至清朝不同时期年均自然灾害发生次数见表2-2。可见，在这一时期，除五代时期的53年外，有统计年份的年均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均是上升的，这固然有自然界自身活动规律的影响，但人类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可见一斑。

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可以粗略地概括为直接有利影响和间接有利影响两个方面。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直接有利影响是指人类的开发活动直接产生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结果。人类通过兴修水利工程的方式对流域进行开发产生的积极影响比较显著。如东汉时期，为保证农业开发的顺利进行，汉明帝派遣王景“修渠”（汴渠），“筑堤自荥阳（河南荥阳）东至千乘（山东利津）海口千余里”，在王景“裁弯取直、防御溜冲、多立水门、分疏水势的计划措施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八百多年没有大患”。在辽宁省“95·7”特大洪水中，水库和河堤等水利基础设施在保障生态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7月末8月初，辽宁省辽河、浑河、太子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位于这三条河中上游的清河水库、柴河水库、大伙房水库和观音阁水库，充分发挥削峰、错峰和一定的拦蓄作用，使洪涝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据资料统计，辽河东侧的清河水库和柴河水库入库最大洪峰流量分别达5330立方米/秒和2870立方米/秒，洪水分别为100年和50年一遇的标准。经过这两座大型水库后，洪峰流量分别被削减58%和73%，使辽河干流最大洪峰流量控制在4950立方米/秒，低于辽河河道5000立方米/秒的最大泄洪能力，辽河大堤安然无恙。浑河发生自188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大伙房水库最大入库洪峰流量达10700立方米/秒，超过百年一遇；7天入库洪水总量15.4亿立方米/秒，相当于千年一遇的标准。经科学论证，将大伙房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定为552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流量48.4%，保证了抚顺、沈阳两大城市的安全。太子河上尚未竣工的观音阁水库最大入库洪峰流量3060立方米/秒，洪量5.2亿立方米，水库将洪水全部拦在库中，使得太子河中下游平安无事。初步匡算，在辽宁省“95·7”特大洪水中，4座大型水库和辽河大堤等水利工程减少洪涝损失近200亿元。

区域开发对生态环境的间接有利影响则是指通过开发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可以增强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经济实力越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可以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资越多。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环保投入数据均说明了这一点。从纵向来看，以我国为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绝对数量逐年增多，且增幅较大。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见表2-3。1986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仅为73.9亿元，占GNP的0.76%；2005年，增长到2388.0亿元，占GDP的1.30%。从横向来看，发达国家的环保意识和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的环保费用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普遍好于发展中国家。就环保意识来看，以森林面积为例，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中的数据表明，1990～2005年，世界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为8348.4万平方公里。其中，低收入国家年均森林面积减少量为4834.3万平方公里，下中等、上中等和高收入国家该指标分别为3397.0万平方公里、830.8万平方公里和-713.7万平方公里（见表2-4）。从总体来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环保意识越差，毁林现象越严重，森林面积减少量越大；而高收入国家同期的森林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年均713.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增加。就环保投资来看，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的环保费用占GNP的比重见表2-5。1970～198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的环保费用占GNP的比重分别为1%～2%和0.5%～1%。可见，从相对数来看，发达国家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的环保费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从绝对数来看，其数值差距则更大。就城市空气质量来看，世界银行发布的《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统计的世界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指标显示，发达国家的城市空气指标普遍好于人口、气候条件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

（二）生态环境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条件

任何区域经济活动都是以区域的自然环境为基础进行的。在进行区域开发、制定开发规划时，区域自然环境是首先应考虑的因素。生态环境是区域开发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生态环境的资源特性是区域开发得以进行的基础。生态环境是由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系统，具有环境与资源的双重属性，是人类生存不可替代的物质，是经济活动难以缺少的投入要素，它提供了能源和原材料等人类开发活动所必需的物质。人类无论从事何种开发活动，所需的原料和燃料最终都来自自然环境。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状态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有效地满足人类开发的资源需求，而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提供资源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将被削弱，从而限制区域开发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生态环境构成区域开发的必要条件。任何区域开发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核心展开的，人类进行区域开发的最终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区域生态环境保证了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一定的环境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人以及一定形式与强度的人类活动，从而构成区域开发的必要条件，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对于一个自然环境无法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区域，开发根本无从谈起。如广袤的沙漠区域（沙漠绿洲除外），由于缺少水这一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自然就无法对其进行开发。对于已开发区域，如果开发活动严重破坏了区域生态环境，也将导致区域开发无法继续进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中国的古楼兰王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楼兰，古又称鄯善，处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下游，《汉书·西域传》称其“地沙卤，少阳，寄田仰谷于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楼兰是古丝绸之路南北分支交会处的一个重要国家，曾经鼎盛一时，但在公元6世纪忽然消失。以往人们将楼兰古国的消失归之于丝绸之路的衰落、海路商运日趋发达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对楼兰古国旧址进行的科学考察工作揭示，楼兰文明消失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有关。由于长期以来滥伐树木，过度放牧，加之塔里木河上游河水的无节制使用，使当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结果导致当年水草丰美的国家最终被沙漠吞没。此外，由于现代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造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了稳定以及支持其创造性劳动，必须为其提供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空间，而这种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空间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环境质量的基础之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李小建，1999）。

再次，某些开发活动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做保证。在人类发展早期，由于区域开发主要是针对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因此自然环境对区域开发的限制作用极为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替代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自然资源对区域开发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弱，但某些区域开发活动依然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做保证。例如农业开发，对光照、降水、温度、土壤等区域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某些农产品只能在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下生长才能具有特定的品质，自然环境对区域农业开发项目的选择具有较大的限制作用，如对东北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就必须选择适应东北地区气候、土壤等特点的大豆、玉米、水稻等种类的农产品，而不能选择香蕉、芒果等亚热带、热带水果。再如区域旅游开发，除少数针对历史价值和民俗的旅游开发外，通常要求当地具有典型的、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如长白山天池、黑龙江五大连池、海南热带环境等。

最后，生态环境对区域开发的基础作用还表现在各种人为原因造成的灾害损失对区域开发效果的影响方面。人类无论进行何种区域开发活动，总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将一定数量的废物排入周围环境。环境容纳污染物质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称为环境容量。功能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自调机能，对于环境容量限度内的污染，可以通过扩散、贮存、同化等作用减少人工处理设施的投资与费用；而遭到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则不仅将增加环境治理费用，而且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并以各种自然灾害的形式将这种污染和破坏表现出来，导致人类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区域开发活动难以达到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黑风暴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美国西进运动中，由于开拓者将大面积的草场开垦为农田，种植小麦，严重破坏了处于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原植被，从而为沙尘暴的形成提供了条件。1934年5月12日，在美国刮起了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的沙尘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刮起了约3亿吨地表土，几乎横扫美国2/3的领土，使9亿亩耕地受到危害，冬小麦严重减产，大片农田、牧场毁于一旦。

总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区域开发必然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生态环境对区域开发活动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只有保持二者的协调，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