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时期的库尔德问题

这一阶段主要指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共和人民党（CHP）一党执政结束。其间，1938年11月“国父”凯末尔去世；1946年土开始实行多党制，启动民主化进程；1950年民主党上台，共和人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局面结束。

这一时期库尔德问题的主要特点是，土政府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思想，大力建设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系统推行土耳其化政策，对库尔德人实行同化，同时严厉镇压库尔德反政府叛乱活动。1924~1938年被称为库尔德人的“叛乱年代”。据统计，这期间土耳其共爆发18场武装叛乱活动，其中16次为库尔德人叛乱。有重要影响的大规模库尔德反政府起义主要有3次：1925年谢赫赛义德（Sheikh Said）起义、1927~1932年亚拉腊山起义和1936~1939年德西姆起义。

这一时期库尔德的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库尔德人对奥斯曼帝国及昔日生活的留恋，对新生社会制度的不理解。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民族政策总体上较为宽容，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使身为穆斯林的库尔德人未受什么民族迫害，并一直被允许保留其民族特性和相对独立的生活。而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带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特征，这使库尔德人感到惶恐。《洛桑条约》第39条规定，土耳其不得在私人交际、商业、媒体、出版和会议等场合对使用非土耳其族语言采取限制政策，但这一条并没有得到遵守。共和国成立后，土政府下令禁止库尔德语，罢免东部地区很多库尔德高级官员，撤销含有“库尔德”“库尔德斯坦”名称的所有地图和官方文件，要求以土耳其语来替代东部地区的库尔德地名。此外，库尔德人多为逊尼派，对苏丹的哈里发头衔高度认同，哈里发在库尔德人心目中地位崇高，神圣不可侵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和1924年3月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使保守的库尔德人非常震惊。他们本以为土独立战争是为了挽救苏丹制度，但新生的土政府采取的激进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却是为了消灭苏丹制度，消除伊斯兰属性。可以说，凯末尔主义者发动的政治文化革命并未能与大众很好地进行对接。1924年，凯末尔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在推动库尔德反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25年，谢赫赛义德发动叛乱很大程度上跟废除哈里发制度有关。有专家认为，赛义德起义在性质上主要是宗教反抗，而非库尔德民族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土政府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也触犯了习惯了不受约束的库尔德部落领导人的利益。因此，土独立初期库尔德反抗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反对中央控制、反对建立中央集权的性质。

1．1925年谢赫赛义德起义

1924年3月3日，土政府宣布废除苏丹制度，并要求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及王室成员在24小时内离境。4月，又宣布立法权属于大国民议会（TBMM），取消宗教与教会地产事务部，关闭独立的宗教学校，废除宗教法庭。1925年，土政府下令禁止各种苦行僧团，关闭其住所、圣殿和陵墓。这一系列惊人举动使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土耳其国民感到十分震惊，土各地很快掀起了恢复哈里发运动。1924年，库尔德独立委员会在比特利斯发动起义，但很快遭镇压。1925年2月，皮兰地区的库尔德部落首领谢赫赛义德发动起义，呼吁通过发动圣战推翻世俗政府，恢复哈里发制度，并推选苏丹哈米德的长子穆罕默德·萨利姆·埃丰迪（Mohammed Selim Effendi）为新的哈里发。起义军组建了一个最高指挥委员会，成员包括前奥斯曼帝国东部军团总司令哈扎姆·卡拉贝克帕夏、前奥斯曼库尔德骑兵司令尤素福贝伊。起义领导人多来自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自由”（Azadi），如基卜兰部落（Jibran）酋长哈立德（Khalid Beg, ?~1925）。2月14日，赛义德颁布法律，宣布达尔希尼（Darhini）为“库尔德斯坦国”首都。一个月时间起义军就占领了库尔德斯坦约1/3的领土。3月中旬，起义军又占领了宾格尔、锡尔特北部等地。起义很快扩展到了14个省份，丽斯、穆什等地的库尔德部落纷纷加入。土政府随即宣布在东部地区实施戒严。3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赋予政府特别权力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两年独断权力并在安卡拉成立了拥有立即执行死刑权力的特别法庭，负责审判参与东部叛乱的犯罪嫌疑人。土政府宣布谢赫赛义德一伙是“宗教狂热分子”，谴责库尔德人的反叛是违背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为，指责他们企图从土耳其分裂出去，并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统一。在调动军队镇压的同时，政府竭力拉拢库尔德部落，从内部瓦解库尔德人。4月初，土军发动总攻。由于亲信背叛，赛义德与其他重要领导人，如谢赫阿里、谢赫阿卜杜拉、拉希德贝伊、卡泽姆·伊斯马仪等25人被捕，起义军的许多成员逃亡叙利亚等国。土政府重建了独立法庭（曾于1923年成立，用以从快、从严惩处反对派，国家安全法庭的前身），对起义者进行审判。6月30日，谢赫赛义德及其52名同伴被绞死。起义期间，共有约206个村庄被毁，8758幢房屋被夷平，15200人被杀。赛义德起义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库尔德人的第一次重大反抗斗争，对土库尔德民族运动以及土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影响深远。

起义结束后，土政府开始重视库尔德分裂活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第一，起义后，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大约8万土军长期驻扎在这一地区，并实施戒严。第二，起义后，土政府开始大量移民，将库尔德人迁移到西南部地区。1925~1928年，大约100万库尔德人被迁移别地安置，数万人死于路途之上。第三，土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库尔德民族主义活动。起义期间政府颁布了《重建秩序法令》，赋予地方政府全权去处理任何危害国家稳定或社会秩序的活动，不仅取缔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出版物，还禁止成立工会，下令取缔共和进步党和各种库尔德组织，禁止穿戴传统库尔德服饰。1927年独立法庭被取消，其间共有7400名库尔德人被逮捕，660人被处决。1927年6月25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1164号法律，授权在库尔德地区设立总检察官（inspectorate-general）一职，授予其签署法院命令、保护地方安全、必要时可驱逐该地区居民等特权。1928年11月，土宣布采用拉丁字母，废除阿拉伯字母，并开始净化语言行动，推广土耳其语。第四，对摩苏尔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土镇压库尔德人叛乱促使摩苏尔省许多库尔德部落决心选择留在伊拉克，而不并入土耳其。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国联摩苏尔委员会的报告。第五，起义后，土耳其库尔德运动失去了其宗教性和奥斯曼主义特征，转变为彻底的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第六，大量土库尔德人逃亡叙利亚并定居下来，成为叙日后“无国籍库尔德人”问题的肇始。

2．亚拉腊山库尔德起义（1927~1932年）

1927年8月，各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在黎巴嫩举行会议，组建库尔德全国联盟（National Kurdish League），参会代表来自库尔德斯坦复兴协会、库尔德独立委员会（Khoybun）和库尔德社会委员会（Kurdish Social Committee）等。起义得到了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达什纳克会（Dashnak）以及苏联支持的“国际少数民族运动”（The Inter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组织的支持。会议决定在靠近亚美尼亚边界的亚拉腊山发动起义，来自比特利斯省的伊珊·努里帕夏（Ihsan Nuri Pasha, 1896~1976）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宣布库尔德斯坦独立。1928年，起义军占领了凡湖周边地区如凡城、比特利斯市等。到1929年，起义军控制了从亚拉腊山到凡湖以北和比特利斯地区之间的广大区域，并建立了由易卜拉欣帕夏领导的政府。1930年5月，土军调动6万多大军，100架飞机进攻亚拉腊山。不久起义被镇压。努里帕夏逃亡伊朗（1976年在德黑兰去世），很多领导人被捕并被处死。约100名库尔德知识分子被装入麻袋沉入凡湖。1930年8月，土总理伊诺努公开宣布：“在外国势力的阴谋煽动下，我们东部地区叛乱已持续5年，但今天它们大势已去。在这个国家，只有土耳其民族有资格享有民族和国民权利，其他民族不可以享有这一权利。”其间，土耳其与伊朗政府进行了合作，土向伊允诺将把亚拉腊山东部的部分前伊朗领土退还给伊朗，随后伊朗允许土军进入伊朗境内包围起义军并切断了其逃入伊朗境内的撤退路线。1932年1月23日，土伊签署了边界条约，最终确认了历史上的边界走向。同日，两国还签署了土伊友好条约以及仲裁条约。

起义期间，土政府重新恢复了《维持治安法》和特别法庭，并颁布了第1850号法，规定从1930年6月20日至12月10日，任何机构和个人在起义地区因追捕和歼灭叛乱分子而作出的任何行为不被视为犯罪，不受追究。这实际上是放纵军队对库尔德人进行屠杀。1930年8月30日，社会党国际（IOS）通过决议谴责土政府屠杀库尔德人，“镇压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为遏制库尔德人争取自由所需的行动”，并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土政府正在进行的“大屠杀”。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也批评土耳其政府，称“刚刚还在为自身独立而战的土耳其人，现在却去镇压要求独立的库尔德人。多么奇怪啊！一个自卫型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侵略型的民族主义”。

这次起义之后，土加速实施同化政策。1932年5月5日，土政府通过了迁移库尔德人法律，规定将库尔德斯坦划分为四个区，其中第四区为“出于卫生、原材料、文化、政治、战略和公共秩序等原因”之需建立的禁入区，将完全清空该区域内的库尔德人。根据法案，大量库尔德人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各地，同时向库尔德斯坦迁入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在接纳库尔德移民的城镇中不得超过当地人口的1/10。母语非土耳其语的民族不得建立自己的城镇、村庄和城市，不得成立艺术家协会、工会。1932年冬，百万库尔德人在土军押送下开始背井离乡，向外迁移。这一法律对库尔德地区的人口结构、社会制度，尤其是传统部落结构造成了很大冲击，削弱了库尔德酋长、谢赫的作用。从该法律通过之日起，库尔德人开始被官方称为“山地土耳其人”或“东部土耳其人”。在20世纪30年代，在公共场所讲库尔德语将被罚款，每个单词5个库鲁（kurus，土货币单位）。

3．德西姆起义（1937~1938年）

德西姆地区的库尔德人一直有反抗中央的传统。1926年土内政部一份报告就强调有必要对该地区采取强硬措施。依照1932年的迁移法，德西姆属于需清空的库尔德省份。1934年6月1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重新安置法》，加快了同化进程。1935年12月25日，第2884号法（《通杰利省行政法》）将德西姆省更名为通杰利省。土政府开始在库尔德各地建立学校，修建道路和军事哨位，并驱逐库尔德人，遭到德西姆库尔德人强烈反对。1936年6月6日，土政府在该省设总检察官，加强控制。1936年11月1日，总统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演讲时表示，德西姆的库尔德形势“已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内部问题”。1937年3月，因一起土军人强奸库尔德妇女事件，当地发生严重冲突。随后政府军开始调兵镇压。当地部落推举谢赫赛义德·瑞扎（Seyid Riza）为领袖，发动起义。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大约200平方公里的地域，其中包括德西姆省、宾格尔省和埃拉泽省。1937年5月，土空军对起义军实施轰炸。9月，谢赫被捕。11月，谢赫及其两个儿子和数名部落领导人受审后被处死。1938年2~9月，土军彻底肃清了该地区的残余库尔德武装。土内政部长在大国民议会公开宣布，“不再有库尔德问题了，匪徒已经被军队教化了……”土政府下令将所有参加这次起义的库尔德人驱逐到其他省份。根据第四检察官的官方报告，土军共打死13160名平民，驱逐11818人。有专家称约有4万人被杀死。库尔德人声称有约7万人遇害。许多部落领导人投降后被枪决，妇女和儿童被烧死。1937年8月11日，两名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家伊玛目·卡塞姆和伊斯玛仪·哈基呼吁伊拉克政府和外国政府干涉土耳其的灭绝库尔德人政策，指控土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并要求国际社会派遣由中立国家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德西姆地区的情况。很多库尔德人将德西姆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罪行。2008年10月14日，库尔德笔会（Kurdish Pen）通过决议，称土耳其在德西姆起义中犯有种族灭绝罪。不过，土政府认为这一事件被严重夸大。2011年3月，土一家法庭作出裁决，称德西姆事件不构成种族灭绝罪。有学者认为，依照国际法，此事件属于种族文化灭绝，因为它旨在消灭库尔德语言和民族特性。2011年11月，土总理埃尔多安为德西姆惨案代表国家公开向库尔德人道歉，称1936~1939年土军杀害了13806人。

德西姆起义后，在政府的严厉控制和镇压下，土库尔德暴力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很长的沉寂期。二战期间，土东部边境地区库尔德部落领导人谢赫赛义德·毕罗基（Said Biroki）于1943年7月发动起义，要求库尔德自治，但不到一个月就被镇压下去。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库尔德武装暴力反抗运动才重新恢复。

土独立战争期间，凯末尔曾认可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表示奥斯曼国家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共同祖国，还提及库尔德人实行自治的可能性，但这主要是为了换取库尔德人对独立战争的支持。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对库尔德人的态度立刻发生转变，在镇压库尔德人叛乱的同时，开始了系统的大规模土耳其化进程。凯末尔对库尔德人的认识奠定了长达90年的土政府对库尔德人政策的坚实基础，也构成了土库尔德政策的核心内容。凯末尔个人对新生土耳其的理解及其构建现代化土耳其国家的一系列思想是形成土库尔德政策的关键因素，凯末尔主义则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凯末尔党人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崩溃源于其落后于西方文明，缺乏凝聚力的民族-宗教多元社会是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土耳其共和国要实现现代化，跻身当代文明国家行列，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构建一个世俗、共和的同质民族国家。在新国家里，主权在全体国民，国民特性必须在不分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和统一。而要这样一个同质的国民性或民族（nation）或国族，必须在土耳其主体国民土耳其人（Turkish）的基础上建立，这样土耳其化就成为这一政策的核心，而对被视为未开化的土最大少数民族库尔德人进行同化则是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政府需要重新构建土耳其历史、推行土耳其语、推广土耳其族文化。1925年土成立土耳其历史学会，主要任务是重塑土耳其人历史，将库尔德人等其他少数民族纳入突厥民族历史框架之中。在努力重建土耳其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土政府建立了土耳其民族是文明民族的概念，凯末尔主义精英如土军队则是文明和开化的象征。而库尔德人自然是需要施以文明教化的未开化民族。库尔德人的叛乱推动了凯末尔加速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并加深了土精英对库尔德人的印象，即库尔德人是经济上贫困、社会文化上为传统部落式结构、宗教上狂热的一个野蛮民族，库尔德斯坦则是一个充满动荡、盗贼泛滥、封建迷信盛行的荒芜之地，其存在是对土领土完整的一个内部威胁，是需要下一剂文明猛药才能提高文明程度的地区。1925年，土内政部长提交了一份关于谢赫赛义德叛乱的报告——《东部改革报告》，建议以殖民方式来管理库尔德地区，并通过强迫重新安置来对该地区进行土耳其化。凯末尔有句名言，“那些未开化的民族注定要被文明民族踩在脚下”。凯末尔的主要伙伴、接班人伊诺努1925年公开表示：“我们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构成我们凝聚力的唯一因素。在一个土耳其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目前没有其他因素具有那样的影响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不惜代价对生活在土耳其祖国的非土耳其人进行土耳其化。我们将摧毁一切反对土耳其人或土耳其主义的那些人。”凯末尔主义主要思想家、土司法部长马赫穆特·伊萨特·波兹库尔特（Mahmut Esat Bozkurt）将官方的立场阐述得更清楚，他说：“朋友们和反对者都听着，这是我的坚定观点：土耳其人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上帝和唯一的主人。那些非纯正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只有一个权利，即做仆人和奴隶。”

为了使库尔德人忘却其民族特性，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身份，采取措施使其忘却民族记忆，去除其民族特性，削弱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特性。库尔德人在官方的话语中不再作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存在，也不再是“兄弟民族”，而是“山地土耳其人”。土政府指令历史学家为库尔德人重新构建民族历史，并纳入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民族历史框架之中，新的历史观声称库尔德人是一群已经“忘记”其土耳其特性或土耳其起源，需要告诉其真相的“山地土耳其人”。1936年出版的由土耳其语言研究所编辑的土耳其词典将库尔德人定义为：这个称谓指的是生活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源于土耳其族的一个群体或这个群体中的某个成员，他们中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而讲一种不完整的波斯语。与此同时，库尔德语、传统服饰、民族音乐以及其他库尔德文化都被禁止。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广泛承认和使用的“库尔德斯坦”一词被从所有地图和官方文件中取消，库尔德城镇和乡村的库尔德语名字被土耳其名字取代，显示库尔德人存在的历史遗迹、纪念碑被毁坏。土耳其建国后，大量地名被更改，其中主要是将少数民族地名更改为土耳其语地名，集中在土东部和黑海东部沿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有专家称，土地名更改数量巨大，其中希腊语地名4200个，库尔德语地名4000个，亚美尼亚语地名3600个，阿拉伯语地名750个，亚述语地名400个，格鲁吉亚语地名300个，拉兹语地名200个，其他50个。土官方机构“地名更改特别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为12211个，包括乡村、城镇、城市、定居点。像通杰利（原名德西姆）、加齐安泰普（原名Dîlok）、乌尔法（原名Riha）、哈卡里（原名Colemêrg）、迪亚巴克尔（原名Amed）、巴特曼（原名êlih）等省名均为更改后的土耳其语地名。历史上的皮兰（Pilan）地区被改为迪戈（Dicle）。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其中口号如“我为自己是一个土耳其人感到非常高兴”“一个土耳其人等于整个世界”“一个语言，一个民族，一个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