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等级式权力”到“能动式权力”
——兼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摘要：等级式权力与能动式权力是吉登斯根据西方当下和未来政治模式所提炼出的一组关于政治形态的概念。建立在配置性资源基础之上的“等级式权力”强调权力的压迫性与经济性，凭其运作的解放政治在晚期现代性阶段遭遇“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难题。“能动式权力”强调“生成”的行动者与“生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凭其运作的生活政治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建设性的路径。两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等级式权力 能动式权力 解放政治 生活政治
自文艺复兴以来，权力成为政治的代言词，权力的形成、分配及其正当化程序是政治的基本主题，权力的概念、特征、内涵以及运行的逻辑方式直接关涉到我们对当代政治的理解。等级式权力与能动式权力是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根据西方当下和未来政治模式所提炼出的一组关于政治形态的概念，本文在对二者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
一 等级式权力——解放政治运作的主要政治形态
（一）等级式权力的特征：配置性资源/冲突论与利益论
以结构化理论的二重性为视角，吉登斯把以往的权力理论划分为主体主义权力观和客体主义权力观，前者视权力“为行动者或组织实现其预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Anthony Giddens, 1979, p.88），过于强调权力的冲突性和压迫性；后者把权力看作“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性质，一种实现大众或阶级利益的媒介”（Anthony Giddens, 1979, p.89），过于强调权力的结构性。在吉登斯看来，上述两种权力观看似存在着对立面，但实际上二者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结构或系统或是由个体的行动者所掌握或执行，因此，二者在行动者、结构和权力的整合问题上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为突破结构二元论，他对权力概念重新界定，指出权力与人的能力密切相关，权力是行动者或组织实现其预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他把权力定义为“行动者所具有的改变能力”，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是行动者最一般、最普遍的一种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包括“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即行动者通过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能力，以及“支配能力”（dominative capacity）即行动者通过诱导他人遵从行动达到结果的能力。
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突出行动者在权力中的地位，那么，权力是否只受制于行动者？在这点上，吉登斯明确表示，“权力只有通过支配结构产生的转换能力才能得以利用”（Anthony Giddens,1982, p.2）。也就是说，支配结构才是权力的直接动力之源，它包括结构中的行动者与进入结构中的资源。吉登斯强调权力本身不是一种资源，但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取决于资源，受资源的牵制。资源在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之间起着一种沟通性的作用，是转换能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同时它对行动者产生支配作用。吉登斯进一步指出，进入支配结构的资源主要有两种类型：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与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前者涉及人类支配物质世界所涉及的各种资源，即“形成控制客体或者物质现象之能力的资源”（安东尼·吉登斯，2010，第47页），它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环境的物质特征，如原材料、物质性权力资源等；二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如生产工具、技术等；三是物质产品。后者指涉人类支配社会世界自身所涉及的各种资源，即“形成控制人们自身能力的资源”（安东尼·吉登斯，2010，第47页），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社会的时空构成），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在社会中的组织和关系），人类生活机会的组织（由自我发展和自我表现的机会构成）。正是这些资源，主体在行动中才呈现改变的能力，权力才具备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特性。
吉登斯将权力中的资源进行划分并且展开逐一审视，其意图在于，就政治哲学而言，不同的权力模式侧重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以已有的权力模式为例，它偏重于以物质世界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变迁为核心的配置性资源，凭此运转的权力模式称为等级式权力。这里，“等级式”不是指以出身血统、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准的封建等级差别，而是指政治权力形式与经济资本结构的等级差别，它具有如下特性。
一方面，等级式权力表明权力与国家权力或阶级权力相关，权力来自像国家或阶级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和高度集中的地方。无论是近代政治还是当代政治，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国家权力，尤其关心与国家运作相关的“权力”的性质及其分配、执行、协调的监督问题，政治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代名词，至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则很少涉及。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的”相互并列，或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由此，国家似乎是某种属于政治性的东西，而政治则是某种属于国家的东西（卡尔·施米特，2003，第129页）。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斗争、冲突自然就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样式。
另一方面，等级式权力不仅与经济利益挂钩，而且还以经济资本（物质资源与财富）为核心基础。在这里，经济资本相当于物质资源与财富。综观权力概念史，不难发现在权力形成与维系的要素中，经济资本处在首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权力的本质属性。换言之，这种权力模式从单一的经济角度来解读政治，利益成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政治沦为攫取经济利益，扩大并巩固经济利益的工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等级式权力的这两个要点跟配置性资源的特性紧密相关。配置性资源既然是形成控制客体或者物质现象之能力的资源，那么它首先跟物质生产、物质资源密切相关。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它将配置性资源置于首要地位，把其等同于生产力，坚持认为配置性资源支配了整个历史，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与国家形成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历史’，不同类型社会中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均导源于这种生产力的增长”（安东尼·吉登斯，1998a，第8页）。此外，它主张配置性资源居于社会组织的首要地位，阶级支配的“抽象模式”也缘起于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经济因素也就是配置性资源在社会变迁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配置性资源跟经济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可避免跟利益、强制、冲突、武力紧密联系，自韦伯把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称为服从以来，以往的权力概念似乎均跟冲突画上等号，博比欧、彼得·伯杰、巴而拉克、巴尔兹卢克斯等人皆指出权力会导致可以观察到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冲突或潜伏着的冲突行为。20世纪权力概念的发展表明冲突和抵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似乎只要权力存在，或者只要行使权力，就必然遭到权力对象的抵制，权力行使者也必然要对这种抵制进行镇压。这种观点被卢克斯总结为：“冲突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规定一种权力特征的实证性检验标准中，如果没有冲突，权力的运用就不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史蒂文·卢克斯，2008，第6页）
（二）“解放政治”的困境：斗争/经济/理性
依靠这种权力概念来运作的政治形态被称为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指的是左翼自由政治理论和实践以前占据的政治领域，可以概括为“生活机会的政治”。从“等级式的权力”视角来看，解放政治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把斗争、冲突设定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样式。解放政治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价值指向和归宿，其基本假设是现在的人处在（如阶级关系）奴役当中，必须不断摆脱各种自然和社会的束缚、限制，使人类获得自由。它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面向未来的改革态度”，解放政治旨在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248页）。后一内涵表明解放政治以人群区分为前提，因为只有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有权者和无权者这样两极分化、差别显著的群体，才谈得上一个群体让另一个群体陷入不幸的状况，才谈得上摆脱他人的“非合法性统治”。因此，解放政治不是要与他人和平共处，而是要消灭他人，从控制他们的那类人群中摆脱出来。
第二，它从单一的经济角度来解读政治。解放政治被吉登斯定义为“一种力图使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247～248页）。它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按照吉登斯的解读，剥削是指一个群体非正当地独占被剥削的群体所不能获得的资源和必需品，不平等指的是任何在拥有稀缺资源上的差异性，压迫是一种事关某个群体用来限制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机遇的特异的权力。这三项定义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个体的不良状态，因此，解放政治，“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安东尼·吉登斯，2002，第137页），所有解放政治的目标都是“要把无特权群体从它们所不幸的状况中摆脱出去，或者是要消除他们之间相对的差别”（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248页）。
第三，它以理性为主要理论依托。理性主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希望用一套抽象原理组成的意识形态来解释世界的一切，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同时，要根据原理来构建现实政治。欧克肖特在这层意义上认为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根本性预设，它不仅导致对政治的现代理解，也支配了现代政治（张汝伦，2009，第169页）。在吉登斯看来，无论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按照“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抽象概念来强化其理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目标，忽视了人的具体存在的现实内容，忽视了对情感等其他非理性问题的考虑，“解放的实际本质，就是没有什么情欲，它把拯救看作是个体或群体在共同束缚的限定框架内发展他们潜能的一种能力”（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250页）。
基于晚期现代性阶段的环境、生活质量和全球性制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当代政治主要模式的解放政治，其重要性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随着全球性共同体的挑战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建构新的权力模式来修正与补充等级式权力。
二 能动式权力——生活政治运作的主要政治形态
（一）能动式权力：“生成”的行动者与“生成”的日常生活
如前所述，权力概念虽然牵涉到行动者的特定目的与意图，但终究受制于行动者本身的资源，它本身并不涉及纯粹的局部利益与集体利益，“权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划分，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也并不一定是压迫性的”（安东尼·吉登斯，1998c，第377页）。吉登斯将权力与冲突、抵抗、最大利益截然分开，撇清冲突论与利益论，坚持行动和权力间的基本联系，无非是想告诉我们，对权力的改造，并非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植根于每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权力及其实施过程，是保障社会共同体协调运作的基本条件，“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Anthony Giddens, 1979, p.377）。吉登斯把包含这种理念的权力称为“能动式权力”，旨在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对于这个概念，他没有给予明确说明，但结合他对权威性资源的分析，可将它的内涵概括如下。
首先，它强调“生成”的行动者。从文艺复兴开始直至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主要围绕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展开，而吉登斯受福柯权力观的启示，重视生命权力的积极作用，觉得国家的权力不是政治的全部，权力还是一种改造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级式权力虽然也取决于行动者，但能动式权力与之相比较，更强调行动者的生成性，表现为权力的源头来自诸多形式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中观意义上的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微观形式上的自我。政治的行动者会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当下的社会具有相当的潜能来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和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行动者。其中，他重点分析了行动者的一种类型——“自我”。作为生成中的自我，自我从来不由外在的自然固定、给定，保持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否定、创新之中。它不仅对自我本身进行反思，而且还对制度进行反思。自我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安排。于国家层面而言，现在的公民是积极反思的公民，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事物，而是可以通过行动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抉择、自我认同、身体等方式实现自主性。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发挥每个行动者的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可以通过对话的形式让个体权力与国家权力协调发展。在这层意义上，能动式权力是一种发挥个人潜能的政治，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一种解决晚期现代性阶段政治问题的可能性。虽然它着眼于行动者，但目的在于思考我们人类如何达到一种新式团结的可能性。
其次，它强调“生成”的日常生活。与建立在配置性资源基础之上的等级式权力相比较，能动式权力是否以权威性资源为基础？权威性资源指形成控制人们自身能力的资源，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即实践在社会中的场所化；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即贝托克斯所谓人类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学”产物，也就是人类沿时空在社会中的分布；生活机会的组织，即行动者在特定类型的社会中取得特定生活方式即自我实现方式的能力（安东尼·吉登斯，2010，第52页）。这三项因素并不直接对应于能动式权力，但都与之相关。如社会时空的组织对应于晚期现代性阶段，为吉登斯政治哲学框定了时代背景。人所创造的各种观念和文化，不管怎样复杂，都离不开身体，身体的生产和关系中的再生产直接与行动者的生成性相关。至于生活机会的组织，它对应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决定，对生活形式的决策有助于提高自我与身体的自主性。简而言之，在等级式权力中，行动者的能动性根据行动者占有经济资源能力的不同拥有对其他行动者不同程度的支配能力。在能动式权力中，“生成”的行动者根据自身与权威性资源达到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
（二）生活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情感与理性
与解放政治相对应，基于能动式权力之上的政治形态被称为广义上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狭义上的生活政治，关涉“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252页），广义上的生活政治以一系列的变化——传统和自然的改革、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秩序为时代背景，议事日程涵盖四个领域：道德与存在问题，生物性的生殖和如何看待自己的限度问题，全球性共同体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与自我认同问题。从本质上看，广义上的生活政治呼吁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再道德化，并且要求人们对现代性制度所消解的问题具备新的敏感性。实际上，广义上的生活政治囊括了吉登斯政治哲学中那些由晚期现代性而来的政治诉求，比如，狭义上的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多元主义、欧洲社会模式、“第三条道路”、对话民主、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等主题。在能动式权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活政治突破了政治思考上的有关“公与私、敌与友、内与外之间”的对立，在两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其一，生活政治依靠积极的信任来搭建起能动性政治，依靠脆弱的纯粹关系来作为情感民主的基础，最终让情感民主作为对话民主的一个推进方式，让政治从私人领域导入公共领域。吉登斯把私人领域（the private domain）定位为，“对国家的监控活动的侵占予以抗拒的那个领域”（安东尼·吉登斯，1998b，第177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家庭领域。私人领域内发生的变革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变革相提并论，因此称它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再造。随着家庭观念、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延伸，私人领域反过来会影响公共领域的发展，吉登斯觉得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间的问题都应该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毕竟，政治的真正性质，源自人类生活本身的共同性以及共同体组织方式；同时，也决定于活生生的个体性的人的复杂性（高宣扬，2005，第879页）。
其二，生活政治关注情感问题。理性是现代性得以建立的理论根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理性自身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逐渐从人的本质规定的本体性地位，沦落为满足自然主体欲望的工具。吉登斯对理性提出了批评，“为什么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失控的世界里，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安东尼·吉登斯，2002，第133页）。因此，他提出政治应该关注情感问题，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政治问题。
吉登斯注意到，与性相关的爱从18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浪漫之爱在亲密关系之间逐渐形成，它以爱情理想的方式出现，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随着19世纪晚期以来女性性解放与性自主的兴起，浪漫之爱的理想逐渐破碎，出现了融汇之爱（confluent love）。“融汇之爱”建立在信任、尊重、平等和沟通的基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向他人敞开自己，假设情感予取上的平等性。而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接近于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纯粹关系”是一种限定概念，它基于一个积极的信任过程——人与人之间是开放的，开放确保人跟人之间的良好沟通，人与人之间有了对话的平台后反过来促进积极信任，从而建立起良性循环。他指出，纯粹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民主的许诺：这一许诺的结构来源是纯粹关系不仅在性的领域，而且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领域出现。在性关系和其他个人领域中，为个人的民主秩序而制定的伦理框架的发展与融汇之爱的模式相一致（Anthony Giddens, 1993, p.188）。吉登斯总结，纯粹关系的这些特性都符合民主政治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这些领域内的“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ies）。在纯粹关系领域、社会自助团体和社会运动领域、组织领域以及全球民族国家体系领域建立的对话民主扩大了政治行动主体，使现存的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满足了全球时代民主化的要求。
三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重视能动式权力
吉登斯的政治思想以西方社会的全球化与解传统化为时代背景，以等级式权力为视角指出了当代解放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及其脉络来源。鉴于中国政治的具体语境，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吉登斯的所有政治思想，而是要以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为本，以基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来反思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中国语境中的“等级式权力”
1949～1978年，中国语境中的等级式权力主要表现为冲突与斗争，阶级斗争与革命政治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样式。在这期间，中国政治的中心任务在于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到后来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等级式权力呈现为两种导向：政府导向与经济导向。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执政党通过调整和改革“全能型”政府的社会控制结构模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主动地逐渐地将经济管理领域内的部分权力归还社会，实质是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由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给地方政府的“地方分权化”过程。这种以“全权国家”为出发点、以“政府导向”为主力的改革，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情况来看，都凸显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府的全能性。中国的现代变迁总是由政治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变化既是中国经济领域变化的推手，又是经济发展的引力，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还是政府。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定政治与经济发展间的正面相关性，或者说预设了政治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虽然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政治安排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简单解读，因为复杂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安排的选择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就经济发展而言，更为关键的可能是对有效的产权制度的选择。
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展开，经济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都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来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此，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唯GDP思维的成型，就是这种转变最为鲜明的标志。地方政府几乎完全以GDP作为政治动员的指挥棒，就是这一转变的实际体现。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以求在GDP高速的增长中获得政治上更为雄厚的统治合法性资源。这样一来，经济成为政治的绝对主导。如果我们在改革深入进程中还是按照这种理念来操作，那么，政治制度就仅仅只是关于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制度，政治运行的逻辑与经济运作的逻辑完全一致，势必将会引发各种问题。
（二）中国语境中的“能动式权力”
吉登斯的“能动式权力”以及凭此运行的生活政治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启示。
首先，扩大政治的主要议题，政治不能单单以经济为导向。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阶段，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在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什么这种政治思维模式的局限性越发突出？经济学界的学者通过对民生发展模型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福利增长存在着门槛，超过这个门槛单纯的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社会福利增长，经济增长导致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而不是减少，经济系统的物资规模已经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门槛。政治运行的逻辑与经济运作的逻辑并不一致，在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必须关注食品药品质量、社会保障、就医、受教育、安全感、环境污染、家庭伦理问题、多元文化、自我认同、民族认同、民生等。
其次，转换政府职能。现有的研究认为只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就能取得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预期的结果。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就可以完成吗？现有的研究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政府的功能演变较少做系统的考察分析，对造成政府职能局限性的原因缺乏深层次上的探讨。比如，政府应该如何转变职能，为什么要转变职能？在我们的国情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多大的空间？“能动式权力”告诉我们，中国改革的进程，无论是在其悄然的发起阶段还是在目前艰难的深入时期，都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政府并不是改革中的主力，政府的职能需要从发展性政府转变为服务性政府，从全能性政府转变为有限性政府。
再者，政治行动者呈现为多元化。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还需要多元力量的参与。中国当下并未出现地道的市民社会，各种行会并未成为完全的自主治理主体，其与政府形成“授权与合作”“监管与平等”的新型关系还任重而道远。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需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个人与国家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最终目的就是达到一种新式的团结。在一种存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公民应该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公民应该依靠个人自己和团体作出政治决定。当代公民社会的确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社会的自治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本身。我们要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要更加积极地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承当责任，更加积极地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必须找到“当代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平衡”（安东尼·吉登斯，2000，第39～40页）。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a，《民族-国家与暴力》，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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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三联书店。
安东尼·吉登斯，2002，《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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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2005，《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卡尔·施米特，2003，《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蒂文·卢克斯，2008，《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汝伦，2009，《政治世界的思想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Anthony Giddens.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Anthony Giddens.1982. Class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hony Giddens.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作者简介
郑少东 女
所属博士后流动站：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指导老师：邓正来
在站时间：2011.12～
现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联系方式：zhenglogo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