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和发展机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理论思考
上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问题研究
金民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问题研究
金民卿，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社科院党史党建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是一个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逻辑展开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存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中国实践的内在需要，是它的发生基础；它的核心矛盾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核心矛盾的展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从纵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植入、融合、再生、发展”四个前后相继的逻辑环节；从横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四个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科学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机制、实践动力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共识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思想逻辑发展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既是一个经验性的历史展开过程，更是一个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逻辑展开过程。如何既立足于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又不拘泥于此，而以哲学逻辑学的分析方法做理论的凝练和抽象，从历史的具体上升到理论的具体，发掘它的逻辑展开过程以探讨其体现的内在规律性，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要深入理解其本质内涵，分析其内在矛盾关系，揭示其逻辑展开过程，探讨其思想发展机制。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存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
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分析，旨在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
概念分析是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核心就是下定义，就是划界，即阐明研究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分析，就是要从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上，提出并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和基本概念。其重点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关系。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的实践和理论结果。
2 从静态的构成要素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动态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运动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构成要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凝固不变，由于传播的原因或实践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观点会突出地展现在前沿，甚至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中国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
3 从动态的运动过程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中国实践的内在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基础
发生学分析是哲学理论分析的初步，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精神现象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学分析，就是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就是要从内在的理论张力、实践依据及现实条件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实上的可能性以及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及条件。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产生？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当代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实践，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在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既展现其当代价值又获得其当代形态，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和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需要。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特定阶段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及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
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自身发展，实现救亡图存发展复兴。
近代以来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渐变性的“自存变革”时期，封闭的社会结构和僵硬的政治体制，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进入到了一个被动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顽强地动用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压制新生力量和抵御外来力量的冲击，勉力维持自身的存在，政府主导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摧毁维新变法运动、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列强等就是体现。另一方面，则不得不被动地、渐进式地引入外来的经济性、军事性、体制性、思想性资源，谋求通过渐进式地变革度过危机获得重生，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尝试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体现。在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结构的裂变也急遽推进。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力求发挥其政治维护功能，以各种名义阻挡各种异质性、异端性思想渗透和发展的努力始终持续着，曾国藩以维护圣教名义镇压太平军，后党派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教条反对维新变法，筹安会竭力从文化角度论证帝制在中国的必然性等，即是如此。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思想渐变逐步成为近代思想发展的主流，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再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谋求在传统文化结构中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以求传统文化在异质重构中既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又获得新生。这些政治实践和文化变革都没有最终获得成功，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政治体制上的渐变性的自存变革进程，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政治体制的创设而突然中断。延续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一夜之间被打破，一种新的外来的民主政治模式被迅速植入中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这种被平移到中国的全新的政治体制，发展极不顺利，从其创生之日起就几乎闷死在襁褓当中，旧体制的复辟和旧势力的胁迫使其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建构。虽然如此，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冲击却非常之大，确保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适应民主政治的思想结构的创建，一时之间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成为继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之后的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最初就是为了给缺乏理论准备而突发的政治革命补课，为初建的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它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力图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平移到中国的思想结构当中，并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引发中国思想结构上的突变。
但是，思想革命的发展并没有自发地沿着最初的路线图前进，而是在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左右下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这种改变是发动者意想不到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外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迅速涌入中国思想界，除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民主思想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外，一种更加先进的思想也随之而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的革命中进行重建，唯此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自存和复兴。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交锋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从此开始。
3 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传播和被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觉悟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产生，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展开，构成了多方面的现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产生以及矛盾关系的展开，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五四运动从理论前提、时代主题、理论创新空间、理论主体、阶级基础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第一，五四运动传播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逐步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第二，五四运动形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和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理论生长点。第三，五四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第四，五四运动从政党、理论家和群众三个层面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层次的理论创新主体。第五，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矛盾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核心矛盾的展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它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自觉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历史必然性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核心矛盾，这个核心矛盾的展开构成了运动本身的内容。为此，必须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客体的特殊内涵，以及它们之间互动关系展开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大众需求，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分为组织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的构成要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必须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所谓真学，就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不是敷衍潦草的、表面肤浅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懂，就是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掌握并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仅仅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话语和词句。所谓真信，就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敢于捍卫马克思主义，乐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表里不一、三心二意、人格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真用，就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真正运用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应该具有五种理论自觉：自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自觉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自觉提升中国理论的解释力、自觉树立自主的文化标准权意识、自觉形成战士与学者相统一的风格。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就是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对于这两类客体，必须作具体的分析。
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五四运动后，真正进入中国思想界之时，并不是作为整体性的理论形态，而是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精髓观点的形态进入的；作为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后来的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中，逐步进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时，就不是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理想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作为指导思想而非一般性的学术理论。第三，中国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时，所接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日本、俄国等地引入的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较多地翻译到中国之后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近年来所谓走近马克思、回归马克思、还原马克思的观点，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中国实际，包括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中国现实、时代特征等。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性质，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都有存在的价值和立足的空间，是两种异质性的文化，既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文化，也不可能用中国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当然，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契合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发生融合。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体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和客体始终处于互动过程当中，并具有历史的开放性，从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运动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类客体是被结合的对象，它们之间的结合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主体性的过程，是通过理论主体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过程，没有主体的自觉结合，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不断发展的，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成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两类客体也都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正是在主体、客体不断变化，以及二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走向深入。因为主客体本身的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终结的运动，而是一个开放的运动。在开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形成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四 从纵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植入、融合、再生、发展”四个前后相继的逻辑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态逻辑进程
从质的规定性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实践层面的内涵，也有理论层面的内涵。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运动过程，具有自身的逻辑特征，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思想逻辑。从历时态的纵向展开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前后相继的四个逻辑环节：植入，融合，再生，发展，这四个逻辑环节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
1 译介和植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所谓译介和植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或整体观点，通过语言转换，从另一种文化形态移入到中国的文化系统当中，增加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但是，植入之后，是否为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是否能够同中国民族特点、历史文化、现实实际相结合，则是下一步事情。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的早期碰撞，出现了三种“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是曲解整合。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早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在报道欧洲革命时，就将共产主义学说零星地引入中国知识界，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刊登蔡尔康译著《大同学》的部分章节，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马克思的学说是“安民新学”、“养民之学”。文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4]这种用中国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难以把握其基本原则和科学真理，因而也就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多少影响。不独早期学者如此，康有为也用大同社会来解读社会主义，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同社会主义画等号，梁启超、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把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看作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连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在谈到改造中国社会时，也借用墨子的兼爱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理论。[5]
二是拒绝排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拒绝接受乃至于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所了解，但是他认为这个学说不适合中国，“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同基督教一样的迷信，“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6]他不仅拒绝接受而且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也对马克思主义持以坚决反对态度，他在《我的歧路》讲到自己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形时说：“1919年6月中……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再次说道：“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7]后来，国民党政府及其理论家团队对马克思主义激烈抨击和镇压的情况，是这种趋势的极端情况。
三是硬性移植。就是不考虑中国的现实实际、具体特点和文化传统，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封不动地塞进中国实践当中，对于那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际相结合的人，则给予抵制、批判乃至于残酷打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就要求他生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对领导权、农民、枪杆子等问题重视不够，在大革命失败后又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敢于抵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陈独秀。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机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苏联革命的做法，并对敢于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等人极力排斥，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和理论大加批判和嘲讽，称之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等，结果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惨痛失败。
2 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所谓吸收，就是理论主体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人类文明发展积累的优秀成果，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践经验，为开展理论创新奠定正确方向和知识积累。所谓内化，就是理论主体通过由外而内的头脑武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方法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主观世界的根本改造，实现外来理论向自身思想结构的转换，同时将学习而得的各种优秀知识和经验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要素，实现知识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生成过程。
3 融合与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所谓融合，就是在吸收内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相结合，同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的良性互动。所谓再生，就是将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带有中国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风格上的空间转换，在理论应用域上的时间转换；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中国经验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形成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契合点。撇开特定的时代条件、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性指向，从人类共同性的文化传承、文明发展、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契合点，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理论主张。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的远景目标，虽然在依托条件、实现路径、发展主体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是从价值取向和理想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又如，中国儒家文化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达到“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明确提出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时也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如，中国儒家文化中有着对人的生命本身和民众力量高度重视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时就把人本身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些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通性，能够通过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主体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
4 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所谓突破，就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追随当代人类实践的步伐，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的趋势，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突破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的内容，已经不适应当代实际要求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的个别观点。所谓创新，就是要在坚持基本原理和结合转化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创造，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概念论断、理论体系、对策思路，共时性地推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五 从横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四个理论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时态逻辑
从任何一个历史的横切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它都必然同时包含着四个方面的维度。
1世界性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但是，这种世界性的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员如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2 经典性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因而具有真正的科学真理性、当代开放性。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同当代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焕发出其当代性的理论光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毛泽东在阐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9]江泽民在谈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10]这就是说，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代实际相结合，并用以解决当代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 普遍性真理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实践，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中国共产党又是在同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1]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他说，“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12]
4 严密性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完备的学术性、理论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再伟大的理论如果不同群众的思想、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不转化为群众的意识和思想，也不能产生伟大的实践力量，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并能够接受的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群众实践力量。毛泽东、邓小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就充分把握了这一点，尽可能用人民群众所能够理解的语言风格、表达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思想以通俗的形式传递到普通的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理论形态转化为大众化的理论形态。
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科学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机制、实践动力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共识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
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具体地展现为理论主体推进理论创新进程、生成理论创新成果的动态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就是作为理论创新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遵循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理论研究的客体对象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把中国的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理论创新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具体说来，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机制、实践动力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共识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
1 信仰引领机制，就是指理论主体坚定自己的信仰，在理想信念的引领下，坚持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展开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理论是有方向的，理论的方向同理论家的信仰是分不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精神动力，搞改革开放，不能丢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些“老祖宗”。即便是遭遇了政治风波的冲击，遭遇了西方某些势力的制裁，邓小平也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4]习近平同志最近也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5]实践上如此，理论上也是如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引领下的创新，其创新成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 实践动力机制，就是指理论主体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的素材，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破解和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实现理论创新。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日益深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内主要矛盾不断呈现新的特点，这就给人们提出了需要在理论上探索回答的新课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16]，紧紧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17]，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3 集体智慧机制，就是指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思考、观点，这些创新成果通过有效的渠道和平台融合，经过核心主体的总结提升，成为符合科学规范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这个机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显得非常突出。例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就是由学者提出的学术问题，经过有关领导支持和媒体宣传而转化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在集中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智慧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它“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8]，“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并进一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邓小平对此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20]。在谈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些重大的政策创新时，邓小平说得更明白：“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1]
4 思想共识机制，就是通过理论武装、统一思想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深化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日益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觉追求，转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发挥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功能。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既是工作部署，也是经验总结。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的同时，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和理论转化，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教育群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些年来，在全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等，不断掀起最新理论成果学习教育活动高潮。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编撰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及大批重点教材等理论成果，形成了理论研究的崭新机制，搭建了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先后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等理论学习读本，连续10年出版《理论热点面对面》等通俗性大众理论读物，制作播出了《复兴之路》、《旗帜》等多部电视理论专题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普及。以庆祝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建党90年、辛亥革命100年，以及奥运会、抗震救灾等重大节庆和重大事件等为契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正是通过这些工作，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发挥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功能和目标。
5 思想交锋机制，就是指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在斗争中驳倒错误思想，阐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思想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路径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之路也是如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间的交锋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更是不绝如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是在思想交锋和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23]。近些年来，胡锦涛也多次讲到，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
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打通了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的联系，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外来者的角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内在化、民族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能够在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断，堪称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他还讲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2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体系，融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一开始就遭遇了种种坎坷。即便是经过了近百年的融合并已经有了丰富理论成果，当今中国理论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依然在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切断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中断。其实，用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是错误的，用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来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所谓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性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综合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具体地展现为三种存在形态。第一，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中国化的实践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和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领导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第三，中国化的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在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有深刻的把握，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