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点体会

邢贲思[2]

各位同志，早上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和研究的课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学习有一些收获，但认识还是很肤浅。今天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跟同志们汇报一下，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教。我准备讲以下四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必然要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同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一样，它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工人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人类的战斗武器，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过去冯友兰先生曾讲到哲学史和哲学的区别，他说哲学史是“照着讲”，哲学是“接着讲”。因为哲学是要研究现实问题的，光“照着讲”还不行，必须要“接着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光有“照着讲”不行，光有“接着讲”也不行，还要拿来用。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关于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他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是一般的在于，而是全在于应用。我们之所以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目的全在于应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工人阶级要运用这个理论武器解决问题，解决革命中的问题，解决新社会建设中的问题，解决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解决未来共产主义面临的问题，等等。古典哲学，如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照着讲”就可以了，我们要求这方面的专家只要将其研究深透、照它的文本把它阐释清楚也就可以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行了，我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清楚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不如王明，据说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王明是可以背的，但是又有什么用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它的本质特点和必然要求。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历史选择。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第一个是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农民革命，第二个是改良主义运动，第三个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三大社会运动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最后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也就是都没有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三种运动，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救不了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人士纷纷探索一种新的救中国的道路，但一直没有找到。开始一些先进人士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当时西学东渐，很多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借鉴西方，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讲，中国人慢慢发现，西方政客和学者老是欺负我们，所以向西方学习这条道路最终破灭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很多人开始都对西方抱有幻想，但巴黎和会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中国的先进人士对西方的幻想基本上都破灭了。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动了全世界。从当时一些报刊和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震撼作用是非常强的。尽管自清末民初在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介绍马恩学说的文章，但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对中国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十月革命，中国人真正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俄罗斯这个非常落后、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推翻了沙皇制度，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所以震撼作用非常强。中国的先进人物从这个时候才把目光从西方转到了东方，转到了俄罗斯，认为俄国的道路可能是能够解决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条好的道路。所以说，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是通过书本上，而是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作用。一个好的理论确实可以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先进的国家，把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大一批人就树立起了“走俄国人的路”这样一种信念。通过很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离不开讲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提供了一种重要参照，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暴力革命的道路能够解决其他种种理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是不是照抄照搬就可以呢？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照抄照搬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所以既要走俄国人的路，又要照顾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必然结果与选择。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初步认识到理论自觉，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前面我已讲到，早期的共产党人已经在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看一看陈独秀的文章、李大钊的文章、蔡和森的文章、瞿秋白的文章、邓中夏的文章、恽代英的文章，等等，已经在探索学习俄国应该怎么学的问题，他们的文章中涉及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领导阶级、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步骤，以及农民问题等，对其都有很多探讨。我看了一些瞿秋白早期的文章，大家都认为瞿秋白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并且长期从事文艺工作，对农民问题似乎不关注，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瞿秋白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之深刻，我看除了毛泽东以外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写了大量关于农民状况、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甚至讲到中国革命史要从陈胜、吴广说起，认识非常深刻，但是应该指出这还都是非常初步的认识。知道学俄国道路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虽然早期共产党人的著作中已有很多探索，但都是很初步的认识。真正的理论的自觉是经过了实践的考验，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的过程，才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为什么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才在《论新阶段》这个报告里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真正的理论上的完全自觉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真正的理论上认识的成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斗争过程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背后都有教条主义的影子在那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上的表现是右，思想上的表现是理论教条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上的表现是左，思想路线上的表现仍然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不仅如此，在“左”倾机会主义的背后，还有共产国际、莫斯科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的影响在内。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所犯的“左”倾盲目主义，这里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内的复仇情绪、急躁情绪的因素影响，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国际的操纵。有这样一个材料，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茨参加，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对形势的分析完全错误，认为当时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革命形势大好，完全不顾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这样的现实，号召发起武装暴动。所以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虽有他自身的原因，但也是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就是“立三路线”，1929年2月、6月、8月、10月共产国际连续发来了一系列指示信，特别是以11月26日的那次指示信最明显，就是要求中共认清形势，组织工农举行城市武装起义，而且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为此，中共中央还起草了一个很奇怪的决议，要求接受11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所以李立三头脑完全发热，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好像全国的革命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毛主席在1938年土地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不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此有切肤之痛。教条主义的危害，前有陈独秀，后有王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瞎指挥，导致了我们重大的革命损失，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们损失了那么多军队，牺牲了那么多共产党员，最后迫不得已北上抗日。教条主义害死人不是一句空话，它在实践中是有体现的，多少万的红军、多少万的共产党员死于教条主义的危害之中。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的道理，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而且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理论上的自觉。所以这个理论自觉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止境，如同改革开放一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可以无限期的延伸，搞得很长，我们的党章应该怎么办呢？十七大报告起草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提出，根据新的实践发展提出新的理论表述，这个很自然，但在党章上一直罗列下去也不好看，不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很多同志都有这个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在发展之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科学发展观后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理论形态出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仍面临很多挑战，中央的提法是机遇大于挑战，但我们宁可少讲机遇，多讲挑战。媒体也好，理论工作者也好，我们多讲一讲挑战有好处。为什么党中央提出要有忧患意识呢？确实我们现在面临国际与国内的很多挑战，国际上的安全形势值得我们注意，挑战可以说很严峻。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也要看到很多挑战。我个人认为，现在仍然要强调“韬光养晦”，多讲“韬光养晦”为好，少讲“有所作为”。做人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低调一点有什么不好？人低调一点不等于你的人格就比人家矮，国家低调一点不等于实力就消失掉了，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于我们头脑清醒有好处。我们不要自我陶醉、自我麻痹，天下并不太平。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过多展开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