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呐喊：拒俄运动

沙皇俄国一直奉行扩张主义政策，早在19世纪，就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去中国15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1900年7月，沙俄又派兵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同年10月，沙俄侵略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胁迫清盛京将军增祺签订《暂且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中国驻东三省的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东三省的地方官员也成了傀儡。然而即使这样，沙俄还不满足，为进一步占有中国东北三省，沙俄外交大臣于1901年2月又向中国政府提出约款12条。约款规定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武器，不得自行造路等，而俄国在中国东北则有驻兵保护铁路权，还要革办中国官吏权、出兵帮助剿抚权等，并要将俄国势力范围扩大到蒙古、新疆、华北等地。

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谈判12条约款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01年3月15日，上海爱国官绅士商在张氏味莼园集会，认为俄约关系中国存亡，主张“力拒俄约，以保危局”，并拟电致各省督抚。到会签名的有二百余人。

沙俄虽有吞下中国东北三省的野心，但也困难重重。一方面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抗议，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东北人民武装抗俄的斗争如火如荼，给俄国侵略者以重大打击；另一方面沙俄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与此同时，还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从各自的在华利益出发，对俄国进行种种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不得不于1902年4月与中国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在“再无变乱发生，亦无他国之牵制”时，俄军在18个月内分三批撤离中国东北。

1902年10月6日，是俄军首批撤兵的最后期限。沙俄做做样子将原驻扎奉天、牛庄、辽阳等地的部分军队调至东北铁路沿线两侧，就算是撤兵了。1903年4月8日，到了俄军第二批撤兵期限，俄军不仅不撤，反而制造借口，派兵重新占领营口等地。4月18日，沙俄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东北三省享有特殊权益的7项要求。沙俄的背信弃义、嚣张蛮横再次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03年4月27日，在上海的18省爱国人士再次于张园集会。这次参加的除官绅士商外，“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亦皆入座”。会议认为如接受俄要求签约，则中国必招瓜分之祸，“地剖而属人，民奴而各主”。所以即使政府被迫签字，“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会议进行中，得东京来电，说留日学生准备“结义勇队赴战”，与会者更加情绪激昂。

1903年4月29日，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集会，讨论组织拒俄义勇队，到会者500余人。4月30日，签名愿入军队者130多人，志愿做后方服务者50余人。留日学生义勇队电北洋大臣准备赴敌，且有学生陆续回国。

腐败的清政府，害怕国人反对，所以许多卖国屈辱条约都是秘密签订的。京师大学堂学生虽然身在帝京，却不得与闻，后因京师大学堂之日本教习纷纷请假，并声言“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才得知中俄密约之事，深受刺激。及日本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消息传来，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即鸣钟上堂”，举行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掀起爱国学生运动。参加者200余人。大会先由曾留学日本的范源濂（静生）助教宣讲沙俄侵占东北之利害关系，然后学生数十人依次上台声讨沙俄罪行。发言者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各教习、各职事员均在座点头叹息”。会上决定办四件事：（1）各省在京官绅电告该省督抚电奏力争；（2）全班学生电致各省督抚，请各督抚电奏力争；（3）全班学生电致各省学堂，由各省学堂禀请该省督抚电奏力争；（4）大学堂全班学生上禀管学大臣代奏力争。

大会之后，起草并上呈《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签名者有两馆学生俞同奎、朱锡麟等73人。师范馆学生又写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请政务处代奏争俄约疏》。“拒俄书”与“争俄约疏”指出，俄国与我国之交涉“无一事不予我以难堪，无一时不置我于死地”。此次违约不撤兵，反而迫我答应新的无理要求，这是“虎狼之俄”“实行大彼得并吞世界之遗策”野心的大暴露，是万万不可答应的。学生们分析形势认为，沙俄对中国东北三省久存吞并之心，1894年乘甲午中日战争之机出兵中国东北。1900年，又借口帮助中国政府平乱，派兵保护铁路，实际上占领了东三省。而今又明目张胆地违犯《交收东三省条约》，拒不撤兵。“生等以为，此次若许俄约，大势遂去，牵一发而动以全身，土崩瓦解，束手可待”。因为如果“东三省既归俄，内外蒙古亦不保”。各列强帝国纷纷效仿，“沿江诸省必归英，福建、浙江必归日，法、德亦必偿其觊觎两广、云、贵、山东、河南之志……二万里幅员，四万万民庶皆将奴隶牛马受压制于他国之下”。书中认为这种担心并非杞忧，因为“自喀希尼条约（应为《旅大租借条约》——笔者）许俄人以不冰之良港，于是各国纷起，援为成例，而割我土地，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湾、广州湾相继丧失”。前车之鉴应该记取。

由于清政府是不许学生过问此事的，所以“拒俄书”与“争俄约疏”中说，学生们之所以不避斧钺之诛，冒渎上陈，是因为“生等皆国民之一分子，有报效国家之责任”。而且“国家之设学校也，专以养成忠君爱国之思想为目的，今当危急存亡之秋……而以为不与己事，岂尚复有人心也耶！此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而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也”。其爱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京师大学堂学生在上书管学大臣的同时，也发出了《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其中除陈说大学堂声讨沙俄罪行大会之经过情形及拟办四件事外，着重指出东三省一旦割去，扬子江一带、山东、福建、云南等地亦将归英、德、日等国。然而“东三省系我等四万万人之东三省，非政府私有之东三省”，“某等与诸兄同为中国之人，当事中国之事”，“望诸兄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合禀端兼督电阻政府”，“毋将东三省予俄，是为至要！”

湖北各学堂学生得到京师大学堂公函后，反应很大，纷纷集会演说，振起拒俄热情，对当地的拒俄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他们还转致各地学堂及督抚，传播京师大学堂公函之意，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

尽管京师大学堂学生发出了“国家存亡，间不容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情真意切的呼喊，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弃民心士气而不用。大学堂副总教习张筱圃布告牌示加以禁止，以为此事非学生分内之事，不准参与。牌示一出即被愤怒的学生扯去。第二天副总教习又挂出牌示：“昨敝处悬牌，学生中竟有扯碎弃置者，……有此狂妄举动，殊属不守学律，应由班长、斋长查明，呈管学大臣核办。”然而并无人举报扯去牌示之学生姓名。因此，各班长、斋长“均因未将撕去牌示之学生举出治罪”，“各记过一次”。并在当月月评分中，“所有递禀管学大臣阻止俄约之各学生及各斋斋长、班长均减去二十分计算”成绩，以此对学生进行惩戒。不仅如此，大学堂当局还企图以繁重的课业来压制学生，规定自5月18日起，学生每天“早晨五钟起床……直至午后五钟始行课毕。每日计上堂九次，共在堂十钟之久，并无温习之暇”。除此之外，还规定对学生的来往信函进行“查阅”。

在这种情况下，京师大学堂部分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关外，与东北人民一起组织革命军，进行武装抗俄。其中名声较大的有大学堂师范馆学生丁开璋（在校名丁作霖）、仕学馆学生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张榕等。他们与当地“绿林领袖”（人称“爱国马贼”）相联络，组织起“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的抗俄武装，取名“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关东保卫军”等，与俄兵交战数十次。

在校学生在管学大臣张百熙“躬诣学堂，延集诸生、剀切宣导”下，又照常学习了。1903年12月21日，张百熙为了培养人才，储为日后之用，上了《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在奏折中，他把曾在“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中签名的俞同奎、冯祖荀、何育杰等，一同列入他所选“志趣纯正，于中学均有根柢”的47位游学生名单之中，送往外国游学。

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拒俄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是北京也是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中首次爆发的爱国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