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强民窘愈演愈烈？
·高速路口的政治隐喻·
车过河北黄骅，高速路收费口依旧是宿命般拥堵。大车司机百般无聊地下车走来走去，嘴中骂骂咧咧；各种小型车辆闪灯鸣笛，在车辆的缝隙中钻来钻去，试图找到脱困的好办法。每个人都如此暴躁，只有收费人员慢悠悠地拿卡、找钱，对眼前的一切表现出司空见惯的无动于衷。
在这里，没有人对收费的多少产生异议，也没有人对高速路变成了龟兔赛跑的状况表达不满。人们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面对无数车辆堆积，公路局的人员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方面的压力。
有趣的是，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在等待通过收费口的一个多小时内，我看到了两起车辆碰撞的事故。人们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
显然，人们之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路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的原因，并不是对高速路管理者丧失了信心，而是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失去了信任。抗议激情的丧失，并不是社会趋于合理化的现象，反而是社会极端不合理化的产物。
作为一种政治隐喻，“高速路”不断宣称自己乃是人民的公产，是人人可以享用的机会和权利；但是，总是极少数人才可以享受到这种权利。横亘在土地上面的道路却像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隔层，规划出各不相干又相安无事的不同利益群体。
围绕在高速路收费口的四周，有远方踏青而归的人们，有运送物资的物流载体，有赴京的官员和出国的游子……看起来不相干的人们最终必须汇集在同一个出口购买自己的出路。有趣的是，高速路的收费，同时也变成了人们接受多次盘剥的开始。
与此同时，本来没有机会上高速的人们，也就必然成为高速路收费的更加无辜的牺牲品。许多村庄的人们喜欢炫耀自己村子四周高速路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因为“收费口”而令他们生活艰涩。
收费路段不同标准的收费，同时构造了这样一种国家与资本共同维系的敛财形式。在许多收费口，大大的红字书写出这样的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唯一令人觉得不解的是：谁在贷款修路？如果是国家贷款修路，那么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修建高速路乃是这些资金的题中之意；如果贷款人是私人，那么不禁要问，既然国家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难道不能自己建设道路而为什么非要让私人来修建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呢？
在诸种问题无法破解的时候，一个看似合理的宣言背后极其不合理的逻辑浮出水面：国家不直接使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来修建道路而是使用“贷款”这种方式修建道路，乃是可以造就“还钱”这一“可爱”局面的唯一的方式；而修路的“劳役”下放给各个省市，恰好可以在分权的同时，令“公益政治”丧失存在的合法性。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面对这种高速路不高速的局面显示出绝对宽容的原因：单个收费口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表述，掩盖了整个高速路政治的荒诞逻辑与霸权原则。
人们面对收费口的宽容之中，压抑了对傲慢的公路局的愤怒，却养育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不满和失望。
总是局部获得了充分敛财的合理性，就不顾整个社会综合信赖体系的坍塌——这正是高速路特定的政治学隐喻。
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的隐喻，高速路的荒诞内涵也就立刻凸显：滨州到达天津将近200公里的行程，本来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却多使用了将近一倍的时间：一路上高速行驶的过程显示了“高速幻觉”，却掩盖了收费口漫长的等待中高速路变成普通路的事实。当人们沉浸在高速奔跑的浪漫想象中的时候，“收费口”将这种想象最终击碎。
·中国的青春期焦虑·
19世纪上半叶被强行挟裹和拖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过程也是云谲波诡。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清末新政，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界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他们或以激烈的方式对抗西方，或以谦卑的态度学习西方，而再不见“天朝上国”平和从容的心态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从未与世界如此接近过，经济的腾飞，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旧的秩序正被打破，新的规则亟待建立，由此带来的青春期多重焦虑开始蔓延。
地方集权主义化的民主焦虑
百年以来，在反殖民、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中，将各种权力汇集于执政党的策略，行之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崭新的历史时代；而建国以来，这种“集权主义”的体制，更是显示了各类重大危机时刻国家制衡的关键性作用。这使得进入21世纪以后，集权主义体制仍旧具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生存基础。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了优化经济环境，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消散，然而各地仿照中央集权模式，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地方集权体制。这使得“地方—中央”的权力对立格局被“地方—公民”的权力对立格局所替代。于是，地方集权的合法性问题不容置疑，但是，其合理性问题却经常被公民拷问。各地的法规与政策、部门不同利益协调形成的社会资源垄断，种种问题浮出水面，形成了目前中国地方集权主义和被宪法赋予相应公民权的群体利益之间的不协调现象。
一方面，作为地方百姓，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吁求自身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寻求更多的公民社会应有的权益——如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部门，不能完全转型为公民社会的行政服务部门，还要执行传统国家管理的威权逻辑，并通过房地产、大型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配权，获得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目前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焦虑就是“国强民弱”——大量大型资本被国家控制，让公民不仅不具有国家资本管理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国家资本所左右，甚至会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资本的窘境。当国家资本以地方集权作为其利益代言人的时候，公民群体的相对贫穷现象就发生了。这就为中国的青春焦虑症创造了体制基础。
大型资本政治化的泡沫焦虑
在经济领域，大型资本只有紧紧和地方集权体制紧密结合，才能有效降低风险，趋利避害，并迅速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大型资本获得利润的最简捷方式，并不是直接从事产业开发或者从事商品营销，反而是通过各种权力途径，进行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大型资本通过“闪现”的方式，套取更多的资本，并直接将这些新资本转化为利润，这正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典型经济行为。不难看出，与其说这种资本行为造就了泡沫经济，毋宁说，资本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泡沫。而浸泡在泡沫里面的，正是集权地方政府体制：大型资本政治化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购买低价的权力支持获得可以高价出售的生活资源。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行贿官员个人达到谋取利润的目的。
于是，泡沫化的资本运作行为造就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性焦虑。个别大型资本通过寻求政治支持获得利益最大化，从而最终变成了一种资本自身的升值。其直接后果乃是，由大型资本泡沫化带来的公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缩水与风险加大。即使不断加薪，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经济行为能力仍旧不断下滑。一方面，大型资本的政治化，造就了社会产业资金链条的脆弱，生活奢侈品逐渐蜕化为日用品，人们购买汽车、音响的能力在加强；另一方面，大型资本使得原本是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基础生活用品资源变成博取高额利润的有限资源——土地、医疗、教育与交通，摇身一变成为多数公民“感觉买不起”的必需品。
意识形态空壳化的信任焦虑
在文化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没有能力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以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形成对这种红色文化的抵抗。
“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已经不仅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还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图景出现了：一方面，国家控制的文化生产资源可以不断地诞生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神话”，诸如大阅兵、奥运会、抗震救灾宣传、世博会等；另一方面，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中的公民，却不得不在转身之间就要面对各种经济利益和生活权益的琐碎纠缠。人们会被国家主义神话景观所震撼和感染，却并不信赖地方公安部门对一个刺死官员的女服务员的调查。显然，在中国目前宏大的文化生产系统中，原本充满魅力的激情主义政治文化形式并没有完全获得认同。文化生产的失效，造就了社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并凝聚为青春期中国的“信任焦虑”。
在这里，市侩主义威胁着人们的各种道德信念。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漫长的20世纪”——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最为可贵的精神就是那一代人为了谋求公正、平等而献身的理想主义政治激情。这是乌托邦政治最为可贵的品性。而对这种品性的鄙视，则造就了当前空壳化的国家叙事。
青春期中国的多重焦虑症
显然，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恰是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彻底的调整、转型和提升。也就是说，民主焦虑、泡沫焦虑和信任焦虑，恰好是集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资本向市场资本转型、体制文化生产向全民文化生产转型的结果。分析和面对这些焦虑，乃是为了认清这些焦虑背后中国社会发生转变的特殊进程。只有通过分析这个进程，才能让我们去除问题，求得新的发展。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多重焦虑，说白了则是大型资本政治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大型资本的政治化，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化，彰显集权主义的自私和冷漠；另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意识的市侩主义倾向，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和对抗意识。所以，治疗中国青春期的多重焦虑症，简言之，则是创立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政治民主管理体制。以社会民主形式管理大型资本，应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紧要问题。
·“作坊式中国”·
创新的消解
乔布斯的离世让我们有机会认真打量一个天才般的人物如何在20世纪70、80年代所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我们惊叹于个人电脑和视窗系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则是美国社会对于离经叛道的创新力的宽容甚至纵容。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匮乏对创新力的这种宽容和纵容，那么，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匮乏呢？
“循规蹈矩”永远是创新力的最大敌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循规蹈矩并不是由文化造成的，而是由决定文化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造就的。一个社会的教育方式是由这个社会内在的需求暗中规定的。
一直以来，中国就注重贸易，甚至一度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16～19世纪中国一度是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结点，从而让江南一带农民放弃了水稻种植，致力于桑蚕的生产。这种状况持续几百年，一个转产贸易国家就产生了。可是，这种良好贸易的最终结果，却是欧洲白银的大量减少，其不得不谋求殖民扩张和产业革命；而中国社会对于贸易的依赖，造就的直接后果则是作坊生产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下养育出来的循规蹈矩、墨守成规。
有趣的是，这种模式似乎也在英国人身上出现了。全球殖民的后果则是贸易的通行无阻。成熟而有效的帝国模式，养育了保守守旧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鼓吹“兢兢业业”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他们却看不到“兢兢业业”正是小资本运作下的文化品格。而小资本运作下，对于创新的鼓励，远远小于对资本利润的渴求。如果简单的重复生产可以创造足以支付自己富裕生活资金的话，创新就变得极其多余了。
在20世纪中叶，最富有创新力的两个国家无疑是苏联和美国。科技的创造发明和广泛应用，来自两个不同方式的国家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对于集团性企业开发能力的培育，却使得这两个国家避免了中英都曾经遭遇的境况：过分倚重小型作坊的贸易模式而打击了创新力的开拓。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综合性、大规模的企业不仅具备较好的创新能力，而且总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诉求。
换句话说，“小作坊式”的国家乃是创新力匮乏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种模式养育了一个“作坊式中国”：小企业主活力无限，家庭工业异常发达；东部的经济激情，与这种小作坊追逐小额利润的积累，也更钟情于爆发式销售的神话。于是，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山寨国家和小商品国家，与500多年前的情形相似的是，大量纸币外汇流入中国，而小商品的有效输出则在导致通胀压力的同时，也损耗了对于创新力的期待和热情。
人们所担心的境况正在于此：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创新专利或者创新机制，但是最终却没有真正改变生活的创新产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透露，中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投入的人力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创新”只是对现有设计的小修小改。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中国专利申请人是在国内对一项外国发明提出专利申请，目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起诉外国发明人侵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承认外国专利。
在这里，小作坊国家的一种令人担忧的景象出现了：充满抄袭的快感和复制的捷径，任何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坚忍不拔，都不见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记忆。
当中国的大小企业家都醉心于资本运作、地产投资或者收藏炒作的时候，我们也就清晰地看到了此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个老态龙钟的中国的形象：一个小家碧玉的扬扬自得，关门独赏自己面容的时刻，世界像一个骑马的王子自顾自地离开了……
·“尊严感”与社会的高速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往往要让一个社会的公民更多地被劳动操控，而丧失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就出现“尊严异化”。2010年“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了“尊严”二字，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作为中央政策性的论述，这个说法标志着政府工作更加注重个体权益和个人发展。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依旧不能意识到“尊严感”说法背后这一重大的转型。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让很多地方政府部门认为，社会发展就等同于大力提高 GDP，等同于巨额的投资和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各地的工作报告中，动辄就是本地GDP总量多少、产值提升了多少等。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如果仅仅关注GDP，相当于仅仅注重如何更多地占有公民的劳动，如何更多地要求人们从事强度更大、难度更高的工作，从而相对地降低公民劳动的尊严感。
所以，这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命题：只要国家强大了、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就能提升了，于是，公民就会觉得幸福，觉得有尊严。
显然，在这个逻辑命题里面，“劳动”的性质和意义，被彻底忽略了：这个命题把国家或者社会的“发展数字”看作理所应该，把创造这个数字的劳动看作本应该具有的代价。
简单地说，对于高速发展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不能成为一种“文化诱惑”，通过这个诱惑，让人们觉得，我们可以牺牲一段时间或者一定程度的利益，而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然后，个人的生活尊严感就提升。
这几年的发展，显示了这个逻辑命题在现实层面上的一种不可能：经济高速发展，往往要让一个社会的公民更多地被劳动操控，而丧失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也就出现“尊严异化”。
所谓“尊严异化”，指的是在单纯追求GDP速度的社会中，人们不是从劳动过程和结果方面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不能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建立个人的尊严感，反而是被一种“社会高速发展”力量所裹挟，把市侩主义的利己的价值作为尊严感，把凡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职位、身份和地位看作有“尊严感”。
换句话说，人们不是从个人的创造性、从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出发来建构尊严感，而是从掌控社会资源的多少来追求尊严感。
所以，如果各级政府还把尊严感的获得，看作GDP的自然结果，也就只能强化“尊严异化”的趋势，让人们觉得只要得到，就有尊严，不论什么手段，不论什么过程。
在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中，大学教师杨科发现妻子和学校副校长有私情，并捉奸在床；正当大家都惊恐的时候，杨科却跪在副校长面前，祈求他们下不为例。在这一刻，官场职位与教授、副教授的价值对立，被无形中放大了；人的情感冲动和伦理意志，被无形中缩小了。我想，旧的发展模式，最终造就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只要有了利益，就有了价值，才会有尊严；反之，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只要社会高速发展，就一定会有尊严感的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
·利益性政治与公益型政府·
这些年来，不少国家领导人先后强调中国应进行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格局的民主化与合理化。相应，各大媒体也积极讨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一方面，诸多学者提出中国应该走出“94体制”，重新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消除地方权力利益化；另一方面，又有学者倡导政府放弃市场主导地位，强化市场自主，从而确立政治体制的所谓“经济民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判定之上：把“政府威权”看作妨碍中国社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阻碍，看作束缚了资本经济生命力的绳索。
于是，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都挑明了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弱化政治威权？这就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调整资本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尖锐矛盾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依旧需要较高速度增长的资本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抑制资本经济疯狂霸占资源和无序掠夺利润的境况，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这里，对于资本体制的抑制，已经成为资本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不解决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也就会让中国社会深深陷入寡头经济的泥淖，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丧失。
于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呼之欲出：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遏制政府的威权，而在于改变政府权力的运行方式。
换言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类型，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公平化的诉求，反而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逐渐成为资本经济利益的体现者、维护者甚至是合谋者；而中央政府放权的政策，无形中又抽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能，使得资本经济的种种罪恶可以在各地大行其道。相应，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对峙，转化为资本经济的混乱诉求与政治管理的稳定性诉求的矛盾，转化为权力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体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既遏制资本经济的罪恶，又维持资本经济的活力，同时恢复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合理的体制，成为这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必然面对的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把政府的威权从利益性权力转化为公益性权力。
在这里，所谓“利益性权力”，指的是各级政府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考量的指标，把经济的快速发展看作政权合理性与合法化的基础。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拆迁条例问题：只要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就一定是合理合法的，就可以行使政府威权拆除私人住房——吊诡的是，拆迁条例正是通过建立新的公共秩序的借口来实现的。而房地产产业问题上的中央与地方的新一轮博弈，更是体现出地方政府谋求本身利益的自私与冷漠的面孔。
换句话说，利益性政治就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政治，是“公司董事会”的政治。其执政的典型方式是“号召”“开发”“占用”和“垄断”。
与之相应，“公益性权力”指的则是以调配社会资源、分配经济利益、完善社会民生和资助公共事业等为主体的政府管理体制。一方面，公益型政府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其重点，但是，却不再是“公司的总公司”，不再卷入地方经济利益的集市之中；另一方面，坚决打击资本暴力，遏制垄断社会资源、囤积生活资料的资本霸占行为，重建资本经济时代被彻底毁坏的民生社会秩序。
公益型政治也就是把“政府作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政治，即把传统的权力政治转化为现代服务政治。在这里，公益型政府的执政方式乃是“法规”“调整”“分配”和“共享”。
在这里，公益型政府的核心命题就由过去的单一经济发展目标转化为社会多元发展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执政目光要从开发区和招商引资领域投向社会基本公益体系的完整化方面来。
这就需要在三个方面确立其工作原则：以公民日常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生存公益体系”的建设；以社会综合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公益体系”；以保障公民政治权益为核心的“政治监督体系”。与之相应，经济建设的重点，乃在于通过调节收益分配，实现医疗、住房等生存公益体系的建成；政府管理职能的重点，乃在于完善税收、教育、国防和科技等国家根基体系；而确立党国民主模式，分化社会多元价值力量，构造舆论与执法的独立监督体系，则成为前面两种体系建设的保障。
由此，公益型政府的核心职能是“管理”而不再是“领导”，是以执法为核心的执政而不应该是以执政为目的的执法，是在调配各类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而不再是以占有社会资源为基础的资本体制政治。
当然，谋发展也是在谋公益。但是，十几年来，发展的恶果被大部分公民承担，其利益则被少数人享用，正是这种局面才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
简言之，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的目的，既不是走向西方民主体制（其实质乃是资本经济主导的利益化体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质乃是权力主导的利益化体制），而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现代性体制”，一种真正把社会看作全体公民的社会的管理体制。
·国强民窘，何以如此？·
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越是感到不稳定：经济增长的快速与公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在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呢？
这些年，常常听到对于生活现状的种种抱怨，也常常看到人们对于生活危机的敏感。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零点集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九大生活感受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为4.27；但是，中国居民对于个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信心指数则跌到2003年以来的历史谷底，为3.38。报告结论说：“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信心不足，GDP增长没让居民感受到实惠。”
不难发现，一方面是中国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公民个人对生活信心指数的降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国家的强大，并没有强化公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在这里，一种吊诡的心理体验逻辑出现了，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种要素直接导致了公民生存信心的降低。
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控制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的混乱粗暴造就了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
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怀疑；而中国国家财富的积累，却达到了空前高的程度：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的实施，加剧了资本重组的趋势。最终的结果乃是政府地方威权与大型资本生成新的结合，为国家经济控制能力的稳定与强化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国家资本控制力的增强，造就了一种空前强大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大型资本由于有了权力的支持，呈现出以金融炒作为基础的谋利方式，形成对普通人生活资本的原始剥夺。
简言之，权力对资本的支持与依赖，养育了资本合法而不合理的社会生活垄断。凡是与资本利润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开发、整合、重组、改制、转股……资本通过介入各种政府执政活动而成为理所应当的“现代社会制造者”；而资本的不顾一切，却消除了公民的“幸福稳定感”。
于是，国家权力控制方式的稳定性与大型资本剥夺的无序性，形成了中国人生存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前者趋向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安定，后者则趋向于利润追求的简单粗暴。前者依赖后者而获得发展动力，后者依赖前者形成威力。这就有了中国独特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景观：自由资本的权力化与地方威权的资本化：前者倾向于制造社会生活的整齐、有序形象，后者则制造出令人惶惶不安的生存体验。
简单地说，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这两种力量较量的后果就是，人们生活质量明显降低，生存稳定感正在丧失。借助于权力的支持，资本逐利开始直接面向最大利润领域，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基础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生存必需消费品，被大型资本控制，构成公民的消费负担；而与之相对，公民享受型消费的能力则日益降低。我们可以不玩儿、不逛街，但是，却不能不住、不看病。事实上，正是生存负担的加重，造就了公民生存信心的丧失。在这里，“生活脆弱感”就泛滥开来。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国社会保障方式的转型与风险程度的加强，也无形中把人们推向危机感的心理泥淖
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展开与完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方式逐步消失，以风险为代价的现代社群生活逐步建立，人们承担风险的广度、强度增加了，而提供风险保障的社会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几十年以前的中国，中国公民通过对“家族”或者“单位”的依赖体制，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国家（社会单位、家族村落）全面承担人们的生存风险，形成村落权力家族化、社会单位村落化的局面。
时至今日，现代经济秩序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对于竞争机制的整体引入，医疗、保险、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化的趋势，使得短短时间内把公民推入“自由而自助、无权而无助”的生存境地。其结果则是，国家减负，而公民加压。与之相应，“社会无助感”就滋生疯涨了。
在社会心理领域，严重的贫富分化造就了公平感和尊严感降低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另一方面，“蚁族”漂浮于城市缝隙之中，悲叹“下雨天淋湿了自己、生病没人关心”的“斯琴高丽伤心”。在这里，“商品价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生活尊严的表达和生存质量的表征。繁华街区的商品小店与高档社区的雅士丹、海信广场，不仅仅只是消费空间的简单区分，还构造着现代中国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活尊严感。一千元收入与几百万利润的对照、多数人的窘境与少数人的豪富，形成了一种四处泛滥的社会心态：中国普通公民的“整体弱势感”。飙车的“富二代”与瞬间死亡的行人，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如果没钱，就可以没命；如果有钱，就可以夺命。谁来保证我的生命？
在这里，“城市”变成了一个豪富特权与蚁族无权相互对照的心理屏幕，变成了暴发户的天堂、普通人的厨房。前者显示了一些人可以在这里纵情娱乐无所不能，后者则表明，大多数人在这里温饱自足拼搏奋斗。当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成为富人的幻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一种“自我弱势感”也就被暗示并强化了。
总而言之，资本威权的形成，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脆弱感”；现代社会的生成，养育了人们的“社会无助感”；而心理体验的失衡，产生了人们的“自我弱势感”。经济生活的脆弱、社会生存的无助、自我定位的弱势，凸显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三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其中，资本政治化造成公民对政府管理方式、社会控制能力与生活保障体系的严重失望，从而出现了国家稳定强大、个人却感觉失衡渺小的吊诡心态。
不难推断，目前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感，一方面乃是中国社会体制的缺陷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形态调整和转型的一种代价。与之相应，国家不能仅仅以社会稳定为要义，强调“国富”，还应该以管理资本运作、强化政府服务、调整国民心态的“生活稳定感”为核心，强调“民用”。
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彻底消除“资本权力”现象。所谓“资本权力”，指的是大型资本通过廉价购买政治权力的支持，并通过与权力利益部门分有利益的方式，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资本霸权”现象。正是对这种“资本霸权”的拒绝和痛恨，造成了许多人社会信心的减弱。
“国强民窘”，正是这些年我们面临的核心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