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美援朝战争与国防战略思想的丰富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被迫投入了一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领导国防斗争的智慧，为共和国国防的巩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一 入朝参战前的战略预置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党和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变为抚平战争创伤、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中国需要3至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新中国领导人深知，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全环境作保证。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在国内，于大陆上消灭国民党残余正规军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残匪的斗争，同时筹划解放台湾，以竟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胜之功；在国际上，与苏结盟，借以增强新中国国防力量，同时，向世界上所有国家真诚地表示：愿与之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平共处。

然而，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国领导人的期待发展，也没有给新中国多少按部就班地随着经济力量的恢复而发展国防力的时间和机会。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新中国国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政府否认朝鲜半岛战争的内战性质，把其同中国为攻台而进行的夺取沿海岛屿的作战和印度支那人民展开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起视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发起的挑战，认为对苏联的这一“扩张”行为，“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为此，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两天后，根据美国总统命令，美军出动海、空军协助韩国军队作战，美军太平洋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称不惜以武力“阻止对福摩萨（即中国台湾——本书作者注）的任何攻击”。随后，美国又扯起联合国的旗号，派地面部队进入朝鲜。

远东形势骤然紧张，卧榻之侧的战火搅动着中国人民的心绪。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问题，但美国派遣武装力量干涉中国内政，插足台湾，直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台湾问题因此又转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防问题。美国在朝鲜的迅速北进和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自然引起新中国领导人对帝国主义重演把朝鲜半岛当作侵略中国跳板的历史悲剧的警惕。险恶的周边形势打破了中国领导人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良好愿望，突出了谋虑国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这种谋虑国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被纳入代表两种社会制度的两个阵营的对峙与较量的考量视野，它的分量就越发增加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是利用朝鲜战争，将联合国的旗帜拿到手以对付和平阵线，对内进行战争动员。“美国侵略者的狂妄目的是要征服全部朝鲜，并进一步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计划的一部分”。尽管白宫曾表示，美国无意将战火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也无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但在缺少两国政府间正常信息沟通渠道的情况下，在不断由美国好战分子放出扩大战争或将战争升级的叫嚣的干扰下，在美国军队又在朝鲜半岛以“闪电式的袭击”向北猛进，直接威胁中国边境之时，美国政府的一切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甚至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别有用心的伎俩。周恩来就曾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

在这样的状况和判断之下，中国政府不能不将国防问题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于1950年7月7日和10日召集军队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国防问题。

为了国防安全，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两大决策。

其一，国防重点由南重北轻转变为北固南守，使国防力量布局体现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攻取台湾，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国防力量的部署包括军事力量的集中、战场的建设等的重点都在东南方向，东北早在1948年即获解放，不久就完成土地改革，人民政权获得巩固，加之背靠与我结盟的苏联，因而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这种国防重点南重北轻的局面反映了当时国防斗争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因而是正确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对朝鲜和台湾地区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反击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威胁的物质力量，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对国防重点依据敌之威胁的程度与我之达到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做出必要的调整。

就敌之威胁程度来讲，美军同时进入朝鲜和台湾地区，但两者所担负的战略任务是不一样的。在朝鲜，美军采取的是攻势作战，它以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为目的。而在台湾美军采取的是守势，即“武力保台”。在这种情况下，美军的行动只能推迟中国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的时间，而不能改变台湾的地位；而一旦东北国防不保，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东北是新中国唯一的工业基地。其中辽宁集中了全国的重工业设施，鞍山和本溪的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抚顺有全国最大的煤矿，有2000多家工厂的沈阳是全国的机械制造中心。如果东北遭到破坏，或者为东北工业提供电力的亚洲最大的水电站——鸭绿江水电站遭到破坏，那全国的重工业将瘫痪，从而使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化建设进程被打断。两相比较，无疑美军在朝鲜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严重于东南方向。

就国防部署实现目标的现实可能性来看，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进行海上较量的海空军力量，在此种情况下，如强行攻台，势必损失惨重、无功而返。

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决定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移兵北上。7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依据新情况进行了新的国防部署：在浙江、山东省公安厅设立海防处，在苏北区、苏南区设立海防局；将解放军第43军主力配置于雷州半岛，其中一个师驻守海南岛；要求中南军区在敌人可能登陆的潮汕地区及海陆丰地区加强军力配置和备战措施。由此逐步完成了由南重北轻到北固南守的国防部署新格局的转换。

其二，组建东北边防军，蓄势待发，以应事变。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实施北固南守国防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单列的原因是它对后来达成北固南守的国防战略目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组建东北边防军，首先是为了巩固东北边防，如果没有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政府不会派出军队在朝鲜国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决雌雄。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美军的凌厉攻势面前朝鲜人民军力有不支的情况下，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是朝鲜邻国的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当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就深谋远虑地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这里所说的“时机”，当然是朝方的邀请和战局的变化；而“志愿军”的前身就是集中于东北并且接受了充分的抗美援朝政治教育的东北边防军。由于做到了未雨绸缪，中国始终掌握了应付事变的主动权。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正如彭德怀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五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扭转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设想的”。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涉和对中国台湾的侵略，以及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威胁，进一步突出了谋划国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使新中国领导人从全新的国防意义上谋划国防建设，成为新中国国防战略逐步形成的起点。

二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国防战略运筹

美国出兵中国台湾和朝鲜之后，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北固南守”、“组建东北边防军”两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但带有战略预置的性质。当1950年9月中旬以后美军在仁川登陆并很快突破三八线扑向鸭绿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就不得不开始就如何遏制美国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创造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等问题进行最高层次的战略运筹。现实要求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采取什么形式支援朝鲜，遏制美军的猖狂北进；二是在支援朝鲜、抗击侵略过程中，怎样才能避免引火烧身，以至对国内经济恢复、建立和巩固政权、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造成根本性冲击。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领导层的最终决策是接受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军作战。中国为什么要采取出兵的形式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研究者们对此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主要基于三个忧虑：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从我们所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也应该说，中国采取出兵的方式不失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朝鲜战局来看，朝鲜军队在美军凌厉攻势面前已经力所难支，才有中国出兵参战，才有遏制美军猖狂北进之可能，从而达到抗美援朝的实际效果。其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决定采取出兵参战的方式后，军事战略与国防战略就合二为一。军事战略着重考虑从何处出击能给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从而达到抗美援朝的战略目的；国防战略则需着重考虑于何处作战才最有利于保家卫国，实现国家安全。就当时实际情形来看，美国决策层并未在中国出兵问题上形成统一而肯定的意见，因而中国出兵造成了出其不意的实际效果，而这正是美军遭到痛击并连连溃退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不出兵，一旦让美军把兵力压在鸭绿江一线，中国在军事上无论如何动作都将失去“奇兵”之效，也就难以实现抗美援朝的战略目的。在战争时期，国防战略的实现有赖军事战略的支撑，若军事战略失利，国防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早已对军事战略的失利必然导致的国防危机有了明确而深刻的洞察。即使美国信守承诺，在军事占领朝鲜半岛后不再向中国境内扩张，但在美国顽固奉行敌视中国政策的状况下，中国必将面临唇亡齿寒的威胁，“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国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将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牵制；而且若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中国以出兵的方式抗美援朝，由于军事上的隐蔽突然和迅雷不及掩耳式的连续作战，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敌人，而且实现了“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条线在当时被毛泽东誉为“很有利益的”最佳战时国防线，它使中国东北边疆有了相当纵深的防御屏障，使东北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有了安全保障，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因此，以出兵的方式抗美援朝体现着军事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双重效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虽然具有军事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双重价值，但也同时具有效果上的极大不确定性，由此也带来很大的风险性。这种风险集中表现为存在着美国借此发动对中国本土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虽然，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做出出兵决策后已经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们不希望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和平建设的时机和环境，更不希望使中华民族因长期战争而仅存的生存与发展的微薄家底再遭破坏。为此，就必须着力解决好第二个问题，即如何避免因中国直接出兵抗美援朝导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

毛泽东认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取决于两个方面，即除了“中国军队”能够“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关键因素之外，做到不给侵略者以扩大战争的口实也是使战争不超出朝鲜半岛范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为此，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紧密联系国情、军情，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客观现实相结合，巧于运筹，大胆创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有力地指导了这场处在关键历史时期的极为敏感的战争。

1．采“志愿军”之名，在法理上不给敌对国家以扩大战争的口实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保卫东北边防而组建的东北边防军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首批入朝作战的部队，这支部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建制的部队组成的，而此后赴朝轮番参战的部队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建制的部队。如果不在名号上有所改变，那就意味着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军队的直接作战而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将无法控制战火不延及中国本土。而且由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实际上也等于中国同时向“联合国军”的成员国宣战。这样中国不仅要同美、英、法等国进入战争状态，苏联作为与中国结盟的国家，根据条约必须尽其可能援助中国，那么，这场战争就可能扩大为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两种结局都不是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的，也与中共确定的抗美援朝战略目的相违背。为了避免上述两种局面的出现，还在决策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备不虞之时，中共中央就考虑采取以何种名义才能积极稳妥地实现抗美援朝的战略意图，最初拟采用“支援军”的名义，后来在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意见基础上，将“支援”改为“志愿”。这一改动不仅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信念，而且因出兵作战的“非政府军性质”对欲寻找借口对我本土发动军事进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采用志愿军的名义，意味着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国政府支持人民反对侵略、支援革命的正义举动，但并不对任何国家宣战。这样，美国就从国际法上找不到对中国作战的法理根据。

2．量体裁衣，建立并实施符合抗美援朝战争特点的国民动员机制

国民动员属于武装力量动员的范畴，是国防动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动员的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武装力量动员和国民经济动员等的效能，因而是一种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带有综合性的国防动员。

新中国领导人在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中，循着人民战争的思路，逐步探索出了一种符合抗美援朝战争规律的国民动员机制。这一机制既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过程中形成的民众动员的有效方法，又带有鲜明的由抗美援朝战争特点（采志愿军形式，非国家宣战）所决定的创新特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央号召、民间组织、由浅入深、稳步发展。

志愿军出兵的次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已开展的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和我国台湾运动的基础上，发起“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通过运动在全国人民中“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1951年3月后，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一发动和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总会之下，各地成立了总分会和分会，成为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领导中心。

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国民动员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共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各总分会、分会的统一领导下，从开始的国防教育（主要表现为“三视”教育，即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教育）到掀起慰问志愿军及参军、参战、支前热潮；从捐献飞机、大炮，再到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夯实支援战争的经济基础，由浅入深，健康、稳步地发展，其对国民动员之广泛、深入和彻底是前所未有的。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是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要求相一致的，这就更有利于中国政府在国际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有利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检验了新中国的国防动员能力，也为中国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①建立行之有效的国民动员机制是动员国防力资源的重要保证；②找准国民动员的切入点，即正确揭示人民群众与战争的关系，是国民动员取得最大成效的关键；③国民动员形式和国民动员的实施应同战争性质和进行的形式相一致。

3．科学确定战争目标，努力使战争“局部化”、“地方化”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虽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交战双方都清楚，中国派出的是成建制的正规军与美国正规军作战，因而，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之间进行的一场局部战争，是中美两国军力、政治力、经济力、精神力量的全面较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战争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以至于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当美军在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其最初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图面临破产的情况下，美国军界以至于政界都频频发出“扩大战争”、“使战争升级”、“使用原子弹”等叫嚣，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为了避免出现战争扩大化的局面，中国领导人除了公开申明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作战原则是使朝鲜战争“局部化”的立场外，还在指导整个作战中依据战争的实际进程不断调整战略目标，使之服务于战争“局部化”和“地方化”的要求。

入朝作战前夕，毛泽东关于作战目标的设想是全部歼灭战区内的敌军。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毛泽东把歼灭美军主力第八军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个首要目标。应当说，毛泽东确定这样的作战目标，既有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有通过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创造战争局部化与地方化条件的用意。这一点，在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不难看出。经过5次战役，中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志愿军虽然取得辉煌战果，但由于装备落后，在短时间内，“歼灭和驱逐”敌人的目标则是不现实的；将敌人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也基本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长期的战争消耗也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建设的进行。于是，当美国在苏联的斡旋下作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的表示后，中共中央即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战争结束”的新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达成停战协定的方案。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相关附件。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对战争目标的三次调整似乎是在不断地降低对战争目标的要求，但不能不承认是符合战争规律，特别是符合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状况的合理调整。尤其是联系中国出兵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同美国进行一场以国家命运相赌的决战，而是要达到惩罚侵略者、不使侵略者染指中国边境，维护国家安全，创造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环境的有限目的，这种调整以及它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效果表明调整达到了中国国防的战略目标。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诞生后不久进行的一场国防之战，领导这场战争的毛泽东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没有充分经验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探索，积累了领导国防斗争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是新中国国防战略运筹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 国防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了两年零九个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卫国战争的过程，也是新中国领导人认识现代战争、探索现代国防的过程。这种探索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国防战略思想，形成了一些指导国防建设的重要原则，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1．要赢得现代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实现国防现代化

国防力量的支柱是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主体的常备军。建设强大的现代国防，必须首先造就一支具有现代作战素质和能力的常备军，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志愿军有着很高的政治素质，他们忠于祖国，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正是依靠这种世上少有的政治觉悟和由此而焕发出来的不畏强敌、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加之采取集中兵力、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战术，志愿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将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但作战过程也清楚地表明，在一场其战场由平面变为立体、其作战不仅比士气还比装备的现代化战争中，政治上的优势和兵力的雄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装备的不足，但不能取代技术装备优势的作用。忽视装备的现代化意味着要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不能达到大规模歼敌的目标。正如继彭德怀之后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邓华所指出的那样，抗美援朝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火炮，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没有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大规模地歼灭敌人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三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正是基于这一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建军思想再一次得到了升华。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951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号召：“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这一号召，把正规化、现代化作为一项新的任务突出地摆在全军面前。军队现代化的物质表现就是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它影响着军队的编成以至战略战术的发展，是军队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此，毛泽东毅然决定，“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研制现代武器装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4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兵工委员会。同时，合理调整军费开支，围绕现代战争的需要从苏联购置新式武器装备，加速军队现代化进程。经过努力，到抗美援朝后期，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步兵基本上改换了苏式武器，拥有了炮兵、装甲兵，而且有了可以同美空军较量且屡建奇功的空军，其整体作战能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和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正是美军最终决定从这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的战争中退出的决定性因素。

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明确地把实现国防现代化规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布中国把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作为奋斗目标，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由此确立了国防建设的战略地位。

与此同时，新中国领导人对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思路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一是认识到国防现代化的核心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了明确的部署，概括起来，就是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二是认识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是武器装备现代化。适应国防建设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武器装备建设，已由先前主要由苏联进口成品发展到在原型基础上的仿制改进和初步自制。三是认识到需要加强海、空军建设，形成立体防空能力。陆军以炮兵建设为重点，海军则重点发展潜艇、快艇，以形成突击能力强、适合现代立体战争需要的作战力量。四是提出了威慑只有靠威慑来打破的观点。为了对付朝鲜战争中美国一再表示使用原子弹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研制核武器，以加强自身防卫能力，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到把国防建设放在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地位，再到对现代国防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上有清醒认识，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防战略思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

2．战争的胜利不仅直接取决于前线，更取决于后方，取决于后勤

这一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全局谋划中注重战略后方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抗美援朝战争同以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经历的战争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境外作战，军队的补给既不能取之于敌，又不能就地补给，一切战争所需均要依靠国家战略后方组织供应；二是这是一场由于同美国作战而导致的现代化战争，其物资消耗之巨，组织保障之艰难，在中国军队战史上前所未有。如在五次战役中，志愿军日消耗物资即达550吨。庞大的物资消耗使中国军队领导人深深地认识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在美军现代立体战争的“绞杀”下，如何保证前线所需的物资供应，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鉴于志愿军作战的新特点，周恩来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就明确指出，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中央军委对志愿军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作了明确的划分，规定：各军、师的后方地域为战术后方，由各军后勤部门实施保障；战线后面的整个朝鲜境内为战役后方，由志愿军直属的后勤部门实施保障；中国东北地区为战略后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东北军区和东北地方党政部门组织实施保障。

如果把后勤保障看作维持志愿军战斗力的一条“血脉”，那么，志愿军战术后方和战役后方的后勤供应，就是通向一线作战部队的条条“血管”，而位于祖国的战略后方则是血源。为了血源充足，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依靠国家力量、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的指导思想。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一切后方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从而正式形成了以国家实力为依托，以东北为固定后方战略基地支援战争的后勤保障体制。国家实力由于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而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并由于采取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和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增产节约和生产竞赛运动而得到不断充实，使祖国成为志愿军可以信赖的坚强后盾。为了保持“血脉”畅通，前方成立了以洪学智为司令员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领导物资前送问题。不仅建立了由战略后方通往战区的3条兵站运输线，而且通过采取“分段倒运”、“集中兵力，重点保卫”、“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等物资前送保障办法，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使这条“血脉”成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战后，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明确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说明，“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后方有充分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和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所以，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时，彭德怀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授勋的话，我说应该授给两个麻子，前方授给洪学智，后方授给高岗”，一语道出了有力的后方供应和战时的后勤保障与赢得战争的重要关系。1953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示：“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这说明，正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和确保有力的保障手段成为构筑中国现代国防的重要内容。

3．全民办国防

1953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今后敌人还会捣乱，但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就有办法来对付他们。抗美援朝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谋划国防问题上，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发动群众，要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全民办国防。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他认为，国防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当国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国防才真正强大有力，国家的安全才有保障。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明确规定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需要动员、依靠全国人民保卫国防、建设国防。全民办国防，其基本内容除了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动员全民支持和参加国防建设之外，还包含着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国家各项基本建设方面，都要把国防问题摆在应有位置，把发展生产同国防建设统一起来考虑，保证在企业、交通、民航、通信等领域中，实现国防潜力的积蓄；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为战场建设创造条件。这样做不仅在实践上解决了国民经济平战结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各级政府和部门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国防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位置，认识到自己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责任，形成关心国防、建设国防的自觉意识，从而为整个国防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在全民办国防的思想指导下，将国防建设纳入政府的职责，就使全民办国防有了机制保证。

4．积极防御是中国军事战略的基石

积极防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这一基本战略方针，包含着军事服从政治，做到后发制人和坚持持久胜敌等基本内容，抗美援朝战争再次验证了它的强大威力和正确性。众所周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美国的侵略是警告在前，用兵于后，从而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兵的同情；交战后，志愿军始终保持持久作战的精神准备，急于结束战争的美国“骄兵”却在看不到胜利的战争面前神气沮丧，斗志日消；志愿军抓住战机，在战役战斗中频频出击，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最终战胜了侵略者。如前所述，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进行的第一场国防之战，无疑为其后中国军事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经验。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国防战略思想从其萌芽到基本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抗美援朝战争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检验了过去已有的经验，又启迪了新中国领导人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加强国防建设、巩固国防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中国国防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