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国防斗争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民族利益是即将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归宿。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高歌猛进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国际形势做出科学分析，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意义和前途等问题上统一全党的认识；一方面高度警觉中国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正确判断国家的安全形势，并进行必要的国防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美国作为一个长期支持与援助国民党反动政权、一直企图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国家，无疑是威胁新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美国政府不会轻易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洪流中的土崩瓦解之势，美国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直接的军事干预破坏中国革命进程。因此，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的1949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存在着“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此，号召全党在年内“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做出美军有可能干涉中国革命的判断的同时，也预见到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后来的形势发展证实这种趋势确实存在，虽然它极其微妙，但中共领导人同样重视，并为此进行了努力。

1949年1月下旬，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PPS39号和NSC34/1号文件的基础上推出了NSC34/2号文件。这个文件认定，中共已成为中国支配性的力量，在此情况下，美国继续援蒋或支持中国其他反共力量是不明智的。文件建议，美国政府应避免向国民党政权及其以后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力量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3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文件，并要求政府各部门遵照执行。于是，美国停止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援，美蒋关系开始冷却。美国驻国民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拒绝南迁，而且还以师生关系同已是中共官员的黄华进行接触，并通过其私人秘书傅泾波转达了愿意继续当大使和共产党政权办交涉并修改商约的意思。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来自美方的信息高度重视，一方面，警惕观察美国政府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做出审慎而积极的回应。毛泽东在给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但美国最终没有迈出与国民党断交的关键性一步，其对华政策经历一番摇摆之后又回归了本质。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随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为其对华政策辩护的白皮书，宣称将鼓励和支持中国“民主的个人主义”，帮助推翻中国“外来制度”,表明美国政府不仅不想承认新中国，而且继续奉行反共、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

中共领导人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随后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中读出了值得重视的信息，适时调整了军事斗争部署。这些部署对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警惕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加紧巩固边防。

美国政府白皮书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直接的军事干预和对蒋军事援助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鼓励和支持“中国民主的个人主义”及民族分裂主义则被其视为新的抑制“共产主义影响”的有效手段。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加紧在中国边疆活动。1949年1～7月，美国驻印度大使汉德森先后三次致电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反省传统的西藏政策。他提出，“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把西藏当作独立之邦来对待”。在少数反华势力的怂恿下，西藏地方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到美、英、印度等国游说支持西藏“独立”，从各方面加紧从中国版图上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还鼓动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五马”军阀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与中共对抗。为了粉碎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紧急调整作战部署，做出了提前解放新疆的决策。经过做工作，加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迅猛之势兵临玉门关下，紧叩新疆大门，促使原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和26日通电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王震兵团迅即入疆并向边境突进，至1949年底，即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山南北，从而挫败了敌对势力把新疆分裂出去的图谋。

为了巩固新疆边防，新中国批判地吸取历史经验，采取了“屯垦戍边”的政策。1952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将驻边疆部队分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余万官兵集体转业，在边境纵深地区建立国营农（牧、林、矿）场带，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千米的边境农场地带，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发挥了兵团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

对于西藏问题，中共中央从国防战略全局上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赴苏访问途中（1949年12月底）强调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了“立足于和平解决，但不放松武力维护统一”的立场，最终促使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完成了“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的神圣使命。1952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为巩固西南边防，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面实现，着即成立西藏军区。”1952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西藏军区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藏战略地位的确认，而且标志着维护西藏边防和社会稳定有了坚强的武装力量，国际反华势力分裂西藏的阴谋最终破产了。

疆域或领土是国防的基本要素，它不但是国防保卫的目标，也是国防活动的场所和载体，更是国防物质力量的源泉。疆域得不到廓清便无国防可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廓清疆域、击碎敌对势力的分裂阴谋是新中国领导人国防谋略的一个重要成就，意义深远。

第二，把握美国欲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台的现实性机遇，抓紧做好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使命的准备。

1949年2月，毛泽东基于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政策变化的种种迹象，曾对秘密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政策的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表示，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发表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加强其在欧洲与苏联的争夺，正从亚太地区收缩力量。美国政府白皮书和此前杜鲁门总统决定对华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互为表里，暴露了其在侵华政策失败后欲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及其新的对华政策尚处于混乱与犹豫之中的情况。这种情况制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台而美国不予直接的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坚定了正在开拓新中国宏伟基业的中共领导人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以革命运动形式进行的统一战争，所以当解放战争在全国高歌猛进之时，中共中央军委便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发起攻台战役，这无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胜之功还是对巩固新中国国防都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夏，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台战役后，希望苏联提供空军援助。该请求虽然由于斯大林担心提供空军支援会引起美苏直接军事对抗，从而给美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提供口实而被拒绝，但并没有动摇中共领导人解放台湾的决心。毛泽东指示刘少奇，争取使苏联同意在6个月到1年内为中国培养1000名飞行员、300名机场勤务技术人员，提供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帮助建立海军。这些紧急的军援要求，无疑是为攻台准备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浅。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中国革命进程，警惕国家政局变革中存在的国防安全隐患，及时调整战略思路，采取重要行动，廓清疆域，稳定周边，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