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研究新中国巩固国防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一 国防及国防理论与实践的现代价值

公元2003年3月20日北京时间10时35分左右，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打击，随后地面部队踏上伊拉克国土，向伊首都巴格达及各重要战略地突击开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了！这是在人类刚刚跨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不久爆发的一场局部战争，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又一场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当人们在祈祷和平、呼唤正义的同时，一个似乎正被人们逐渐淡忘了的问题又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与反思，这就是国防问题。

（一）国防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尽管人们对国防的认识经历了从“小国防”到“大国防”的变迁，尽管人们对国防的概念作过多种不同的解释，而国防所具有的“战时击退侵略者，和平时期遏制侵略”的两个基本功能始终不变。由此可见，国防和战争有着亲缘关系。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诞生以来，战争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如同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时刻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之上。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之后，在国际舞台上，战争就常常被一些野心家用来作为推行国家意志的主要工具。战争可以夺利拓疆，可以创造一个国家，同时也可以肢解甚至毁灭一个国家。同时，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也被迫以正义战争来履行国防的神圣职责。这样，围绕国防这个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无数国家演绎了兴衰存亡的历史。有国必有防，立国当思防，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又是悠悠千载风云变幻给后人留下的千古名训。

20世纪，人类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认识。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抗议掠夺，要求发展，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这一潮流，不断消解长达半个世纪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战略对峙，对两大阵营由“冷战”向“热战”转化起了重要的遏制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潮流，终于开启了人类历史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大门。但是，正如开启大门不等于登堂入室一样，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主题，也决不意味着现在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20世纪末弥漫在科索沃上空的硝烟和武器装备的日新月异，提醒人们：21世纪并不是一个可以高唱赞美诗的时代，“战争”这个字眼在21世纪仍然无法回避。据统计，1990～1999年的10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117起，平均每年10多起，明显高于冷战期间每年4.5起的平均数。自2000年至2001年1月，世界各地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45起，超过1999年40起的总量，其中新发生的达21起，也大大超过了1999年的9起。这些战争，虽然有的是由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部族纠纷而引起的国内战争，但也不乏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利益的争夺甚至冷战思维继续作祟，而由一国或多国强加到别国头上的国际战争。如1990年伊拉克公然入侵科威特，企图把科威特探明储量达128亿吨的石油占为己有；1999年3月，美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则是冷战思维、地缘政治和建立“单极世界”的霸权思维的结果。透过这些战争，人们看到了国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关系。

国防需要加强，还因为冷战结束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现有的国际安全机制受到挑战，其在维护主权国家安全方面的功能有受到破坏和弱化的征兆。目前，最突出、最重要的国际安全机制无疑是联合国机制。联合国这个成立于1945年10月，现已发展到193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其基本宗旨之一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60多年的时间里，联合国虽然有时为某个大国操纵，作为推行冷战思维的工具，但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是受到人们关注，也得到大国重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美、苏两家为首的两大阵营，在联合国内旗鼓相当，相互制衡，外化为联合国对国际安全的保障。但到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联合国内部的制衡机制随之坍塌了。虽然，第三世界国家是联合国内一支新兴的、正在发展壮大的和平力量，但由于实力不够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策机制的不尽合理，联合国并不足以阻止个别超级大国对主权国家肆意采取军事行动和进行武力打击，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成员国主权平等和不受侵犯的机制多次受到挑战。历史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联”时代：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以“确保和平与安全”为己任的国际安全机制和国际组织沦为个别霸权国家可弃可取的“玩物”。人们不免担忧：难道联合国会成为第二个“国联”？

其次，多极化进程与单极世界的较量复杂化，力量失衡造成“单边主义”猖獗。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国（美国）力量突出，多元政治力量（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一超多元”的战略格局。“一超多元”奠定了向多极世界发展的基础，是多极世界诞生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战略格局。而多极世界的形成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多极与单极两大发展趋势的较量和斗争。一位俄罗斯学者面对冷战后力量失衡的世界格局曾警告世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有利于某个大国实施世界霸权的条件”。超级大国在冷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意欲建立唯己马首是瞻的“单极世界”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而且为了建立其主导的“单极”世界，它总想依靠其超强的实力，不惜采取“单边主义”的手段，靠实力打出一个其需要的“单极世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就是一种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美国不仅背离《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将其“炮舰政策”凌驾于联合国安理会之上，而且无视法、德、俄等大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它的强力牵制，开创了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史上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恶劣先例。美国的行动显现出一种危险的信号，就是某些国际势力为了一己之私利，会不顾及任何国际组织条款制约，依靠一国或几国的军事手段，建构西方价值观主导的所谓“有序的民主世界”，以完成“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的“新帝国”使命。这种霸权意识支配下的单边主义，将成为主权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又云：“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待夕矣。”此警世之言，由冥冥远古传来，仍振聋发聩。

国防的确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二）国防仍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历史潮流的坚定推动者。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定地把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全党21世纪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提出三大历史任务，突出地表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战略思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和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实现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作保障。

也许历史最能说明问题。19世纪，中国疏于国防建设。于是，兵燹连年，丧权失地，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数亿两白银的赔款，民穷财尽，沦为半殖民地，便是那时的中国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没有赢得国防方面面临的挑战，结果日寇来侵，不仅打断了中国经济蹒跚发展之旅，而且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直到20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中国才筑起一座国防的坚固“长城”，从而赢得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才在这个基础上走向世界。

光荣与屈辱都成为历史。跨入21世纪的中国将在国防建设方面接受新的挑战。

挑战之一：中国国防能否在确保制止“台独”、完成统一的斗争中慑止外军的武力干涉以至在外军干涉的情况下确保打赢，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挑战之二：在波谲云诡、风雨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国防能否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安全？

挑战之三：中国国防能否有效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在多维空间的利益特别是海洋权益？

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切实执行“睦邻、善邻、安邻、富邻”的国家周边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的、积极的和平外交，中国的安全环境继续得到改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危及中国主权、威胁中国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有发展的趋势。东邻日本正在积极推进其由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发展战略，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它在1997年与美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之后，2002年12月2日，又将“雾岛”号宙斯盾驱逐舰派往印度洋，“协助美国打击恐怖势力”；此后，日美两国政府还在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公然声称，两国将在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加强合作，这一切都旨在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急速“右倾”，明目张胆地把中国钓鱼岛“国有化”，宣称武力保护离岛，多次举行“夺岛”军事演习，炒作“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说三道四，并进行跟踪、骚扰和军事挑衅。安倍政府公开参拜供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为侵略者的亡灵招魂，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二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日本在历史上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猖獗、日本政府对其侵略战争没有反省的情况下，日本的动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另有个别国家，也以“应对中国不断给其带来的压力”为借口，着力加强空间军事能力，积极研制各种导弹，以争取“在不久的未来”，拥有“能够到达中国主要城市的核武器运载系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自苏联解体以后就在世界上更积极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9 ·11”事件以后，其借反恐之名抢夺军事斗争战略优势的趋势日益彰显。2003年，布什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宣布从2004年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与此同时，美国还以亚洲“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岸（从孟加拉到日本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区域”的战略判断为基础，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进攻性军事存在，并始终不承诺不将中国台湾纳入其同日本共同协防的范围。在围绕“台湾问题”而展开的中美斗争中，美国政府的这些决定和举措无疑对中国国防构成一大挑战。

上述一切表明，国防在21世纪仍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重大挑战。威胁中国国防安全的种种潜流，凸显出21世纪中国国防谋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防需要加强，谋略更须先行。因此，早在1997年，江泽民就提出“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把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筹划好”，他指出：“要有一个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套的战略构想，从总体上把握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逐步推进。”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阐述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方针。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要求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中共十八大报告立足国防安全新形势，强调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特别提出要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站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复杂的安全环境，他谆谆告诫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国防战略的意识一定要特别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的任务。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这一切充分说明，谋划21世纪中国国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和战略支撑。

二 一项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必要工作

“中国威胁论”是干扰中国当前和未来战略环境的重要因素，也是少数国家为挤压中国战略空间、推行军事扩张而蓄意捏造的。这股“空穴来风”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由来已久，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是美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的第一个版本，这是一个以华人移民挤掉美国白人职位的恐惧心理为基础的“饭碗版中国威胁论”，体现的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偏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那是一个惧怕中国革命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损伤美国利益的“红色威胁版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当权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恨心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美国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这个版本与前两个版本不同的是，它既不是针对华人移民这一特殊族群，也不是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威胁”，而是把矛头直指正在崛起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极力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其后不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出版了令他名声大噪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基于“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的历史认知，基辛格明确断言：“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接着，美国国会、政府机构接二连三地抛出中国军力及其对美国威胁的评估性文件，拿出中国已经部署了多少枚导弹、今后每年还会增加多少枚、有多少枚可以打到美国等所谓中国军力增长的“事实”以及“中国军费不透明”的猜疑，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虽然措辞不一，但都具有“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思维逻辑特征，由于采取了政府与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互动的方式，似乎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然而，正如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实际上，美国最新版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冷战思维余续版”而已。

美国抛出的“中国威胁论”，着实让日本以及中国周边少数几个国家凫趋雀跃了一把。日本借机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论”，动机无非是借尸还魂。在军事上，为其扩武寻求借口，如安倍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都是在利用美国重返亚太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论”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强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海洋资源、蚕食中国海洋权益基础上，以其作为拉霸权国家为之撑腰的令旗。他们的障眼法着实欺骗了不少心地善良的人。

“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上颇有些蛊惑力，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战略环境，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批驳。“不过目前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大多数是从中国现在有多少武器、一年多少军费这些角度出发的。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缺乏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吴如嵩语）。在吴如嵩研究员的指导下，青年学者、笔者的学友宫玉振博士撰著了《中国战略文化解析》，从深层次的中国战略文化入手，回应了“中国威胁论”的无稽之谈。如果再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个世纪里巩固国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轨迹做一考察和研究，让历史做一次发言，看看半个世纪的中国国防战略运筹和实践到底怎样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使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会更有利于人们对中国国防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形成科学的认识，从“中国威胁论”的蒙蔽中解脱出来。

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