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政治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也有明显改善。这些变化，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也对新中国国防战略运筹提出了新要求。

一 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新要求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辉煌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迅速地医治了过去兵燹连年造成的战争创伤，恢复了经济，而且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广大人民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动和教育，爱国主义精神被大大激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宪法充分肯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确立了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全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执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两大任务到1956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中国不仅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揭开了序幕。

在国际上，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帝国主义动辄以武力相要挟的狂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虽然它仍没有放弃战争与扩张政策，但在一段时期里其扩张的手段不得不改以经济侵略的方式和手段为主，这就客观上为各国也包括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世人看到了新中国主持正义、反对邪恶，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光辉形象，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195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出席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同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谈判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首都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力倡“求同存异”，加强亚非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受到与会国家的热烈欢迎。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说明，敌视中国的美国再也无法漠视新中国的存在。

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中国政府抓住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适时制定了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即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一国家发展战略，总结了“一五”计划的建设经验，改变了过去把“工业化”作为唯一建设目标的国家发展思路，是一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宏伟建设计划的实现需要许多条件的支撑，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使国家建设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还在国家新的发展战略酝酿之时，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后，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1956年11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争取和平，需要外交斗争与国防斗争的紧密配合；保证国家安全，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国家重大转折时期出台的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保卫祖国战略方针诞生的强大动力。

二 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升级

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的提出还与美国对华政策有紧密联系。

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亲身感受到了新中国强烈的反美情绪和坚强的斗争力量，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华政策。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对中国仇美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在台湾问题、中国周边的军事压力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做出理性和友好的表示与选择，相反，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政策与措施。

还在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就利用停战谈判议程问题、军事停战线问题、战俘遣返问题做文章，有意识地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其目的在于，尽可能维持与新中国的有限战争格局和对她的军事压力，通过边谈边打、谈打结合，掩护其遏制新中国政策的全面推展。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吸引世人注意力的机会，加快了对侵略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提供军援的步伐，扩大军援规模，在印度支那营建遏制中国的战略线；它不顾苏联、中国等对日作战国家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同日本缔结和约，并通过《日美安全条约》使其在日本及其周边驻军永久化，为其日后以日本为基地继续干涉亚洲事务、推行遏制战略提供法律借口；它还先后同泰国、菲律宾签订军事协定或条约，积极在亚洲组织反华军事同盟体系，从而把美国远东政策完全纳入对华遏制轨道。

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战败羞辱，“美国领袖们已经滋生出一种对新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怨仇”，美国领导人公然把新中国领袖同希特勒相类比，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加危险，更会刺激战争”。在这种仇视新中国心理的作用下，美国政府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首要敌国，将其反华政策系统化、固定化，并且有计划地加紧完善远东反华军事同盟体系。1953年10月1日，朝鲜停战协定墨迹未干，美国就同韩国急急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得以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长期在南朝鲜驻军，并通过向南朝鲜提供巨额经援和军援，把南朝鲜正式纳入美国在远东遏制中国的战略体系，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全面遏制新中国的前进基地和核心堡垒。1954年3月8日，美日签署了针对中国的《美日共同防御条约》，根据条约，日本再次确认“履行《日美安全条约》所赋予的义务”，美国则承诺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从而加速了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进程。通过《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和随后不久签订的所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构建了针对中国的内层遏制线。但美国并不满足，为了彻底封死中国，孤立中国，同年9月8日，在美国一手操纵下，美、英、法、澳、新及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将拟议中的东南亚军事组织正式命名为“东南亚条约组织”。该条约明确以采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以抵抗武装进攻，并防止和反对受外界指挥的针对它们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为宗旨。美国唯恐此表述模糊了缔约国的视线，又专门在条约正文后附以声明，宣布：“美国认为（该条约）所提的‘侵略’仅适用于‘共产党侵略’”。就在这一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遭到严重挫折，奠边府战役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力军队丧失殆尽，法国越发感到已无力在印度支那单独进行战争。这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避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决定取法国而代之。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后明确把南越、老挝、柬埔寨纳入条约保护范围。至此，从中国边境的最西端（巴基斯坦）经中南半岛直到中国东北方向，在针对中国的内层遏制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背后，美国又苦心孤诣地构筑起涉及远东地区的外层遏制线。

美国不仅对中国施以军事上的遏制，还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变本加厉地打击中国。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明确规定，可以适当放松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但对中国严格的贸易禁运政策维持不变。美国要求其所有盟国也采取同样的立场。美国继续阻挠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不知羞耻地吹嘘：美国自1949年以来，已在联合国各机构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加入超过150次，并准备继续这样干下去。

尤其令中国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日益彰显。继其公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后，1954年12月2日，美国又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仅把中国领土台湾纳入其反对中国军事同盟体系之中，而且承担了以武力保台、保蒋的长期法定义务，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构成对中国主权新的明目张胆的侵犯。据统计，1952～1958年，美国给予国民党军的各种飞机有1117架，1958年一年内就给予国民党海军各型舰艇60余艘。1951～1958年，美国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经济援助”约8亿元，而提供的“军事援助”比“经济援助”还多一倍多。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出于强烈的仇华心理，变本加厉地以各种手段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外交上的“孤立政策”，经济上的“封锁”和“禁运”政策，军事上的“遏制”和战略包围，将自己置于与中国为敌的地位。特别是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封锁台湾海峡，与国民党台湾当局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条约”，构成了对中国最大的军事威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和大陆仍然处在内战状态，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或者由美国从台湾直接或间接出兵对大陆发动进攻的可能性随时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三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敌情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人渴望和平，中国政府也把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朝鲜战争之后，鉴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中国政府进一步坚定了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科学判断，对世界和平的前景更加乐观。这一时期，新中国领导人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保持并推进世界和平。因为中国极其需要和平与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为此，中国领导人不仅提出愿和美国和平共处，而且也表示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决。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种趋势——好的趋势和坏的趋势，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在1957初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醒人们：“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这说明，新中国领导人在坚信和平力量壮大及和平条件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忽视战争因素的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中国领导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判断。

1．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不能丧失对战争的警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早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根源，认为只要阶级和私有制存在就有战争。19世纪末，列宁在充分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战争的现实危险，即做出了“现时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科学论断，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作了新的诠释，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思想。一是指出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危险因素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20世纪上半叶，在列宁做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科学论断之后，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这两次战争使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损失惨重，遭到沉重打击，只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了横财。因而在二战后美国成了战争最积极的鼓吹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因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分析了两次世界战争对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影响后，明确指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已经从欧洲转到了美国。二是指出现代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往往是局部战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人认为，与以往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样式有所不同，今天的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往往是局部战争，这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不想发动世界大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感到还没有能力发动世界战争，而“按照他们的愿望还是要打的”。三是指出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带有强烈的“冷战”属性，即把遏制以至于“消灭共产党政权”作为战争的重要目的。毛泽东指出，美国把手伸得那么长，整个亚洲都想抓，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些地方消灭共产主义势力和影响，并且推行以美国社会为蓝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持国际关系的旧秩序和阻止帝国主义的衰亡。这种帝国主义发动的带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战争显然更容易找到借口。

2．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是美帝国主义的现实威胁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国周边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1954年，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些特务以七人到十人为一组，带有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十组这样的特务空投到我们内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国飞机都曾空投过特务，并且空投武器给那里的土匪。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因此，不难得出结论：给中国造成最大、最现实的安全威胁的，“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3．突然袭击是美帝国主义最有可能使用的发动战争的手段，我们必须做到常备不懈

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和现实的威胁，就要对这种威胁所采取的样式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采取相应的国防斗争的手段和对策。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对帝国主义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样式作了判断，他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新中国领导人把发动突然袭击看作敌人最有可能采取的进攻手段是有科学根据的。首先，朝鲜战争后，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在中国周边加紧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兵力，而且公开宣布了“放蒋出笼”的政策。在此情况下，虽然美国明火执仗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以某种借口单独或伙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中国大陆的可能性的确难以排除，何况蒋介石集团这时正鼓噪“反攻大陆”。其次，提出防备敌人搞突然袭击才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干部不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所陶醉，给予国家安危以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强调指出：“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真正做到常备不懈的国家才能抵御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的侵略，于险恶环境之中保自身平安。

四 重要推动力量——自主意识增强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防建设，同其他各项建设一样，是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虽然成果显著，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条主义盛行，不顾国情、军情，盲目模仿苏联。如1955年9月，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到华南国防重地万山群岛和虎门视察，见桂山岛的岸炮阵地没有采取隐蔽措施十分生气。当他得知这是照着苏联样子修筑的时候指出，苏联这样修筑是因为他们有制空权。把他们的办法搬到我们这里来，就不适应了。当他看了清朝在虎门修的威远炮台后又说，一百多年以前还没有空军他们都知道把炮位隐蔽起来，我们现在反而把炮位修的那样暴露！你们是怎么想的？一位海军干部解释说，这是苏联专家坚持叫搞的。彭德怀更严厉地说，脑袋是长在我们的身上嘛！我们应当力争以我们的意见为准嘛！

其实，有着独立自主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在学习苏军过程中如何避免教条主义是有警觉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曾指出：“通过与苏联顾问的接触，我深感必须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学习外国的经验，在军事上也一样，绝不能人云亦云。”1953年斯大林逝世，压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理论权威”没有了，新中国领导人感到有理由也有资格重新审视学习苏联的经验，自主意识明显增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领导人和中央军委首长对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产生了怀疑，感到苏联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过分渲染首次突击的作用，就会导致忽视积极防御的具体准备，而这对奉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苏联、波兰两国就因缺乏战略防御的具体准备而遭受严重损失。殷鉴不远，新中国领导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以完成国家发展战略提出的要求。1955年4月底，当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汇报拟在访苏期间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与苏联方面交换意见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同意与苏方交换意见。在莫斯科期间，彭德怀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部长朱可夫会谈时，双方就战略方针问题各自阐述了观点，未能达成一致，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而结束。回国后，彭德怀更加感到建立中国自己的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主持第41次军委会议时明确表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科学。彭德怀认为，“战略方针很重要，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虽然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我军军事统率机关是明确的，但作为国家的国防军事战略方针，还需要依据新形势、新任务加以明确的阐述，唯其如此，才能使国防和军队领导干部通晓明了，才有利于全面战备工作的切实开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之下，彭德怀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对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

这一研究、论证的成果就是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构成了新中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的目标是有效防止敌之突袭；并对如何有效地防止战争和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从平时国防建设到战时如何用兵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新中国保卫国防的军事战略的基本要素。该报告经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充分讨论通过后，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4月2日，毛泽东批复：“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共八大会议前，中央指令中央军委提供两个发言，一是国防与军队建设原则，一是政治工作。在彭德怀主持起草的长达一万多字的军事发言稿上，毛泽东审阅后批复：“看了一遍，觉得可用。文字通顺，可以不再缩短。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1956年9月18日下午，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就党的军事工作发言，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就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1957年7月，彭德怀在国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军事建设概况》汇报中，又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作了集中阐述，从而确立了“积极防御”保卫祖国战略方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