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史学（代序）
我治史学数十年，现在向读者作一汇报，请批评指正。犹“老王卖瓜”，请教瓜味如何。
我于1933年3月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县经山地区一个耕读之家。曾祖为我取名锡昌，塾师书我名锡才，我因父姓施、母姓丁而自名施丁。家世寒门，祖辈几代皆耕读为业，男在乡村教书，全家务农，有水田12亩，尚可安稳度日。只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出生前后，因连遭家屋失火及家父入狱一年（因参加救亡活动）之灾，继之家父英年早逝（1938年），故家业从此不振，孤儿寡母艰苦度日。祖母、母亲念念不忘吾家世业，辛劳耕作，送我入塾读书，常常耳提面命。我于四岁入家塾读书，同学数人，读《三字经》与四书五经不等。老师和同学怜小，对我优待，然我学习较放松，粗涉一点古书。我的两个教书的叔祖金才先生和润之先生善于书法，后者的大书闻名乡里。塾师裴文卿先生喜好国画，常画山水，命我为其磨墨弄色。于是我耳濡目染，有了书画兴趣。故中学未卒业，就学于正则艺专（吕凤子先生创办）。然因经济拮据，只好辍学而到养正中学工作。学习书画之路受阻，另走了治史道路。
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因有点古文底子，读古书尚不难，较倾向于学中国古代史，同时喜好读古典诗文。大学毕业后，分配至辽宁大学为助教，先从王适存先生治秦汉史，再从陈光崇先生治史学史，后来能独立教学。1962年秋至1964年夏，师从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在北京师范大学西斋西楼蜗居两年，基本上是研读《史记》和《汉书》两部史学名著。“文革”时期，曾为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通史课，不时翻阅《资治通鉴》。自1974年至1981年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专任有关秦汉史和史学史方面的编辑工作。1981年末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持史学史研究室工作，以治中国史学史为主要任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年轻教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难以正常进行学习和科研的。我个人更有点特殊。因在异乡生活，诸多不便，祖母饥疾而死，思想消极，1959年病倒，1960年下放到辽北畜牧场养猪，1961年到学生食堂参加劳动和管理，名为思想改造，生活较苦，但多劳动，毫不失眠。1964年秋至1966年夏，两次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先在开原县金沟子公社，后在铁岭县双井子公社，工作不大忙，生活有点苦，古书读不得，但读了社会的大书，对于搞史学是有些益处的。
在20世纪60年代，抽点宝贵时间读书，想搞科研实难，但我也曾发表过几篇文章。1962年发表的《史评的先河——读〈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实在话，浅，“先河”云云有欠允当。1963年春发表的《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是针对当时文史界一些学者对于司马迁写项羽和刘邦认识欠妥、评论有误而发的。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司马迁所写项羽、刘邦的实际内容进行分析，而得出司马迁褒刘贬项的结论。同时，我很注意司马迁的历史文笔。
我自1979年发表《司马迁写当代史》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读书，勉励写作，至今发表了120多篇论文。这里选取30余篇敬呈于众，恳请批评指正。这些拙文，大致分为六个方面。兹略述其中一些要点。
一、历史与学风
选了些有关秦汉豪族、陈下之战、齐梁帝陵方位等历史问题，以及顾炎武、钱大昕等谈学者与学风的问题。
秦汉豪族问题，起初是我在读《史记》《汉书》酷吏传时引起注意的。汉武帝重用张汤等酷吏，主要是借刀诛豪族。这说明了那时社会的一大矛盾。为什么？因为豪族拥有大片土地、宗族大众，并勾结权贵、招募宾客、结交游侠、利用徒附、联姻婚族，加之选举入仕、筑堡弄兵、纵横争权，形成影响很大的社会势力，故能影响社会安乱，危及皇权稳固。不仅汉武帝时代有之，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有之，甚至至今阴魂不散。我除了《论秦汉豪族二题》外，还发表了与其有关的《〈史记〉与秦汉豪富》《秦汉豪族的呼声》《桑弘羊的骄狂与悲剧》等文。
秦汉时期的郡守，既掌政，兼掌军。有说郡守掌政、郡尉治兵，两者如此分工。此说欠妥。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郡守、郡尉的职掌本来很清楚，郡守主持政治、军事全面工作，郡尉只是郡守掌军的助手而已。拙文《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略说》以秦汉史实论证之。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绘声绘色地写了垓下之战，使得历来文史学者与一般读者都百读不厌，赞叹不已。有的中国战争史相关著作不惜笔墨对这场战争详论精析。而两千年来竟无一人提及陈下之战。其实，历史上的陈下之战值得重视。司马迁提到了，只是未曾如写垓下之战那么浓墨重彩、着意生动而已。拙文《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提出，楚汉战争中有次陈下之战，那是影响大局的大战。此说可以振聋发聩，确也有人给予肯定，但有的专家学者颇不以为然。不得已，我又发表了《再谈陈下之战》《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等文，着重指出《史记》《汉书》所写《灌婴传》，既有垓下之战，又有陈下之战。于是得到认可。
汉代于轮台屯田的时间上限问题，我国学者有分歧意见。主要是两说，一认为始于汉武帝伐大宛之后，一认为始于汉昭帝始元年间。拙文《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提出商榷，觉得意见分歧的缘由主要是对《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有关记载的理解不一而引起的，故该文对《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试作浅析，再指出司马迁卒年为问题的关键。而我认为，司马迁卒于太始初年，则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必是天汉年间，是可断言的。
吾乡丹阳经山地区有齐梁帝陵多处。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等学者曾到此调查了解，撰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生于经山地区，几十年来多次参观陵墓石刻，又翻阅了一些宋明以来的地理、方志著作，觉得齐兴安陵不在三城港而在仙塘湾，齐修安陵不在仙塘湾而在金陈湾，梁庄陵不在萧塘港北而在三城巷，萧塘港北石刻乃港区或皇业寺前的标志物。朱氏的疏失，主要是对宋明以来的地理和方志著作有所疏忽，对丹阳的地理方位也欠熟悉。近世往往有人云亦云者。
近几十年来学风大有问题，令人忧虑。拙文《顾炎武谈学者与学风》《钱大昕的学者风度》，没有借古讽今之意，而有告示学人古来治学有优良传统，可资学习。在《顾炎武谈学者与学风》中，所提“辨风向，窥士心”，强调“为人为学”等，是说学风问题有关人品操守，从其为文可见其刮什么风、持何种心、做哪样的人，非常重要，不可漠然处之。《钱大昕的学者风度》指出，钱大昕不仅治学功底扎实、学术成绩突出，而且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的学者风度。他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人真诚引导，热情提携。他的学风与历史文人中“骄”“吝”两种不良风习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
二、史家与史学
史学史包括史家、史著、史学及其思想与理论、文笔等方面。本集把有关史学思想与理论、历史文学的论文另作两个小题置于下面再谈，这里只是介绍一部分史家与史学之特点的有关论文。
司马迁写当代史是很突出的。其《史记》写古代三千年的历史，共52万字，而其中写近世百年间的历史竟占了约十分之七的篇幅。事核文直，精彩生动，而且独立批判，体现了“实录”精神。拙文《司马迁写当代史》专论之。
班固的《汉书》专写西汉一代的历史，可谓继承司马迁注重近世史的传统，且事核文直，提高了写史的准确性。但也有缺点，尤其是缺乏批判精神，有谀今之嫌。拙文《论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浅言之。
拙文《谈谈范晔的史论》，专就范晔《后汉书》的史论谈点看法。历来学者对范晔的文论褒贬不一。该文强调应注重其历史见解与观点。范氏自谓其论“以正一代得失”。其论有的确然纵论一代变故，并有精彩处。论政也有少量的高论，其精彩者大多是对东汉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论评。所论东汉的社会风气，主要表现在表扬节义之时，区别诚与伪，揭露饰伪之丑行。范晔还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分析和鉴别。
刘知几所著《史通》，既是一部史学批评专著，也是一部含有史学理论的著作。如今学术界对其史料、编撰、体例以及史评等问题论析较多。拙文《刘知几史学要论》不再对这些问题多费笔墨，而是就实录、直书、曲笔、相时、史文、史义、通识以及史才等问题谈些浅见。其“实录”论，下面再谈。主要说基于实录论，强调直书，反对曲笔，主张适俗相时，反对盲目仿古；倡导文质相称，反对华而不实；呼吁彰善贬恶，要求起到劝诫作用；提倡通识，要求思想端正，深思明辨；还强调“好是正直”，反对阿时徇私。刘知几史学，实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突出而优秀的。古时官修史书，往往以达官贵人任主编。此类主编，或官僚混之而挂个虚名，或懵懵懂懂而自作聪明，或无知无识而瞎指挥。如司马光者实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个学风问题。然至今犹有遗老遗少，甚至风刮得很紧。拙文《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发表于司马光（1019～1086）逝世800周年之际，有纪念司马光优良学风之意，也有告示今人学习优良传统之心。
钱大昕的史学，在乾嘉史学中是突出而优异的。他饱学有识，标榜“实事求是”。他的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的巨擘，还有史学思想为指导。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追求信史。他的考与论，几乎不引经义礼法，一味强调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赵翼的史学，用的是考证方法，只有温和的经世思想。
三、历史思想与理论
我以特大的实事求是的望远镜，仰视中国古代史学的浩大星空，大饱眼福。在银河的左边，有“民本”“承敝通变”“人为非天”“因俗”等巨星耀眼闪烁；在银河的右边，“实录”“经世”“才德”“史意”等明星万丈光辉。星斗万象，望之入神。感光心得，沾沾自喜。
贾谊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才子，历来学者推许其为思想家、政论家。但我要补充一下，他还是大史家。理由很简单，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写了一篇历史论文——《过秦论》。在几千年的中国古史上有几人能写出这样的鸿文？其先三千年没有，前无古人。其后两千年少见，实在难找。再者，《过秦论》的主题是秦政得失与民心向背，民向则秦兴，民背则秦亡。文字简洁精要，主题思想突出，历来学子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还有几篇历史论文能受到如此待遇？拙文《贾谊“民本”思想》，强调“民本”问题是贾谊思想的核心。他言民为一切之本，“民无不为本”。为政以此为要为大，应当厚民、安民，切戒薄民、害民。他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警世的忠告。我认为贾谊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最杰出的精华，故特推其为历史思想与理论之首要者。
贾谊的民族观更是新异的。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或是华夷一体论，或是华夷区别论，汉初则产生了“和亲”论。而贾谊针对汉朝与匈奴的和战情况，并考究了汉匈双方的经济文化状况，也深知匈奴贵族的生活追求，提出了“三表五饵”论，这实际上是以先进的经济文化积极主动地影响文化较低的民族，使两族趋同之崭新的观点，在当时实是闻所未闻的怪论，至今犹有人莫明其妙。故历来学者或忽视之，或轻视之，或鄙视之，今日治民族史者也多避而不谈。殊不知，贾生身后不久，汉武帝独心领神会，而试用其策；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到的民族思想似乎也在论证贾谊“三表五饵”论有其正确性。我斗胆发表了《贾谊新的民族观》一文。
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与史学思想和理论，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都或隐或显地触及和提出了。拙文《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认为司马迁考察了一些历史变化，尤其是战国秦汉社会之大变故。继承了贾谊的“民本”思想，认定秦汉大变乃民心向背所决定，并认为应当“承敝通变”（或曰“承敝易变”），意思是，社会矛盾应当以变革来解决，解决了矛盾，社会就又前进了。这是“易”学通变思想的一大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的精华。拙文《说“通”》也着重谈到这点。
拙文《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论及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其中首先就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他谈天人关系，有神秘的“天”的影子，但强调“人为”,《史记》言史主要是谈人为与时势的关系，强调谋事在人而受时势的限制，人乘时顺势则大有可为，违时失势则必然失败。其评历史人物，往往把人为放在特定的时势下进行具体分析，而不空言天命。项羽于败亡时声称“天亡我，非战之罪”，司马迁则批评他“自矜功伐”而蛮干，责怪于天“岂不谬哉”。这种人为非天观，也是中国古代史观中的精华。因有人为观，司马迁特别强调“为人”，即如何做人。拙文《司马迁为人之学》是专谈这个问题的。
在《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文中谈政治思想时，特别强调司马迁的“因俗”观。善于因俗顺时是基本思想。拿现在的话来说，是从实际出发，按实际情况办事；顺应时势；也有实事求是之意。拙文《司马迁经济思想四题》着重于此观点。《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此为司马迁的经济政策思想。近世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都注意于此，大都强调司马迁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把“因俗”观发挥到极点。这有片面性。“善因”并未“放任”不管，其实司马迁强调善因，反对“与民争利”，又主张因势利导，并加以教诲管理，是主张既放开又管理的经济政策思想。
四、史学思想与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异常发达，史学传统非常优良，有关史学本体的思想丰富而多有价值。“实录”论、“经世”论、“才德”论、“史意”论等光彩夺目。拙文《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较为全面地提出了这些史学思想与理论，予以论述。
“实录”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较早地提了出来，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并有写实传真的指导价值。此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已真正地矗立起来，文史已分了家，史已不从于经。我对此论情有独钟，还写了《扬雄论司马迁的意义》《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班彪的〈前史略论〉》《班固的“实录”论》等文，都主要是谈“实录”论的，意在强调它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在于提醒学人之所忽，或不明其要。我国学人近世以来讲究史学理论，多注意学习外国的东西，而忽略了探讨和学习中国史学传统中优良的遗产。忽略“实录”论即是显例。拙文《刘知几的“实录”论》也谈“实录”。有人已注意于此，只是不明其渊源，对其含义也若明若暗。该文指出，刘知几“实录”论主要来自班固之论，也受到刘勰思想的影响。刘氏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文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还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应有通识。这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和理论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经世致用”论是值得推重的。它是关系史学宗旨的根本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声言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世道人心，故学《春秋》精神。刘知几论“史之为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章学诚则强调“史学所以经世”。《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是重视经世论的。拙文《中国史学经世思想的传统》则是专论史学经世问题的。拙文《司马光史论的特点》谈到《资治通鉴》“臣光曰”多为经世之论，其史论与政论是相通的。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谈到“史才”“史德”论。这是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问题。班彪称允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言史才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他所言“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则含有史德的意味。明确地提出“史德”论，并加以论说者，则是章学诚。
拙文《章学诚的“史德”论》及《再论》强调其论的特点是：辨著书者之心术，是论史家之思想修养问题，他既言史家应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又言“不背于名教”，不免矛盾。章氏史学颇有理论意味，只是由于思想受时代和身处的局限，有高论而不粹。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一文还谈及“一家言”。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意在经世，欲对历史与现实提出不同于君主世俗的个人看法，标榜独断。这是史家自觉地开创史学新局面的表现，是表明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史学任务，是史家的主体意识性问题。拙文《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已论及之。章学诚批评当时“务考索”成风，有要求史家“决断去取，务自成家”，著作“有当于《春秋》经世”，也是欲“成一家之言”的。
章学诚提倡“史意”。近世学者对此似乎不大在意。拙文《章学诚的“史意”论》提出，章氏著《文史通义》，旨在阐明史意，不在于言史法，强调著述成家，不屑纂辑比次，“学以致其道”是其核心思想，“史学所以经世”是其着重之点。对于考据，章氏批判的是趋附成风，而不反对考信其事，并说明考事辨实乃治学之具。章氏强调，只是考据是远不够的，应当“有所为”，为经世而用。其言述事达理，则是章氏史学的基本观点。所谓“文生于质”“文以副质”乃章氏论史文的基本观点。其论撰述“成一家之言”，事、文、义三者一体，乃章氏论著述的基本观点。换言之，著述若不能成一家之言，只是泛泛而论，人云亦云，泡沫飞扬，大砖当玉，有何价值，有何意义。章氏的“史意”论，有中国史学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
五、历史文学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人们历史知识丰富，想是与史书写得好而能引人入胜有关。近世之人多想学习历史，然不爱读近世史，近年的史书几乎无人问津，恐怕与其文笔差而不耐人看大有关系。我较早注意于此，曾发表《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和刘邦》《司马迁写历史人物》《通鉴写战争》《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等文，还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写了《历史文学》一章（经主编修改），近年还发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一文。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历来学者公认写得栩栩如生，称赞不已。他是如何写好人物的呢？拙文《司马迁写历史人物》认为，司马迁首先能抓住各个历史人物不同的特点，如写刘邦的权智、张良的运筹、韩信的用兵、萧何的谨慎，都笔触入微。其写赵高的权谋、李斯的私念、秦二世的昏聩，也都按特点而用笔。运用历史人物自身的语言，也是用笔的良方，如写人物的自言与对话，与其人品、人心相符，恰到好处。其所写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灌夫将军、王氏太后、皇帝刘彻等人的语言、对话，可谓惟妙惟肖。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紧密结合，尤为必要。写商鞅及其变法就很成功。其评人物，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或明论，或寓论，或要点，或特点，不拘泥，不呆板。
拙文《〈史记〉传写人物的特点》，以传写汉初三杰为例，指出《史记》传人，有传如其人、传神写照、不虚不隐、善序事理、寓意其中五个特点。换言之，就是：真实、确切、生动、明理四大特点，也就是中国传记文学传统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刘知几史学要论》一文中，除了谈实录、直书、曲笔等问题外，有一节专谈其历史文学。刘氏认为，史与文本不分家，但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文分家了，于是对史笔的要求是“事皆不谬，文必近真”，即要求事核文直，文质相称。他认为叙事之体有三个要点：一，“简要”，简明扼要；二，“用晦”，含蓄，隽永；三，“戒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资治通鉴》写战争是非常出色的。拙文《〈资治通鉴〉写战争》专谈这个问题。它对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战争，着意于写交战者的战略方针，写将帅的用兵之妙，更能铺写战争场面与一些细节，还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它写有数十百次的战争，较突出的有二三十次，犹如一颗颗明珠光彩夺目。故我曾撰有《资治通鉴译注》一书，专辑了《资治通鉴》二十三篇战纪，加以注译，并加说明，以供读者欣赏。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中有历史文学理论。他谈“清真”，要求“清”而“不杂”，“真”而“言之有物”。拙文《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指出，“清真”论是对司马迁、班固以来的言简意赅、尚质戒饰说的历史文学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文生于质”说也很重要。据此而反对“无实而文”，反对“意为出入”，也反对“时文结习”“临文摹古”。章氏还有“文德”论，强调“临文主敬”，即写文宜慎；“论古必恕”，即“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关键在于养气。其说与韩愈所言“闳中肆外”是一致的。
六、司马迁生卒年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世界上许多学者称他是“中国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汉书》等古代典籍对司马迁的生卒年没有明确的记载，这实是憾事。但古书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如东汉初年卫宏的《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受刑“有怨言，下狱死”；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提到“迁年四十二”。故近世王国维、朱东润、李长之、郭沫若等学者都据之提出了一些看法。本人曾发表七八篇有关的文章，并写了《司马迁行年考》一书，明确地肯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提出了司马迁卒于汉武帝始元元年末（前95）的新说。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近世学者主要有两说，即汉景帝中五年（前145）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说。拙文《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以前一说为是，主要是对此说补充了重要的论证，证明张守节“迁年四十二”可靠而不可动摇；而司马贞《史记索隐》“年二十八”本身有问题，考古资料也帮不了忙，拙文《〈索隐〉注“太史公”有问题》详谈了这一点。
司马迁的卒年，众说纷纭，有四五种之多。拙文《司马迁卒年考》首先与诸说一一商榷而否定之，另提出司马迁卒于太始元年末的新说。为了证实此说，曾对《史记》终讫之时、《报任安书》发出时间作了考证，也对《史记》所写汉武帝晚年之事，以及《史记》篇卷次序、“今”字的时间概念等进行了考证，从而提出个人新见。考证司马迁卒年，不只是个简单的死于何年的问题，而涉及司马迁为何而死，如何而死，其死之轻重，其书之终讫，等等。故不是个无意义的考证，而是颇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有的师友曾好心地告诫我不要以青春活力死搞考证，我感其好意，谢其好心，但还是前后约二十年断断续续地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为之。相信心力是不会白费的。
治学是辛劳的，写文是费神的，且苦多甘少。说实在的，写了洋洋百万言，选出几十万字，耗费了个人心力，也费了国民之财力，究竟对祖国学术文化事业有多大补益，实在难言。只好让众人去评定，更尚须历史进行检验。我愿拙文有些考论和观点，能得到有识者的青睐，还希望数十年后尚有学人感兴趣，尚能被有识者看一眼，若能被人参考和引用，那简直是我之美梦成真。
书于北京方庄多角室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