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一章
南诏、大理——中、印文明的交锋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冷战之后出现的世界各种力量对比新格局进行反思，提出一种理解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思路。他淡化了过去那种或以种族的，或以意识形态的，或以地域的诸形态作为标识符号的观点，而只讲各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交锋”。他认为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文明之间将展开生存发展的竞争。未来世界历史将围绕此一主线而展开。该著作对文化的研究跨越了过去盛行的单从民族的传承和国家载体的狭隘视野。这种独特的视角不但对于我们把握今后世界历史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过去世界文明史所呈现的诸种复杂格局。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宗教——这一文明的核心载体的创立与流布看，伴随着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及由发源地向四周的流布，世界文明史的走向也随之呈现激烈变动。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是极其明显的。例如当公元前6世纪佛教创立以后，随着其不断向中亚、东南亚的传播，尤其是公元前后伴随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直至隋唐时期，中国完成其佛教中国化历程为止，印度文明因之达到其辉煌的顶点。旧大陆中，除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世界外，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呈现出全面印度化的特征。这种历史在其后伴随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及流布，又不断得以重演。因此从人类文明的诸种构成因素看，种族的、国家的、地理的、礼仪的等因素都不如宗教因素对文明的影响来得大。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种文明形式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及广泛的影响力，就在于它能否以其精华熔铸成一个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宗教。那些曾在世界文明史上辉煌一时的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及美洲的玛雅文明，之所以到今天只成为人们凭吊的对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宗教。毫无疑问，亨廷顿所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建立在此前西方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对世界文明区域划分的基础之上。但是，倘若我们想用这一思路为主线来解释既往世界文明史，还需要对亨廷顿书中的观点加以进一步推阐。此外，亨廷顿单纯以儒家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与丰富性。众所周知，中国文明是与儒、释、道三家为基干支撑起来的，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它们互相补充，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广泛渗透，对中国古代历史同时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孝宗曾说，中国文明是以佛教治心、以道教养生、以儒教治国。这句话恰当地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国所占有的位置。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文明像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只是一种单一宗教文明（在这一点上，印度文明似乎是个例外，它尽管以印度教为基干，但同时其他宗教像耆那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三足鼎立，其支撑更牢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此外，与现存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相比，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以此世的、人文的关怀为中心。这与其他文明奠基于神性中心形成鲜明比照。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文明的这一特色可以溯及其发轫之根源，而尤与轴心时代对传统的诠释路向息息相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总结了古希腊、以色列、印度、波斯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重要概念，用以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于中国生活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他特别举出孔子与老子。不过我们注意到与世界上其他各大古老民族例如古希腊、希伯来、印度不同，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历史看，在轴心时代之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经典时代。诚然，在轴心时代之前，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也都曾产生自己的经典，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犹太民族的《旧约全书》，波斯的《吉尔伽美什》及印度的四《吠陀》等。然而这些民族在前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与中国的经书相比，都属于神话或宗教圣典，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解脱或救赎的问题。而中国的经书则主要由夏、商、周三代的政典、礼典及史传构成，其中的人文色彩特别浓厚，主要讨论现实世界的政治、道德问题。之所以有这种差异，笔者认为与中国文明的早熟有直接关系。因为根据《国语》的记载，早在五帝时的颛顼时代，经由“绝地天通”，中国文化就完成了由神性传统向人文传统的重大转向，从而确立了德性传统。中外经典构成的这一差异直接影响各自轴心时代思想突破的进路及此后文明演进的途径。与其他民族轴心时代因思想突破而引发的文明传统由神性传统向人文传统之转向有所不同，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显得更为温和，其与传统之间维持着顽强的延续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文明的这种转向早在经典时代之前就已完成。

从文化体系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文明总体上是一种以现世主义为导向的礼乐文明。依据经典时代留存的经典文献，这一文化体系在“前三代”即尧、舜、禹时期就已定型，而在“后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则臻于成熟。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就是表述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向往。儒家也正是因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道家则在究明天道、体察天人关系方面成绩显著。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百家竞起，实际上都是对礼乐文化进行批评、反思，而没有就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质疑。因而我们可以说，百家的论争只是在同一文化体系范围内部的争论，无论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争衡，都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中展开的，而没有从根本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直到随着东汉之后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之引发的三教论争，乃使中国传统文化直接面临着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战。由于印度文化具有浓厚的出世主义色彩，这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主体文化儒家文化来说相当陌生。因此佛教宣传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缘起性空、涅槃寂灭等观念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此世生活。这无疑具有其特别的优势。不过与周边其他文化相比，它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视域相对狭窄，其对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倾向。相对的道家对此有所纠偏，它也关注对形而上问题特别是对生命超越论的探讨，不过由于道家追求的超越径路更多的是一种内在超越，因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理解，而无法满足普通大众对终极存在的精神信仰需求。因此道家也仍然难以扭转中国文化过于强调现世的整体倾向。此外，中国文化的缺点还表现于其主干儒家文化，乃是奠基于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推扩式文化，尽管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关怀，例如大同思想、仁爱精神等，但其实现的途径乃是依据血缘关系，遵循由近至远的推扩性进路，这与佛教的大悲精神、基督教的博爱这种强调价值关怀普适性的宗教文化精神相比，无疑具有一定狭隘性与排他性，像儒家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华夏文化中心论就是明显的代表。而这又直接影响中华文明由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的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