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在云南推行儒学教化体系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提到早在南诏、大理时期，中原政教传统就已传入云南，并在其教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南诏不但模仿唐制封岳祠，建立自己的五岳四渎国家祭祀体系，而且还建坛郊祀山川、社稷。而威成王晟罗皮更是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效法唐代创建孔子庙，这是文献记载的首座文庙。又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在唐德宗时期，由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引介，南诏还派质子至成都学习中原文化。这可视为一项带有制度化色彩的文化输入政策。从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历史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统治者对于通过在南诏提倡儒家礼乐文化，以实现华夷一统的政治教化目标是有清醒认识的。牛丛在《报南诏坦绰书》中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这就明确表明在南诏传播以周孔之教为代表的中原礼乐文化，乃是唐王朝经略西南地区之重要的一项文化战略。宋王朝鉴于唐代的教训，在处理与大理国关系时，采取保守、谨慎的战略，但宋代由于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大理国与宋朝的各种文化、宗教交往反较唐代更为紧密。当然这种交往主要是经由民间通道得以实现。在大理国官僚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释儒或儒释阶层，其所修学就是以滇密阿叱力教为主，兼习儒家经典。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国在段素英主政时，还曾仿中原政制开科取士。当然他们考试的内容主要还是密教经典，但儒家典籍无疑也占有一定分量。从边疆经略历史看，南诏、大理对中原主体教化体系的接纳，无疑为其后蒙元对云南的统治打下一定基础。曾经在元初亲历云南的郭松年，在评论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习俗的趋同性时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不过，依据我们掌握的各种史料，对于中原文化在南诏、大理时期对云南的影响也不应高估，因为这一时期滇密阿叱力教还是扮演了国家主体教化形态的角色。因此，与印度文化对南诏、大理的影响相较，中国文化无疑尚处于下风。

元代虽然帝室崇奉藏传佛教，并在国家政制中予以极高的政治地位，但蒙元统治者由于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而对其他各种宗教也一律予以扶持。对于在汉地拥有广泛影响的传统文化——儒学，蒙元统治者也是把它当成一种宗教来处理，采取尊崇的态度。此外，元朝统治者对于采用汉法治理汉地，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皇室的信仰与元代国家教化体系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早在世祖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就在朝臣张文谦、窦默的建议下，下令在中央创设国子学，并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成宗大德三年（1299），在左丞相哈剌哈孙的陈请下，元朝还在大都兴建孔庙，大德十年建成。据《元史·成宗纪》《大理孔庙圣旨碑》，世祖还颁发诏令护持各地庙学书院，兹录《大理孔庙圣旨碑》文于下：“曲阜、林庙、上都、大部，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照依世祖皇帝圣旨，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亵渎饮宴，工役造作，收贮官物等。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田，外人毋得侵夺。所出□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赡。”这道由成宗签发的圣旨重申世祖对文庙、书院的护持。其后元武宗在继位之初，又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孔子旧有封号“至圣文宣王”基础之上，又加上“大成”二字，以示尊崇。其后明代一直至正德年间，都遵元制沿用这一封号。这些都说明元统治者对儒学是采取保护态度的。此外，为发展儒学，元朝还专门设立儒户，与僧、道等户籍并列。儒户系世代相袭，享有一定的赋役减免权。这就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按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行省之下设有路、府、州、县等分层。与此对应，也分别有官办的路学、府学、州学及县学。元统治者又在地方设立专门的儒学管理机构，以管理兴学事务，在行省设立儒学提举司，统领诸路府州县学校之祭祀、教养、钱粮事务，并兼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在各路、府、州、县也设专门的儒学提举、学录、教授、教谕等专职官员。元代官办儒学又称庙学，这是因为各级儒学都是依庙而立的。《经世大典序录·礼典·宣圣庙》载云：“有国家者通祀仲尼于天下，其来尚矣。我国家定中国，庙祀如故而学隶焉。舟车所至，凡置郡县之地，无小大，莫不皆有庙学。”这说明元统治者是把兴办儒学与尊孔联系在一起的。

云南行省创设儒学，据《元史·选举志》记载是在世祖至元十九年。其实，云南兴办儒学要早于这一年，乃是与首任行省平章赛典赤的治滇相联的。赛典赤在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出任云南行省长官，历任五年，并卒于任上。《元史·赛典赤传》记载说：“（云南）子弟不知读书……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这一记载证之于《赛平章德化碑》之“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云云，应该是可靠的。除赛典赤外，另外一位世祖朝出任中庆总管的张立道在云南兴学中，也做出重要贡献。《元史·张立道传》载云：“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按：如我们前文所述，云南建孔子庙应始于南诏王盛罗皮主政时，他在726年即唐玄宗时代就在国中创建了孔子庙）。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直到元初，云南却祀王羲之为先师，这充分说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原教化体系于元朝以前，在云南并未产生深入的影响。证之于我们在第一章对阿叱力教的论述，再次说明中原教化体系相较于印度教化体系在云南的确处于劣势。

赛典赤、张立道等云南行省官员在当地推广儒学的做法，其后一直得到承继，成为行省官员治滇的一项重要政治传统。我们看到在元后期顺帝主政时期，行省主要官员平章胜家奴、参政沙的及左右司郎中杜敏等，仍然持续地支持庙学建设。据在这一时期出任云南诸路儒学提举的何弘佐所撰《中庆路学礼乐记》记载，顺帝后至元时期杜敏联合平章胜家奴等人，为中庆路学购买礼乐器具。其云：“（杜敏于后至元）庚辰秋，加通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乃刻意赞画，谋于平章胜家奴、参政沙的，俾曲靖路教授刘黻、昆明县教谕王景贤，乘驿持镪五千缗，市礼乐器于江之南。宪府又以衣服不备，委中庆路学录潘允文亦持千缗计置于成都。辛巳春，宪副常泰始来莅学，与经历月伦赤不花、知事董渊、照磨李友谅同寅协恭，气类翕合，皆以勉励作养为先务。”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云南儒学在元代的发展与四川、江南有密切关系，除上引文中提到云南学官至江南、成都购买礼乐器之外，云南儒学的教官也是从四川聘请的。这说明云南儒学的发展与内地是通连一体的。事实上，从我们第一章论述看，早在南诏时期，中原教化体系就是以四川为基地向云南扩散的。这不仅限于儒学，佛教、道教等其他中原教化体系也多是通过四川进入云南的。又据支渭兴所撰《重修中庆路庙学记》，顺帝主政后期，中庆路学废于战火，其时担任云南行省平章的脱欢普花还捐出自己的俸禄，在梁王支持下，重建中庆路学。

元代在云南行省推行儒学教化，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为前此各朝所望尘莫及。这是因为元代是中央政府首次对云南施行直接治理。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立的政治机构与其他各行省相比，并无太大不同。据万历《云南通志》，从官方庙学设立的情形看，元政府先后在中庆路、安宁州、嵩明州、大理路、临安路、石屏州、河西县、澂江路、鹤庆路等地设立庙学。这种情形就正如元郭松年所说“王化之所及，教亦随之”。在各级庙学接受教育者，不仅有移民子弟，还有不少云南土著子弟，即所谓“爨僰”。李源道所撰《中庆路讲堂记》记载说：“虽爨、僰亦遣子入学，诸生将百五十人。朔望率师徒讲授，声钟鼓以节登降。属二月丁亥，肃宾僚，释菜于先圣、先师。冠服礼乐，井井有章，不意殊方见此缛典。”文中提到庙学教育不但有讲授，还有钟鼓、登降等礼乐教育，这种礼乐与讲授并重的教育方式对于移风易俗，促进儒学教育由精英阶层走向普通民众无疑很有帮助。郭松年描述说：“是岁八月上丁，行释奠礼于新宫，牲币孔嘉，献享有仪，戴白垂龆，怡怡熙熙，乃观乃悦。于是华夏之风，灿然可观矣。”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云南行省政府官员之所以在云南大力推广儒学，乃是因为他们对儒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换句话说，他们在云南兴建儒学并非仅出于自身的爱好，而是看到儒学有助于政治、人伦等社会教化。早在元初赛典赤出任行省长官时，他就意识到要真正治理好云南，实现云南与祖国的统一，铸就其与祖国的文化统一认同，唯有在该地大力推广中原教化体系。郭松年所撰《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在记载赛典赤创建中庆路孔子庙时，说了一番话：“暇日（赛典赤）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资性悍戾，瞀不畏义，求所以渐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学乎？’乃捐俸金市地于城中之北偏，以基庙学。”这就将兴学的政治、社会教化功能说得很清楚了。对此郭松年评论说：“呜呼！教无类也，孰谓异俗之不可化哉！今夫云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风以资于闻见也，又非乡党师友之习也。一旦举中国之治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见王者之德大以遐，夫子之道尊而明，而异俗之果不难治也。”他们的这种认识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确实，作为华夏文明之灵魂的教化体系在抟聚中华民族统一体，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她的核心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坎坷，不断繁衍壮大，就在于她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三元一体的独特文化构造。关于这点，我们认为明代丘濬在《太平府儒学记》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极为精彩，兹转录于下：

原夫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观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皋蛮氏、陆浑戎，密迩乎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也。淮南为郡，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远。中国所萃者，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焉耳。自时厥后，疆界日拓，而远向之荆楚、吴、越，遂皆为内地。世不复知其为夷，其声名文物之盛，顾若歹有浮于宋、晋、齐、鲁、卫、郑之旧者。盖天旋地转，气运随之而迁移，而又有承流宣化之臣，乘治教休明之时，握其机而斡运，渐摩以成就之焉。

丘濬在此回顾中国自春秋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其疆域之所以能不断拓展，关键在于华夏民族的主体文明能够以夏化夷，以人文化成天下这种内在机制。而要顺利发挥这一机制，历代承流宣化之臣又起到极为重要作用。这证之于元代，云南行省官员在云南推行中原教化体系，确是极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