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经学论稿》序
张涛和金河写了一本《汉唐经学论稿》，要我说上几句话。我对经学缺乏研究，只能谈点感想。
何为经学？我认为就是三代特别是周代遗留下来的典籍，其中有些原本是有文字的，有些是传习下来的，经后人特别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共有六部，即：《易》《诗》《书》《礼》《乐》《春秋》。汉以前统以《诗》《书》称之，入汉以后始称之为经。经一般有传，如《周易大传》《尚书大传》《春秋》三传（左氏、公羊、穀梁），等等。传以解经，故后世一并入经。由于秦始皇下令焚毁民间《诗》《书》，项羽又烧掉了秦朝的官方藏书，这些古代典籍几乎失传。汉代秦后，广为搜罗，除《乐经》不可复得外，其余诸经相继问世。但这些典籍来自民间，传授不同，文字亦异，在内容和篇章上也有出入，故而发生了今古文之争。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反正是前世传授下来的古代典籍，一并存之就是了，有什么可争的呢？之所以争，无非是能不能列为官学，把经学变为政治资本而已，但经学的是非毕竟不能由政治来左右，所以这场争论不久就平息了。
汉代去古已远，这些古籍重见天日之后，还有一个解读的问题。要能看得懂，读得通，知其义，晓其理。于是，治经成了一门大学问。当时的儒生无不治经，或习一经，或习数经，通经之士，代有传人。西汉开其端，东汉总其成，经学粲然可观矣。
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起了变化。在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前，《诗》《书》、百家之言都是可以聚徒传授的，朝廷设立的博士官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官方只设立法律学校，除博士官以外，民间传授《诗》《书》、百家之言概予禁止。入汉以后，首开民间《诗》《书》、百家之禁。至武帝时，更把五经列为官学，经学由此大盛，诸子之学和法律文书虽仍可传习，但均不列于学官。自此以后，经学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历经近二千年而不变。
谈到经学，有不少人常把它和儒学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不对的。毫无疑问，儒学和经学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时我们也把经学家称为儒者，但二者之间毕竟不能画等号。严格说来，经学属于音义注疏之学，而儒学则是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儒学可以凭借经学而产生，但经学并不是依托儒学而产生的。否则，六经岂不全是儒家创作的了吗？六经不全是儒家的制作，经学家即使博通群经而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也很难称其学为儒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要在经学不仅为儒学所取资，而且也为儒家以外的其他派别所取资。如陆贾的思想本于黄老，同时也从经学中吸取不少有用的成分。晁错以法家著称，却从伏生受《尚书》。过去我们谈儒法斗争，实际上自武帝以后儒法交相为用，已无所谓斗争。汉代诸子，思想体系和学术倾向各不相同，但无不习经，更不要说博通群经的大师如马融和郑玄了。究其原因，盖由社会思想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后代的思想必借助于前代积累下来的思想资料而形成。经书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思想资料宝库，因而为多方所取法焉。
有人可能以为，这只是汉代的事，至魏晋则不然。魏晋玄学勃兴，经学式微，已无所谓儒学了。实则不然，经学仍然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所，治家安邦之本。其时，有不少家传经学者，但玄学世家并不多见。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有名的玄学家，也多半同时治经。他们和汉代经学家不同的，无非是兼治老庄，并与佛学互通声气而已。但这样的玄学，既不足以治国，又不可以安家，所以几经浮沉之后，就烟消云散了。据此，说魏晋士人大都改换门庭，放弃经学，到玄学中去讨生活了，这是不切实际的。魏晋设九品中正之制，未闻以玄学作为高品之标准者。尽管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玄学家身为上品的例子，但以此为通则，殊不可取。汉代以经学取士，尚有经学大师而不为官者，何况魏晋并无玄学取士之制，玄学也从未列为官学乎？我这样说，决非有意否认玄学的思想价值和地位；相反，我是很热爱并推崇玄学的，但我绝不会因推崇玄学，就贬低以至否定经学的地位。
魏晋以降，玄学逐渐销声匿迹，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形成所谓儒、佛、道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除了其他各种原因，就其本身而言，则在于：佛学有自己的经典，道教也有了自己的经籍，所谓儒学典籍则更加充实，而玄学的经典则缺如也。无经可传，无典可据，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怎么能长盛不衰呢？
但佛教要出世，道教要成仙，人间的学问就只有经学了。所以，隋唐行科举，有明经、明法、明算和进士等科，未见以佛、道取士者。经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是后话，就不说了。
末了，简单地交代一个问题：尊经读经是不是封建主义糟粕，要全盘予以否定呢？我看未必。大道理不说，只引几句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就够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同是一套经书，可以培育出正、反两方面的人才来。
就说这些吧！拉拉杂杂，蜻蜓点水，了无章法。好在序言不过是个引子，能引发新意就好，能引出新路更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就看我们师生的修炼了。愿为此言，以勉吾生，兼以自勉。学不可以已，勉乎哉！勉乎哉！
1996.1.12
编者识语：
田昌五先生（1925～2001）是当代著名学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后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担任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助手，担任历史学家尹达先生的学术秘书，晚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先生勤于治学，在史学理论、文明起源、古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自成一家，著述颇丰，对经学、易学也有独特精到的认识和见解，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而其道德人品，更是高山仰止，堪称楷模。本人早年有幸获得机缘，师从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先生关于经学、易学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正是先生的“命题作文”，使我走上了学《易》、研《易》、用《易》、弘《易》的学术道路，且一去不复返。2001年10月，先生因病逝世，这是学术界的沉痛不幸和重大损失。明年也就是2015年，是先生诞辰90周年。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研究先生的人格风范和学术贡献，更好地传承、弘扬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精神，《周易文化研究》编辑部特别选录了本文。应该说明的是，我与师兄李金河教授当年计划推出的《汉唐经学论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而本文乃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文，自然也是首次公开问世。
张涛识于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