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和谐问题的缘起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有所差异：中国哲学多关注人的问题，关注的是人在这个世界如何安身立命、修道成性以成就人世间的和谐问题。欲求人世间的和谐，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是前提，由内心世界的和谐继而求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此，中国哲学家们孜孜以求，提出了诸多关于安身立命、修身养性之德目，他们希求通过道德品质的提升，通过内圣外王之路径以求得普世和谐。西方哲学家从一开始就关注自然界，关注自然界背后的动因，西方哲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在形而上的王国里自由翱翔。因此可以说，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现象界背后的原因，并由此而作出形而上的哲学阐释，故此，造就了古代西方世界的自然科学成就相对发达。从中西哲学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哲人的责任担当意识远高于西方哲人。西方哲人对自然界的问题关注较多，相对而言，对人的问题关注较少，对当下世界的复杂性问题多采取形而上的论证方式；而中国古代哲人似乎比西方古代哲人更具有人性化关怀，更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人本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一直都在孜孜以求世界的和谐之道，一方面是通过个体道德修养，以求人人能够慎独，由内圣而外王，最终达到普世和谐。另一方面，除慎独的道德修养而外，在古代社会还有具体的以礼代法的和谐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取得主要通过规范伦理——以礼来调适人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作为明末清初的天地大儒，船山先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独到的视野，他试图以礼之调适构建心目中理想的和谐社会。故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与船山这位硕儒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夫之（1619 ～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买姜翁、夕唐等。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时自署名为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因此，学术界尊其为船山先生。作为古代哲学的总结与开新者，船山先生对古代社会有比较深刻的考察。沿袭中国古代社会有识之士对小康与大同社会的追求，船山先生对和谐社会的渴望不亚于古代任何一位先哲。正如其他中国哲学有识之士一样，王船山乃“坐集千古”的思想巨人，时势造就了这位思想巨擘。“时势造英雄”，王船山的出现就是当时社会的时势使然。作为明末清初一名有识之士，他的出现与明末清初复杂的时代背景紧密关联，故此，明末清初时期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构建的责任担当，也就与王船山这位先哲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 动荡的社会现实激起了王船山对和谐社会的渴求
和谐社会的建构往往有其合宜的历史背景，明末清初之时势造就了船山先生对和谐社会构建之渴求，而弄清船山先生缘何渴求社会的和谐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术界认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如此，船山对和谐社会构建的问题的提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2]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正是明末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铸就了王船山的民族解放意识、民族和谐意识。船山对和谐社会的渴求，实际上源自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因为思想是时代的强音。船山先生的一生可谓悲戚交加，他所生活的年代，可用动荡不安、漂浮不定来加以描述。船山所处的动荡社会，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予以阐明。在政治上，船山所处的时代可谓是政局地震之时代，可用“天崩地解”（黄宗羲言）与“海徙山移”（船山语）来描绘。政局上的不稳定，是当时社会不和谐的最为主要的诱因。由于政局的极不稳定，导致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加深。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政局的主宰由华夏族逐渐过渡到“夷狄”，清朝政府夺取了大明王朝之政权。接受了儒家正统文化教育的船山（虽然船山不是大汉族主义者），认为清朝政权夺取大明政权违背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道德，与儒家所强调的“正名”思想背道而驰，这是不可接受的。故此，清朝政权的建立与复兴大明政权的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政局上的不稳定不仅是导致不和谐的直接诱因，而且还导致了明末清初的经济地震。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困苦境地。最为关键的在于当时的封建经济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吞噬着中国的封建经济。由此，封建的经济形态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侵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经济上的不和谐又进一步恶化了政治局势。当然，在满族政权建立起来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应对不同民族之间由文化差异而激发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文化而引起的不和谐，主要源自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满族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满族政权建立以后，究竟以什么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流，是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之源。文化的不和谐又直接导致了思想观念的不和谐，进而诱发了诸多矛盾与冲突。总而言之，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和谐，直接导致了人之内心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
直面当时社会的不和谐，船山先生思虑甚多。作为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社会的不和谐激发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良知与责任，船山先生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之心油然而生，此乃船山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他身体力行地去寻求和谐之道，他出入于瑶汉之地，疲奔于耒阳、兴宁、永兴、涟邵之间，辗转于两湖两广之境，孜孜以求心目中的和谐之道与和谐之境。在身体力行追求和谐思想失败以后，船山返归家园，以笔杆促和谐，为实现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而不懈追求。
总之，明末清初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激发了船山对和谐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了一名有识之士的良知与责任担当，将为社会的和谐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当时社会的不和谐，是船山和谐社会建构的直接诱因，因为“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4]，船山和谐思想建构的社会时机已经到来。社会的需求，需要船山这样一位有识之士，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去实现良知之人心中的梦想，船山的和谐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应运而生的。
二 学术界关于王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较晚，但关于船山学的研究较早——始于1865年。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其学术著作进行发掘与整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船山学的研究可谓时兴，特别是一些博士生、硕士生纷纷以船山学的选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目前学术界研究船山学的领域比较宽泛，涵盖了哲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文学、经济学、宗教学、法律、诗学等诸多领域。学术界对船山学的研究角度虽然各具千秋，但目前主要参照以前西方学术界的范式进行讨论，即对船山哲学思想的探讨主要局限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方面，按照西方模式探讨的学者相对较多。目前学术界关于船山学的研究专著已达118部。从研究的时间段来说，在1978年之前，学术界的研究集中在对船山文献资料的整理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船山学逐渐开始关注。老一辈研究船山的学者在中国大陆主要有汪毅、萧箑夫、邓潭洲、李国钧、陈远宁、蔡尚思、陆复初、方克、黄明同诸位先生。他们对船山的研究，一是按照当时西方哲学方式对中国本土哲学进行研究，故此，在很大层面上说，大陆早期的学术界前辈主要是按照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来研究的，其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颇多，很多学者还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对船山思想进行总体把握。此类研究要么侧重于船山的辩证法，要么侧重于船山的认识论，要么侧重于船山的本体论。所有这些都对船山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为我们全面把握船山，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船山奠定了基础。相对于大陆学者，中国台湾学者对船山学的研究要稍早。台湾研究船山较早的学者主要有许冠三、张西堂、谢国桢、曾昭旭、罗光、林安梧诸位先生。他们对船山学的探讨，主要是侧重于船山的哲学思想，亦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较深。近年来，有关船山的研究，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张立文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来等诸位先生。湖南的研究学者主要有唐凯麟、张怀承等。中国学者都力图摆脱西方哲学的束缚，以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方式，力显船山哲学独特的精神与魅力。由于船山学的博大精深，进入21世纪，一些有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高等学府的学生纷纷选择王船山作为研究对象，并由此而出现了研究船山的热潮。近几年来，有关船山的研究可谓呈几何状增长趋势。船山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试图摆脱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研究；从全局把握船山思想的学者较以往减少，现多以研究船山之具体问题为主；研究的方向往往是取船山某一部专著之文本，由这一文本辐射船山所有的思想，即以由点而面的方式把握船山思想。最后，研究船山的学术界同人趋向于年轻化。综合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船山学已成为一门“显学”。
在论文方面，可谓是汗牛充栋。根据CNKI的篇名精确统计，1980～2012年搜索到相关研究王船山的论文共1298篇。研究的内容不一，涉及船山研究的方方面面。
在国外学术界，比如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诸多汉学家也开始关注船山学，开始发掘船山学的深层意蕴。当然，他们关于船山的研究，主要注重汲取船山的伦理道德思想、经世致用思想。近年来有关船山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多有韩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但他们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船山的实学思想，对船山的和谐社会理想未曾涉猎。
综观船山学的研究现状，学术界的阵容可谓庞大，研究的范围可谓宽泛，研究的方法可谓多元，研究的主题可谓多样。这些研究对于丰富与发展船山学、增加宋明理学的研究深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船山奠定了基础。
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探讨，乃近几年来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历史使命之后的产物。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进行发掘与整理，这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为丰富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界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探讨。船山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但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涉猎不是很多。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船山和谐的含义层面，比如衡阳市社科联的熊考核研究员认为太和乃宇宙和谐的本质认识，并系统地阐释了天道和谐与地道和谐，认为真善美是人生的和谐境界。此外，陈力祥认为：“礼乐价值有三，礼乐养其德、礼乐为顺性饰情之美、礼乐分治身心。礼乐之价值为礼乐在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及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深层理论依据，也为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实现提供了践行之途径。”[5]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探讨，为进一步深入发掘船山和谐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探讨为我们建构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同时在往后的研究中也需要借鉴。现有关于船山思想的研究颇多，但学术界目前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不够，船山的和谐思想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对船山的和谐社会理想尚未涉及，对船山关于“和”的追求，船山对和谐社会追求的历史动因、个中原因，即追求和谐社会的主客观原因均未涉猎，船山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途径、船山和谐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亦未曾涉及，这些也为研究船山和谐思想提供了契机。对和谐社会的渴求是船山一生中的伟大理想，船山毕生渴求和谐社会，这主要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船山所处的动荡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对和谐社会的渴求。船山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发掘。学术界关于船山和谐思想研究的不足，为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契机。
三 王船山和谐思想研究之意义
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既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理论价值方面：首先是丰富与发展了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哲学范式与特定的逻辑结构。在以往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古代学者的和谐社会思想关注不够。事实上，和谐社会理想一直就是宋明时期学界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虽然这些有识之士所追求的可能是等级和谐抑或是秩序和谐，但至少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此都在不断孜孜以求之。船山所处的动荡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非常渴望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他通过规范伦理——以礼之调适实现社会的和谐。对船山学进行发掘与整理，对其和谐社会理想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其实现的方式是通过礼之价值来实现的。在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前提之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哲学范式，把握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深层次的逻辑与结构。船山的和谐社会理想，即是通过中国哲学特有的哲学范畴而力图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打破了礼治思想只是单纯的以礼治政思想的简单思考。船山通过以礼治心、治性、治情的调适作用进而实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通过礼以规范人的行为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通过将自然视为平等的主体，并以礼待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以礼实现生态和谐论。通过礼以治政，最终实现普天下的全面和谐，即船山所说的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
其次是丰富与发展了船山学。众所周知，王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与开新者，学术界一般把船山归类为宋明理学范畴，故此，学术界对船山的研究还是在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但本课题的研究，力图对以往的船山学有所突破，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船山和谐社会理想，并不是单纯地阐释船山的和谐社会理想，而是力图通过一种伦理的规范，以礼去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和谐。易言之，即通过内圣实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通过外王而获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这是由内而外的和谐逻辑过程。故此，从本课题的研究方法而言，对丰富与发展船山学意义重大。
最后，丰富与发展了伦理学学科。当代学术界对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实现方式的研究大多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既定的答案。通过礼之调适的方式，也即通过规范伦理的方式，实现人的伦理道德的大众化、普世化，以求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实现规范伦理视域中的和谐社会。故此，探讨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有助于丰富与发展伦理学学科。
船山和谐思想的研究，在实践意义方面亦具有重大价值。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本课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通过外在的规范伦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由内圣继而外王，基本途径是通过礼之调适作用，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船山所构想的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船山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融合与化解社会矛盾之价值，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并对它作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6]船山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与价值开新者，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这种和谐思想必将为我国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总之，船山之礼治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开辟了一条以规范伦理调适并实现和谐社会的方式。船山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这是加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进程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竞争，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而是集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多种实力的竞争，需要我们理性地审视。与其消极地应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如争取主动出击，积极应对。故此，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为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霸权主义、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故此，本课题的研究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这亦是本课题研究的初衷。发掘本土文化的特色，以本土文化应对外来文化，以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也是实践层面的重大价值。
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关于船山和谐社会理想的研究，有助于从规范伦理的方式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现代社会，人之欲望贲张，大多数人之内心世界是不和谐的，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人之理欲的矛盾与冲突左右着人的思想冲突。故此，通过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的大众化与普及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实现社会的公序良俗，最终化解全球化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危机与道德冲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和的问题极为推崇。他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和“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7]从罗素对中国“和”文化的关注可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和文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公序良俗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船山的和谐思想，现实意义巨大。
四 基本思路
本著的总体思路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遵循着礼之调适以实现人之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面和谐的基本理路，也即总体遵循着由内而外、由己而人的礼之调适方式以立和谐。由礼之调适实现个人内心世界的和谐，到个体自身的身心和谐，再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全面和谐的逻辑理路。具体如下。
在导论部分，提出了船山所处的时代为动荡的社会，动荡的社会现状激起了船山对和谐社会的渴求。针对学术界研究船山和谐思想的现状，界定了研究船山和谐思想的可能性。研究船山和谐思想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界定了研究船山和谐思想的必要性。从学术界对船山和谐思想研究之不足以及研究船山和谐思想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说明研究船山之和谐思想既是必要的，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第一章，界定了船山和谐理论之诉求。首先对“和”之原初含义进行了发掘与整理，说明和谐乃人类共同的不懈追求。接着对船山和谐理念进行形而上学审视，认为“太和”乃船山和谐理念之形而上学基础，“太和”使得宇宙万物具备和之特质，使得宇宙万物具有和谐之本色，和乃宇宙万物之性情之德。从本体太和之层面说明宇宙万物皆具有和的特质，但宇宙万物在运行的过程中，缘何不和呢？原因在于人欲失其和。既然人欲失其和，那么需要以礼之调适以实现人之内心世界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于是顺理成章过渡到下一章，即礼之调适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二章详细地阐发了人欲失其和的问题，并说明了以礼之调适以利和是否可能的问题。作者阐释了船山的人性为善，故以礼之调适以实现和谐是可能的：从气本论层面阐明船山所说的人性为什么是善的，并说明气质之偏之人亦可通过习成而实现人性之善。由此说明人性为善使礼之调适并实现和谐社会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船山以礼之调适并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旨归为人，也即人是船山以礼之调适并实现和谐社会的宗旨——“以人为依”的问题。
第三、四、五章详细阐释了以礼之调适并实现和谐为什么是可能的。此处所遵循的理论是由内而外、推己及人的基本理路。第三章主要探讨以礼之调适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问题，也即我们所说的礼以和内（内心世界的问题）。内心世界的和谐，主要是通过礼调适人之心、情、性。在调适人之心方面，主要通过礼之有节以养人心之和；在情方面，通过礼以顺情以实现人心、人己之和；礼之调适人之心、人之情，最终目的是“全”人中和之性，性中本有中和之德。礼之调适心、情、性等方面也已实现了礼以和内。由礼以和内，过渡到礼以和外。
故此，第四章认为礼以和立则能实现人之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以礼立身则动有矩度以立和：动有矩度者即为礼，礼能使人束躬而不失其度以立和，无动非礼则和谐之道尽。在礼以和立方面，除了以礼规制人之行为以立和而外，礼以“敬”为本则心安而身泰，由敬达礼、礼行敬之道以利和，换言之，内敬则外必和。
第五章主要阐释礼以和处以立和的问题。礼以和处所关涉的问题是礼何以和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何以和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何种境况之下是合宜的问题。在礼以和处之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仁爱精神为基本出发点。礼以和处关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船山认为行礼之本而极之仁以立和，因为仁则根心之恻怛以立爱，仁乃礼之本与礼乃仁之用，仁以行礼则致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方面，船山强调要礼待自然而不相悖害。作者主要从本体太和之角度阐释了太和之气乃万物之始，太和□缊以致宇宙生命场之和，天即太和与天命之和，礼待自然而不相悖害等角度说明了人要礼待自然，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最后，礼之调适以处理人际和谐之时，讲求合宜，也即船山所说的循义行礼不枉道以致和的问题。因为义乃居正有常之道，礼以义起与义以礼伸，义立礼行以得和。为此而详细阐释了礼之调适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
第六章主要阐释大经（礼）正则社会和，也即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采取的是层层递进的方式，礼之调适，首先能达到的是以礼和政则能成乎平治之气象，礼宜乐和是船山和谐社会的初级理想，以礼之调适并建构的和谐社会的高级理想是大同社会。故此，以礼之调适并建构的和谐社会，遵循的是由低层次的社会和谐逐渐向高层次的社会和谐过渡。最终的和谐社会理想是大同社会。
最后，本著对船山之和谐社会的建构贡献作了梳理：指出以礼之调适构建和谐社会是否扭曲人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指出了船山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性贡献、船山以礼之调适构建和谐社会之限度以及船山和谐社会构建的当代历史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