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生活大变化、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社会角色、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碰撞、交流日益活跃，这一切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经历着：“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如果诸多的价值元素不能很好地融合为有机的社会价值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价值要素的纷乱和价值体系的空缺”，进而带来行为失范，从而阻滞当代中国的现实发展。反之，如果诸多的价值元素能够被一种核心的价值观统摄，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必然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当代中国的自主发展迫切需要当代中国精神的建构，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社会的向心力、文化的引领力。我们不仅要积累中国财富，而且要重塑中国精神，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当代中国精神不是对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精神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100多年磨难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精神再生和精神创造。这种精神，被习近平同志表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当前大力推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就是当代中国精神建构的过程。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精神建构的灵魂。因为，当代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价值观层面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道德规范，这些内容对于今天引领当代中国精神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宏伟蓝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道德保障。”因此，要建构当代中国精神，就必须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是要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此后，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尤其党的十八大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理论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让其真正落地，内化为大众认知、外化为大众行动的需求也变得日益迫切。

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化于行的过程，是一个伟大、艰难、长期的社会行动过程。既然是一个社会行动，就必须遵循社会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外在表现就是行为模式。中国地域之广、文化差异之大、社会阶层之复杂，决定了国内不同群体行为模式必然存在诸多差异，进而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不可能遵循统一的、标准的行为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的模式研究没有价值。相反，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行动模式的剖析，探寻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无疑会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的多样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实践启示。而创意发起于中国西部贵州省的“春晖行动”，则以其“伟大但人人可为”的运作模式，成为今天值得我们深入剖析的、有代表性的行动模式。

2004年初，共青团贵州省委在针对该省农业厅高级农艺师郑传楼持续16年反哺故土、报效桑梓、振兴家乡，并被家乡聘为“名誉村长”的事迹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省内众多类似案例的总结、思考，借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的感人意境，以“春晖行动”为名，创造性地发起了一项通过“亲情、乡情、友情”的纽带作用和“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功能，以“志愿、公益、互动”为原则，以“尽孝、感恩、反哺、回报”为理念，凝聚离乡在外的成功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力，投入到其故乡或第二故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化公益行动。该行动于2004年2月开始创意策划，同年10月18日正式启动后，陆续推出一系列大型公益活动，如“温暖万名贫困母亲”、“感恩父母、关爱老人、共建和谐贵州”、“春晖助学”、“春晖家园计划”、 “春晖行动——我与家乡共发展”、 “春晖亲缘招商”、“春晖映晚晴”、“春晖扶贫互助社”等，产生了显著的社会资源聚合效应，“春晖行动”实践者从最初为数有限的模范者发展到今天拥有32000多人的队伍，且这一不断庞大的群体，从省内延伸到省外甚至国外，活动遍及贵州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特区）、1500多个乡镇和全国10多个省（区、市），为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0年1月28日，中宣部新闻局在《新闻阅评》中指出：“春晖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是一个“伟大但人人可为”的活动。这带给我省若干“春晖行动”探索者的进一步思考是，其之所以伟大又人人可为、人人愿为，是由于其动力基础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浸润下对故土亲人的深厚情感。由此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回应是：“春晖行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结果实现了对贫困地区输入大量反贫困资源的初衷，而且还在于其过程强化了广大社会公众对“心忧天下”、“扶贫济困”、“反哺故土”、“回报桑梓”等优秀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发掘和认同，进而增强了大众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这样的思考回应，无疑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迫切需要探索的大众精神的塑造和大众行为的固化带来深刻的启示。尤其是2011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考察指导工作时，在全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这样评价了“春晖行动”：“团省委发起倡导开展以 ‘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动员组织广大在外游子参加家乡扶贫开发的 ‘春晖行动’，这些有特色有实效的做法要继续坚持和推广。”习近平同志的评价，更加坚定了课题组对此进行研究的决心。

课题组之所以认定“春晖行动”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行动模式，理由有三：一则，从行动的理念来看，“春晖行动”承载着特定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某些元素有相同、相通之处，而“春晖行动”把这些理念真正变成了行动。二则，从行动的过程来看，倡议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核心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政治性组织。而贵州的“春晖行动”是由共青团贵州省委创意、发起和推动的产物，共青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两者的组织属性和行动逻辑有太多相似、相通之处。三则，从行动的结果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转化为大众认知和大众行动。而“春晖行动”以其“伟大但人人可为”的运作模式，又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追求的大众化目标。因此，课题组认为“春晖行动”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行动模式，深入剖析“春晖行动”，有利于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实践中的模式探索和创新。

循着这样的基本认知，课题组展开深入研究，全面剖析了“春晖行动”的发展历程与内在机理，深刻揭示了其在价值观层面和行动层面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生动回应，进而探讨了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的实践启示。所取得的具有基本逻辑递进性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深刻剖析了“春晖行动”的实践轨迹、实践动力、实践成效，揭示了“春晖行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大众行为模式的内在形成逻辑。发端于贵州的“春晖行动”经共青团贵州省委的组织化运作后，实现了从无序的、自发的个体行为到社会行动，从少数精英意志到大众意愿的嬗变，成为一个在省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和极具大众效应的公益品牌，形成了“花开贵州、情动全国、香飘海外”的发展局面。“春晖行动”之所以能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品牌，其背后的深层动力主要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反贫困的需求力，二是传统美德的感召力，三是社会组织的推动力。其动力的多元性也决定了其实践成效的多样性：一是推动了反贫困的持续深化，二是促进了乡土社会的开放发展，三是实现了文化传统的当代升华。

其二，深刻剖析了“春晖行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关联，通过对“春晖行动”实践模式的提炼，思考了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的实践启示。一方面，“春晖行动”的实践承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许多元素，开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化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也为“春晖行动”在自身发展的方向、内容、动力方面实现新的发展、新的拓展、新的提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春晖行动”成功的运作模式可凝练地表述为“伟大但人人可为”，具体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即：以传统道德作为基本的动力支撑、以共青团系统作为基本的组织运作保障、以社会化动员作为基本的资源整合方式、以多样化的项目作为基本的行动载体、以服务本土发展作为基本的行动目的。这一模式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行为化，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运作启示：第一，贴近民众的实际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通俗化；第二，贴近地方的发展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目标的具体化；第三，贴近价值认同的文化基因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体动力的内生化；第四，贴近人类精神共性，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世界化；第五，贴近价值共识的精神交往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行动化。通过对“春晖行动”模式的剖析，课题组建议各地、各群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多元模式的探索中，要切实把握好模式建设的系统性、务实性、操作性和渐进性，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行为化模式的多样化。

其三，基于“春晖行动”的实践启示，立足于回应现实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求，在总报告的基础上，专题性地就某些重点领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众行为化作了深入思考。一是要深度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述的通俗化，更好地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思潮走向。二是要牢牢抓住执政党这个核心及党员、团员干部这个关键主体，大力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和团的基础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执政党及其助手和后备军的引领和示范，实现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个体行为层面的自觉转化。三是要贴近地域文化基因，深入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的地域精神资源，并切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炼、提升和引领地域精神的品牌构建。四是要贴近地方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并重视红色资源所具备的物质与精神价值二重属性，科学开发红色资源，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众行为化。五是要贴近价值共识的精神交往需要，通过不同文化载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象化、生动化、现实化，既要努力打造学术精品、文艺精品，又要在学校、企业、机关、社区打造相应的文化载体，更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浸透在大文化建设格局中，使当代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品质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注入而得到提升，同时让工业化、城镇化在品质提升的过程中更多地、更深地承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使我们真正在输出中国产品的同时输出中国价值。最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塑中国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课题从2010年12月立项以来，历时两年多，在国家、省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相关参与单位和个人的积极努力下，经过问卷、访谈、座谈、专家咨询等一系列调研，先后完成了“文化跨越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宣传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阶段性调研成果，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从“春晖行动”看“公益中国”建设》、《贵州“春晖行动”：调动美德的力量》等论文，最后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六个分报告以及访谈实录、问卷分析报告等附件资料，共计22万字的系列报告成果。上述内容分别在本书的上篇、下篇和附录中渐次呈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