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在朝鲜朝历史上，18世纪后期是以封建制度日益衰退，近代思想文化意识日益增强为时代特征的。朝鲜朝后期的实学思想不仅是朝鲜朝儒学思想发展的顶峰，也代表了当时朝鲜社会的发展趋向，蕴含着“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是最接近于近代社会的一种思想形态。
自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之后，朝鲜社会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反省的中心议题是朝鲜王朝何以衰败，如何拯救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在探讨与回应这一时代挑战时，他们从深刻的历史反思中意识到由虚返实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抛弃性理学末流的“悬空底学”，大力提倡“以实心而行实政，以实功而致实效”的实学精神，才是拯救时弊的唯一途径和方法。“由虚返实”标志着朝鲜朝后期儒学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正是在这种“由虚返实”的时代精神召唤下，才逐步形成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社会思潮，为儒学的自我调整切实地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在实学思想群体中尤为突出的是高举北学旗帜、向清朝和西方文明积极求学的“北学派”， [1]他们以开放性的文化意识为主导，通过不同题材和形式的文艺创作，展示了当时朝鲜社会黎明前的黑暗和百姓的苦难，预示了近代黎明的到来。[2]
如果说在传统的“正德、利用、厚生”的儒家价值观念中，性理学者关注的中心是“正德”，而非“利用、厚生”，那么以北学派为代表的实学家则将“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结合起来，将自身关注的重心移至“利用、厚生”之上，大力提倡“无经济则义理无所措”的经世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3]洪大容正是北学派的领军人物。
第一节 洪大容生平与著作
洪大容是朝鲜朝北学派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字德保，号湛轩，生于英祖七年（1731），卒于正祖七年（1783），享年52岁。他的家族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属于当权的西人老论派。他早年师从朝鲜朝儒学大师金三渊的孙子金元行，熟读儒家经典。1774年，洪大容遵母亲之意踏入仕途，历任善工监役、敦宁府参奉、翊卫司待值、司宪府监察、泰仁县监、荣川郡守。后因仕途不顺，弃官归里，专心治学，终老于故里。洪大容十分不满当时朱子学者空泛的理论、义理之争，毕生致力于天文、律历、算术、钱谷、甲兵等实用之学，不事科举。1765年（乾隆三十年），洪大容曾随叔父出使清朝，来到当时正值繁荣盛世的中国。
洪大容自幼酷爱自然科学，热心钻研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知识，反对盲从诸子学，认为与其死记性理学教条，不如钻研音乐、历法、算术、货币、农事、军事等与世有用之学。洪大容早年虽在西人老论派大学者金元行门下求学，但他追求实用之学的治学精神，使他与视诸子学教条为雷池、不敢越一步的老师分道扬镳。
如果说洪大容的实用实学之路与他本人对世界的深邃、广博的认识息息相关，那么他的燕行经历则在他实学思想的确立与成熟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765年，洪大容以子弟军官[4]的身份陪同作为使臣的叔父来到北京，怀着诸多疑问与好奇，实地考察了当时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社会万象，并接触和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在中国逗留期间，他与进京赶考的钱塘学者严诚、潘庭筠、陆飞[5]多方交往，通过笔谈，不仅用渊博的知识博得了对方的好感，还与他们结下兄弟般的深厚情谊，以至于在杭州曾流传过“严洪友谊”的佳话。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的友谊，甚至延续到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子孙一代。燕行归来后，洪大容更加坚定了改革时弊的开放思想与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的信念。当时朝鲜朝自称“小中华”，主张“尊明攘夷”，而洪大容却正面批判该陈腐虚伪的主张，义无反顾地高举“北学”旗帜，开辟了实学思想的新领域。
洪大容的著作现存有《湛轩书》14卷和《湛轩说丛》6册。其中，代表作有《医山问答》《林下经纶》《筹解需用》《乾净衕笔谈》《杭传尺牍》等。他的著作至1939年始结集出版，现有韩国景仁文化社1969年10月影印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湛轩书》留存。[6]
第二节 洪大容研究概况
作为18世纪后期朝鲜朝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洪大容的遗世之作并不多。但由于其较为进步的思想意识、积极探索的科学实践精神，以及在朝鲜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期提出的治理社会的崭新理念与先进的哲学思想，深受后人尊崇。然而恰恰因为对其思想意识与科学成就给予的过分关注，与其文学观、文化意识有关的研究成果略显逊色，进而导致后人对其文学观乃至文化意识的认识不足。笔者认为该研究状况不仅削弱了洪大容对其后涌现出的北学派“汉诗四家”[7]与诸多文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不利于后人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只有将洪大容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至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同的地位上来，一同归入对洪大容的整体研究中，其研究成果才可以说是完整、真实的。
笔者将可收集到的洪大容的汉文著作《湛轩书》（上、下）与朝文游记《乙丙燕行录》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归纳总结出其文学观、文化观、哲学观、历史观、科学观等，向世人展现了潜藏于洪大容著作中的“异彩”，并欲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其实学地位。此外，通过阐释融汇在其著作中的异国形象和幻象，让人们了解当时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乃至西方文学、文化的认识，进而探讨该认识与看法对社会变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哲学、历史、科学、文化等诸多领域切入，专门研究洪大容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过，或许可以说现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对洪大容进行较全面研究的学者当数金泰俊。他在1982年和1987年先后出版了《洪大容与其时代》《洪大容评传》两部著作，从多角度论及洪大容的一生及其人生轨迹，从而再现了洪大容的全貌。
根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阐述洪大容与“古杭三才”思想文化交流的研究。例如：金柄珉教授的《试论洪大容与古杭三才的思想文化交流》一文，对洪大容与清代文人“古杭三才”的交流做出了具体分析，取得了较高成就。祈庆富、权纯姬教授的《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学谊》和《〈日下题襟合集〉概说》，以及祈庆富教授的《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不仅认证了双方交流的事实，而且从资料学的角度肯定了遗稿的珍贵性，并指出了洪大容与严诚在记录双方笔谈的内容中出现的些许差异。但这些文章将洪大容与清代学者的交流范围仅仅局限在与“古杭三才”的交流上，而忽略了他与其他清代学者的接触和交流，且在挖掘交流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略显不足。
第二，将洪大容的思想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进行综合论述，例如：刘基龙的《湛轩洪大容的思想和文学观》、李基衡的《洪湛轩经学观和诗学》、崔信浩的《湛轩的儒学思想和文学观》等。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了洪大容原本深刻、复杂的思想意识与文学观，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难免导致研究流于肤浅，缺乏具体、深刻的论述，从而不能全面、清晰地归纳出洪大容的思想及文学理念。
第三，侧重于洪大容诗论的研究。例如：赵东一教授的《韩国文学思想史试论》一书中的“洪大容”篇，申东贤的《洪大容和本居宜长歌论的民族文学观比较研究》和朴美英的《〈大东风谣序〉体现的洪大容的诗歌理论和意义》等。这些文章都以《大东风谣序》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洪大容的诗学理论，分析该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和作者的民族文学观。但研究因仅局限于文章本身，忽略了中国诗学理论对洪大容的影响，所以显得不够深入和全面。
第四，对洪大容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作者文化意识的研究。例如：金柄珉教授的《从〈医山问答〉看洪大容的自然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一文，通过对作品《医山问答》的分析，揭示了作者的文化意识与自然哲学思想的密切关系。而姜春烨的《18世纪前后朝鲜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文明意识》一文，将《湛轩燕记》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分析阐明了洪大容的先进文化接受观和科学思想、世界观的扩充以及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目前对洪大容文学的研究呈现着一种逐渐关注、趋于深入的特征，它为今后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洪大容文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暴露出不少研究缺欠。主要表现在：①尚未开展对洪大容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意识的综合系统研究，进而形成一系列科学的研究范畴；②尚未开展对洪大容文学思想的独立研究，也未深入探讨和阐释洪大容的文化意识；③尚未全面解析洪大容文学观、文化意识与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关联。
第三节 洪大容文学的研究思路
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8]洪大容将燕行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整理之后记录的汉文燕行记——《湛轩书》（上、下）与朝文游记《乙丙燕行录》，正是其将在国内时通过社会集体想象业已形成的对清意识，通过在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接受来实现的。所以，这些著作多少带有作家的集体想象痕迹，是其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解读清朝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个人无论其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也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
笔者在查阅、整理、总结洪大容文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不足。鉴于此，拟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就洪大容的哲学思想、诗学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化意识等多个侧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探讨并分析其文学的整体特点和文化思维。本书的具体研究共分四章进行。
第二章“洪大容的思想体系”：从哲学观、学问观、社会观等方面论述洪大容文学及文化意识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
第三章“洪大容的诗学理论”：从本质论、批评论、创作论三个方面论述洪大容的诗论，通过他与“古杭三才”以及清代其他文人的交流，归纳出他对诗歌本质内涵、诗歌价值取向的认识。
第四章“洪大容文学的形象内涵”：从洪大容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幻象的描述和创造，分析隐藏在其中的形象内涵。
第五章“洪大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反馈”：从他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与接受、对朝鲜文学的介绍与传播，综合分析他所受到的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以及反馈现象。
通过以上较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弥补在洪大容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缺欠，从而进行以大量实例为基础的范畴研究，使有关洪大容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改变以往对洪大容思想及科学成就的片面研究，力图对洪大容的哲学思想、诗学思想、文化意识、历史意识、科学思想展开相对独立而又综合的研究，深入探讨他与中国哲学、诗学、史学、文化、科学的关联，从而构筑多学科交叉、多角度思维的立体研究模式。通过以上研究，客观、真实地评价洪大容在北学派乃至朝鲜中世纪社会文化变革中的积极作用，并确认他在清代学术界和朝鲜思想文化界享有的较高的历史地位。
洪大容的思想体系较复杂，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较丰富，而这些均有意无意地融汇在其不多的文学作品中，因此需运用多种方法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其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即从哲学、文化人类学、形象学、文艺批评学、接受美学、文学等多角度进行照明，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批评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兼取系统论、比较文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传记研究法、社会历史研究法、形式研究法等，切实做到融会贯通、相辅相成、为我所用。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笔者将根据批评对象的实际内容和特点，选择可运用的适当的研究方法，从特定的批评视角切入和观照对象，评价其文学和文化意义，从而体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相信以上的研究方法必将会成为客观、公正地确立洪大容的实学地位与文学地位的理论依据，也将有助于总结过去洪大容文学研究的经验，使文学研究始终建立在实证、思辨、多学科交叉运用的科学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