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93年入教育社会学门至今，不觉已经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师范院校普遍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培养了大批的教育社会学硕士和博士；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也都相继在社会学系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攻读教育社会学方向的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越来越多；教育社会学的学会组织也越来越庞大，除每两年定期召开一次年会外，其他形式的学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以教育社会学之名举办的国内和国际会议开始增多，学界交流成常态化。教育社会学的公开出版物（如论文、专著、译著、调查报告等）呈现数量多、质量好的特点；越来越多的教育社会学家活跃在政府的教育规划与政策制定领域，以及教育实践及其特定的场合。

再回头看看我个人在这二十余年中的情况，客观地说，与学科的发展相比，我在这门学科的建树及为这门学科所做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这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要为每位教授出版个人研究文集，借此机会，正好对自己在这二十余年中的学科、学理、学术研究做个总结。虽成就不大，但也能看出自己二十余年来始终坚守在教育社会学学科阵地上，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尽着绵薄之力。对此，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个方面是教学。北京大学曾在历史上开设过“教育社会学”课程，当时主讲人是陶孟和教授，所用教材是经过改编的翻译本《社会与教育》。后来由于战乱等原因，这门课程中断了近七十年之久。这门学科的恢复应当归功于费孝通先生，他对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相当重视，使得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马戎教授积极带领团队在各分支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其中就包括教育社会学，其研究成果引起了社会学界对教育研究的重视和兴趣。因此，在北京大学开设这门课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99年春，由我先为社会学系研究生开设“教育社会学”专题讲座，选修此课的还有许多进修教师、北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现改成院建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2000年由我为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2002年春开始为全校本科生开设“教育社会学思考”通选课，一直持续至今。值得欣慰的是，学生们还是比较喜欢这门课的，正是它的思考性、批判性和预见性，让学生们感受到了这门学科的魅力。特别是当学生们站在讲台上，使用社会学方法来思考教育问题时，其深刻的思考和流畅的表达常常出乎我的预料。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北京大学这个汇聚全国精英的地方，有很多人选修过“教育社会学”课程，粗算一下这十几年中，已有几千名本科生、几百名留学生和几百名研究生听过“教育社会学”课程。此外，让我感恩的是，学生们对我和这门课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客观的批评。当然，在历次评估中，我特别看重学生们指出的这门课存在的不足和他们希望改进的地方，提到最多的就是缺少社会实践，但至今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还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尝试着让学生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里、附近的学校和社区做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或个案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很认真地体验了一回，还提交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第二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这主要是指教育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于199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招收教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7年开始招收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同时还指导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工作。十几年来，已经有几十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和两名博士研究生毕业。由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限制，他们中一般很少有一毕业就直接从事大学教学工作的，但有的人在研究机构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有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等外校攻读博士学位，而我的两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都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我除了给他们指定必读书目和参考文献以外，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读书会活动分成以下环节：第一个环节为介绍国外和国内教育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讨论；第二个环节为阅读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经典著作，大家交流阅读心得，达到触摸大师、启迪心智、开拓未知、探索学问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原本是在十年前定的，当时国内有一批刚刚学成归来、已经在教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对教育社会学满怀热情和责任心，在他们的促动下，我想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民间的学术平台，以阅读经典和引介当代学术大师的思想为主要形式，为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记得大家第一次聚会时是在一个西方的节日“愚人节”，于是起名为“愚人社”。但举办了几次读书会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停办了，今天想起来还是个遗憾。虽然“愚人社”没有继续办下去，但这批年轻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工作，成为学科中的佼佼者。为了让这批年轻人发挥作用，我在北京大学又组织举办了两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他们思想活跃、批判性强、研究深入，给每位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也提升了会议的国际声望和水平。现在，我正在筹备举办“北京大学第三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届时将从美国、英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邀请教育社会学者与国内年轻学者进行对话与交流，我本人对会议的效果和影响寄予很高的期望。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关于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研究旨趣。这些年我涉猎了若干研究领域，例如农村教育、职业教育、女性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最近几年对民族教育关注较多，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个人专著。此外，作为社会学系的教师，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读是一种责任。我对发生在与百姓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诸如食品安全、道德滑坡、教育危机、社会诚信、社会稳定等），逐一进行了研究，并每年撰写一部《社会热点面对面》，解读当年或最近发生的社会事件和热点问题，并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做客观的预期，为社会管理提供依据，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好评。其二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分为国际合作课题、纵向国家课题与横向课题三部分。本人曾参与的最大的国际合作课题是由马戎教授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龙山教授主持的“中国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承担了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和问题专题研究。由我主持并完成的纵向国家课题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西部大开发与教育发展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课题“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课题“冲突与和谐：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中国西北人口较少民族社区教育与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课题“多元文化教育与现代性——中国本土的理论与实践”。我承担的横向课题则为来自国家民委的委托课题和来自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课题，主要集中在老年教育和农村社区养老问题以及健康教育等方面。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使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方面，使得教育社会学者可以投身到社会教育或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发挥作用。其三就是研究成果了。二十余年来发表了百余篇论文，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是经过了挑选的——“矬子里拔将军”，毕竟这本文集代表自己的研究旨趣和每一阶段的研究水平，希望能得到同行的关注和批评。下面我将说明为什么要将文集分成学科、学理和学术三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有四个构成要素，即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流派和学科发展史。在教育社会学界，对这四个要素一直存有争议。因此在开展教育社会学研究时，本人也认真学习和思考了教育社会学学科要素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对象说，确定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及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倡导和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梳理了教育社会学学科及其知识体系的演变史。

作为学理研究其实也是在学科框架下进行的，只是这样的研究更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文本进行探询、质疑、批判和解释，目的是澄清一个概念或一个理论问题；二是对学科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观点进行整理和进一步解读，目的是对学术思想“追本溯源”、“再现原初意义”，以及形成系统或传承脉络；三是尝试提出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综合理论——“意识三态观”，并对这一理论进行说明，以及在实际研究中如何运用“意识三态观”理论进行分析和阐释。

作为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应用于实践的研究，是将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即使是教育实践也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所以我这些年的研究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女性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在专门的研究中我特别关注了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与教育的关系，揭示了曾经促进人们向上社会流动的学历文凭，在今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历文凭已经不能单独发挥作用了，而要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起才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到教育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上来，为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提出可行的建议。

将这本书分成学科、学理、学术三个部分是文集的归类或结构需要，当然，三个部分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这是因为学科研究中渗透着学理问题和实践问题；学理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框架下发问、澄清问题和解释，并回答实践问题；学术研究体现着教育社会学的事实判断和实践取向这种学科性质，具体地说就是运用教育社会学理论分析并阐释现实中的教育改革和社会问题，也通过社会事实和资料说明学理问题。如此看来，这三个部分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体现的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本质。

教育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从研究水平看与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理论视野上，以及一般的经验研究上，我们还必须向国外教育社会学同行学习。不要妄自尊大或急于用“本土化”排斥国外先进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也不要妄自菲薄或一味地“独尊西方”成为“洋车夫”。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引进和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既要致力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又要对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做出真正的研究和实际的贡献。

书即将付梓，客观地说，这本文集虽集本人二十多年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但与同行相比也只能算是一些“粗活”，尚需精雕细琢，不妨算作抛砖引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