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

自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社会运动高发期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多次理论范式变迁。第一次范式变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即从强调社会结构性诱因以及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崩溃论向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得益于当时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在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美国首先兴起了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其中，政治过程理论至今仍然是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主流的理论范式。

一 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派理论家从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示。首先，他们都接受了奥尔森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从搭便车理论中认识到了集体行动的动员会遭遇的现实困境。奥尔森的研究为新一代学者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搭便车困境并动员人们参与到集体行动当中。如前所述，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如搭便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是促成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范式第一次转变的主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初以麦卡锡和扎尔德为主要代表的资源动员派理论家为社会运动研究者提供了有别于相对剥夺感、大众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整个70年代，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杂志上，如《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力量》《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使用这一新范式研究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的文章占到了56%。到了80年代早期，这一比例又上升到了将近75%。

资源动员理论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理论学派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将有组织的政治行为与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区别开来。与早期理论家不同，资源动员派理论家将人们的怨愤视为一个常量，而并非社会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会一直存在着民众的怨愤与不满。然而，为什么社会运动会在某些社会发生，某些社会则不会呢？什么力量将这些不满的人们动员起来导致社会运动的发生？为什么社会运动会在特定时刻发生？这些问题成为资源动员理论家思考和研究的重点。换言之，动员是资源动员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资源动员理论范式下，研究者主要通过对政治行为体的组织资源和理性驱动的研究来解释社会运动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过程，主要的研究内容包含了参与、组织与政治成功三个方面。参与是个人微观层面的研究，即通过理性评估过程、成本收益计算分析个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组织是社会运动的中观层面研究，包括组织的规模、动员过程、成员构成等。政治成功也是个人参与者在参与社会运动之前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一部分。资源动员理论家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政治，而非符号学、社会与文化。社会运动组织与个人会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内对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以及运动将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评估。在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之前，集体行动一直被学者视为思想意识的抽象观念的表达，而资源动员理论的提出则将社会运动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微观与中观的具体机制层面。

资源动员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出现。理论界普遍认为该理论始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其他的早期代表学者及其著述包括莱特斯（Nathan Leites）与沃尔夫（Charles Wolf）对农民参加20世纪70年代起义的理性选择研究；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在1968年发表的《抗议：一种政治资源》中阐述了抗议运动对政治当局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安东尼·奥伯施奥尔著述的《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一书在1973年出版，随即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经典教材；1973年麦卡锡与扎尔德合著的有关美国社会运动专业化趋势的文章。1977年，麦卡锡与扎尔德再次合著的文章《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部分的理论》标志着资源动员理论范式的最终形成。

与早期社会运动研究明显不同，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了一套新的核心假设。根据扎尔德的总结，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了五大核心假设。第一，行为需要成本。不满情绪或剥夺感并不能自动地或轻易地转化成社会运动，尤其是高风险性的社会运动。成本收益的权衡，无论多么原始，却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选择和理性。因此，如何动员人们走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常规例行，走出工作和闲暇的常规空间，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第二，对资源的动员可能发生在受到侵犯的群体之内，但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第三，资源需要被动员并组织起来，故组织行动十分关键。第四，参与运动的成本会随国家或社会采取支持或是镇压的态度而上升或降低。第五，正如动员是一个大问题，运动的后果也是如此。在动员的工作量和运动的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和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随着资源动员理论范式的不断发展，尽管研究者会增添一些新的假设，但该范式始终不会偏离上述五大核心假设。

在资源动员理论范式形成的初期，即1970～1980年，学者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主要关注微观与中观层面的分析。到了80年代，社会运动宏观层面的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如政治机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此时，不但出现了资源动员理论范式上的转变，也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形成了新的理论范式。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家奥伯施奥尔是资源动员理论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是资源动员理论范式转变的一个最好范例。奥伯施奥尔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深受经济学理论以及9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他在70年代所做的一些研究中只强调了对社会运动微观层面的考察，直到90年代，他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才逐步扩展到中观与宏观层面。他在《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一书中提到，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颇深，如新制度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他继承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选择性激励是完全足以用来解释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的。奥伯施奥尔的理论内核是以研究个人行为动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在微观层面，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社会运动是一种适应性的规范行为，对社会运动抱有不同忠诚度的参与者的决策模式基于对个人价值、社会运动结果的预期以及各种不同的动机与成本做出的成本收益计算。根据对社会运动的忠诚度与贡献度从强到弱的标准，奥伯施奥尔将与社会运动有关的个人大致分成四类：处于社会运动核心位置的是运动领袖及其积极分子（leaders and activists）、临时性团队（transitory teams，参与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组织的各种活动的运动兼职者）、良知参与者（conscience constituency，对社会运动给予少量的物质捐助或参与在请愿书上签名等成本较低的活动）、旁观者（bystanders）。从中观层面看，奥伯施奥尔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社会运动组织、社会运动专业化以及反运动的研究。对于奥伯施奥尔来讲，“社会运动”意味着“组织”，是一个建立和经营组织的动态过程。从宏观层面看，奥伯施奥尔主要从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社会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来对社会运动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成功的机遇进行研究。

麦卡锡与扎尔德是资源动员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两位在1973年第一次合写的文章《美国社会运动趋势：职业化与资源动员》被视为资源动员理论的奠基性作品。1977年，两位学者再次合作并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部分理论》标志着资源动员理论的最终形成。他们认为，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过于强调运动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却忽视了社会运动与资源、媒体、权威机构等各方面的关系，甚至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互动也被忽视。事实上，麦卡锡与扎尔德并未完全否认早期理论范式中所强调的怨愤与不满因素，只是认为怨愤与不满并不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充分条件。他们将人们的怨愤视为一个常量，进而将社会运动研究的视角转向能够使这些感到不满和怨愤的人被动员起来并参与到运动当中的资源动员的结构性因素。麦卡锡与扎尔德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模型注重社会对社会运动现象的支持与限制、社会运动必须要动员的各种资源、社会运动和其他群体的关联性、运动成功对外部支持的依赖、运动的策略与手段、社会运动组织的互动等方面。他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概念，如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社会运动产业（social movement industries）。他们认为，对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不能只对某一运动组织进行孤立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社会运动产业的大背景中。由此可见，麦卡锡与扎尔德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资源动员是麦卡锡与扎尔德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们认为，动员是把支持者转变为可以为社会运动提供资源的支持者，并使这些人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与公众支持者相比，精英群体拥有更多的能够自由支配和控制的资源。因此，社会运动与支持其目标的政治精英的互动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关键。

麦卡锡与扎尔德在《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部分理论》一文中总结了资源动员理论与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的三个区别：社会运动的支持基础、策略以及社会运动与社会的关系。在支持基础方面，早期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取决于愤怒的公众为运动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劳力。尽管在一些早期研究中也提及了社会运动的一些外部支持条件，但一直未被列为研究分析的核心问题。相反，资源动员理论则认为，有良知的选民、个人和组织都可能为社会运动提供支持。在策略方面，早期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领袖采用讨价还价、劝说或暴力的方式迫使权威机构变革，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社会运动与政府的关系、运动的成功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资源动员理论则认为，在考察社会运动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运动组织需要完成的其他使命，如动员。在社会运动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环境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影响，尤其是目标变化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影响，却忽视了社会运动组织同样可以将其所处环境为己所用，以此为实现自身的目标服务。社会提供了社会运动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如媒体、社交网络、职业结构与发展等。

资源动员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藩篱，为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并为研究赋予了全新的具体内容。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正名为一场政治运动，而非心理运动。其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将“精英群体”这一外在组织变量引入社会运动研究当中，并使后来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结构及其组织变量。然而，诚如麦卡锡与扎尔德将资源动员理论自诩为“一个部分理论”一样，资源动员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一些学者认为，资源动员理论在对个人参与者以及运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进行研究时，过于强调理性的考量，忽视了社会运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内容，以及社会与文化等因素。资源动员理论包含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社会运动最终一定会融入传统政治制度，从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性。塔罗在《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中也质疑道：“当麦卡锡与扎尔德在资源动员理论范式中使用很多经济学语言并将许多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经验撇到一边时，那些思想意识、责任感、价值观和对不公正的抵抗又该如何解释呢？”他还认为，麦卡锡与扎尔德谈到的社会运动组织常常与利益群体相混淆以致很难区分，他们强调的社会运动组织的专业化也忽略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大量出现的普通群众运动。

二 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书中，麦克亚当从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美国民权运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运动发生、发展与衰退的“政治过程模型”。事实上，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早期抗争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影响下，美国学者率先使用了更加政治化的社会运动研究方法。政治过程理论的形成也得益于早期的社会运动实证研究以及一些早期兴起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如理性选择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麦克亚当在研究中接受了奥尔森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有关是否参与社会运动的决策模式基于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资源动员理论对麦克亚当的研究也具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动员行为，更加关注“如何”的问题，而非“为什么”的问题，如社会运动组织领袖如何动员潜在的参与者？社会运动组织如何运作？社会运动如何获取或分配物质、民众支持、媒体关注等资源？政治过程理论同样关注“如何”的问题。然而，在与资源动员理论一样关注社会运动中观组织层面的同时，政治过程理论也关注社会运动的宏观政治因素与微观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因素。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运动研究者就开始在研究中加入了政治因素。美国政治学家利普斯基在1968年发表的《抗议：一种政治资源》一文中给出了最早的政治过程理论的暗示，利普斯基在文中探讨了抗议运动对政治当局的单方面影响。而后来的政治过程理论分析的则是政治为社会运动带来的潜在机遇与限制。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政治机遇结构”则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彼特·艾辛格（Peter K. Eisinger）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美国城市抗议行为的条件》中提出的。在文中，艾辛格考察了抗议行为发生的频率与政府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抗议行为最有可能发生在政府的开放或封闭程度适中的城市里。如图1-2所示，在政府极度封闭或极度开放的城市中，抗议行为都不大可能发生。在极度封闭的政治结构中，社会运动在初期就极有可能遭到镇压，进而抑制其发生；在极度开放的政治结构中，社会运动则会显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性。

1978年，蒂利著述的《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出版，为政治过程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与上述学者一样，蒂利也认为社会运动必须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吸收和总结上述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思想的基础上，蒂利在书中提出了分析社会运动的两个模型：政体模型与动员模型。蒂利还将政体模型（polity model）称为静态模型，而动员模型（mobilization model）则是动态模型。政体模型包含的核心概念有政体（polity）、政体内成员（members）、政体的挑战者（contenders）、联盟（coalition）。蒂利将政体等同于国家，包括政府、政体内成员及其挑战者。与政体的挑战者相比，政体内成员拥有影响政府的常规的、低成本的政治资源。政体的挑战者由于缺乏政治资源、身处弱势，自身的利益常常被政府忽视。为了改变现状，挑战者会想方设法融入政体当中，或者打破政体，于是社会运动就可能产生。在政体模型中，由于政体内成员出于某些政治原因，需要与政体外的挑战者建立联盟，而挑战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也希望与政体内的成员建立联盟，这种双方对建立联盟关系的需求为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机遇。

蒂利用政体模型来阐释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而提出动员模型的目的则在于解释社会运动发展的动态过程。蒂利认为，影响集体动员的决定性因素包括组织、利益以及机遇。根据蒂利的定义，组织是指集体认同以及网络化的程度；利益是指参与者从参与运动中可获得的潜在收益；机遇则是指社会运动可获得的政治力量资源、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对社会运动的抑制程度以及社会运动抗议目标的脆弱性。

学界认为蒂利的研究思想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范式产生了间接性影响。在其影响下，麦克亚当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成为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麦克亚当著述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也成为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该书的第二版在1999年出版，麦克亚当对在第一版中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与蒂利在研究大量社会运动案例的基础上试图找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型不同，麦克亚当的研究聚焦在单一的社会运动案例，即美国民权运动上面。

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应该隐含一个更为广义的制度政治的模型”。因此，他将社会运动定义为“被排斥群体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动员充足的政治资源来推动集体利益的理性行为”。在评判早期社会运动理论以及资源动员理论时，麦克亚当也是从社会运动与政治理论的关系的视角来对其进行考量的。他分别将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比作社会运动的多元论与精英论。多元论与精英论是分析和描述民主政治的传统政治理论。多元论认为权力是分散的，确保了政治渠道的开放性与敏感度，进而抑制了使用暴力手段的抗议行为。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家将社会运动定义为非理性行为源于他们是多元论的支持者，源于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参与者放弃了对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在多元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民众被给予了足够多的理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与之相比，资源动员理论家则是赞成精英论的，精英论认为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群体手中。同样，资源动员理论也认为只有拥有丰富资源的政治精英才能动员、组织和发动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

从大的研究方向看，政治过程理论继承了资源动员理论对组织因素以及动员模式的重视。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又对资源动员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弥补、扩展和补充。首先，麦克亚当认为资源动员理论过于强调精英群体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缺乏资源的大众力量及其内生组织和网络的重要性。事实上，大众能够通过示威、静坐、暴动、选择性的收买行动等方式打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进而向当局施压。在研究美国民权运动的案例中，麦克亚当发现黑人社区内部的教会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才是民权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通过对一些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他还发现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常常滞后于一些运动组织策动的重要事件。这个发现与资源动员理论认为政府会在无压力的情景下主动支持社会运动相反，因此，麦克亚当认为政府的行为通常表现出保守性。其次，资源动员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性还在于它将民众的不满与怨愤视为一个常量，进而将其看作社会运动发生的无足轻重的因素。麦克亚当认为这一观点是将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混淆起来。结构性不平等是一个常量，然而对这些条件的合法性与可变性的主观认知则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为了弥补资源动员理论的缺失，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理论的模型中提出了“认知解放”的概念。

在对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尤其是资源动员理论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麦克亚当在1982年首次提出了政治过程理论。该理论包括了社会运动发生及其发展与衰退两个政治过程分析模型。如图1-3所示，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要素有三个：政治机遇（political opportunities）、内在组织强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来自于“任何能够改变既有政治结构的事件与社会发展进程”，诸如战争、工业化、国际政治变化、失业率以及人口变化等。政治机遇通过改变抗议者与抗议目标的力量不对称的水平来对社会运动的产生起到间接的影响。在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研究中，麦克亚当指出民权运动发生的原因既在于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在于美国当时所承受的国际环境压力。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部黑人人口开始向北方工业区迁移、美国私刑的逐步减少、最高法院的判决越来越对黑人有利、冷战环境给美国带来的国际压力等都是民权运动发生的刺激因素。麦克亚当甚至将民权运动形成的原因追溯到1876年北方共和党人为了赢得选举支持而在黑人问题上向南方妥协。这种将社会运动研究置于历史的框架之下追溯其历史根源的方法，是政治过程理论最大的方法论贡献之一。

第二个要素是内在组织强度，这也是麦克亚当在模型中着力强调的要素。内在组织指在社会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在被排斥的群体社区中存在的政治组织或潜在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能够为社会运动提供参与者、领袖、交流的网络等。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的几十年间，黑人教会、黑人大学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在黑人社区得到了迅速发展。麦克亚当认为这些组织为民权运动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加入认知解放这一重要因素得益于皮文与克劳沃德在1977年出版的《穷人的运动：为什么成功，又如何失败》一书中对社会运动需要人们认知的转变的讨论。在书中，皮文和克劳沃德指出人们意识的转变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抗议运动的出现既包含了意识的转变，也包含了行为的转变。意识的转变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体制”（人们体验与感受到的体制的方方面面）丧失了合法性。第二，平常是宿命论的人们，或者平常认为现有的体制安排是不可规避的人们开始争取“权利”，这种权利意味着需要对现状做出改变。第三，具有对效能的一种新的意识，即平常认为自己非常无助的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

诚如皮文和克劳沃德所说，麦克亚当也认为只有人们意识到现有的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并且认为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能够带来有意义的改变，人们才能把不满或怨愤的情绪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在对民权运动的研究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麦克亚当发现了人们对非洲裔美国人态度的明显转变。

如图1-4所示，社会运动发展与衰退的政治过程模型更加复杂。与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治过程模型明显的区别之一则是社会运动在发展与衰退的模型中不再以因变量的形式出现，而成为一个自变量。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一旦爆发，它与其他变量互动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在发展与衰退的政治过程模型中，广义的社会经济进程仍然是最根本的原因。社会运动的发展程度与其他四个变量的互动决定了社会运动的兴衰，四个变量分别是政治机遇变迁、组织强度、集体属性与社会控制程度。其中，集体属性与社会控制程度是麦克亚当在社会运动发展与衰退的政治过程模型中提出的新变量。集体属性决定了抗议者对社会运动的集体认知在社会运动发生后的变化程度。社会控制程度则是对社会运动发生之后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化政治的互动的关注。这里的外部环境通常指政治体制中的精英群体。麦克亚当认为，影响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社会运动力量的强弱以及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否威胁到精英群体利益的实现。社会控制程度变量是基于社会运动自身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引入社会控制程度变量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社会运动因时而变的动态发展特征。

在1999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第二版中，麦克亚当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政治过程理论。这一理论的完善主要是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建构理论的影响。社会运动建构理论可以说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社会心理学的复兴，也是对行动者情感和文化因素的回归。其核心研究议题是围绕行动者意识的提升、意义的框定和建构、对符号的操控以及集体认同感是如何引发社会运动等展开的。社会运动建构理论是在批判资源动员理论以及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后两种理论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缺少对行动者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怨愤情绪以及集体认同感的合理解释。

社会运动建构理论在美国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欧洲社会运动研究思想的影响。虽然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爆发是一个全球现象，但欧美学者对它的研究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奉行实证主义，而欧洲学者则采取传统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欧洲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反映了二战后欧洲社会的变迁，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一些学者认为，欧洲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本质上反映了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学者开始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研究思想的精髓。欧洲学者开始注重实证研究，而美国学者也逐渐重视文化、认同感、话语及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在这种社会运动研究氛围的影响下，麦克亚当开始对政治过程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这些转变散见于麦克亚当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论文以及《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第二版的著述当中。第一个变化，麦克亚当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社会运动的意义框定过程（framing process）来解释此前提出的认知解放。20世纪80年代初，麦克亚当提出的认知解放只是停留在行动者的个人微观层面。到了90年代，由于受到斯诺与本福德（Robert D. Benford）提出的框定联合和框定共鸣概念的影响，麦克亚当将对框定过程的分析从个人微观层面转移到了组织中观层面。麦克亚当认为，框定是一个群体有意识地进行策略性的意义塑造，使外界认可其集体行动的合法化并达到为集体行动动员的目的。意义框定包括了对群体的怨愤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对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行展示等在组织层面展开的策略性行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常常还有核心意义框定或核心话语框定，如民权运动中的“民权”。提供核心意义框定能够使小型的运动组织更好地围绕运动目的展开行动。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发展与衰退时，麦克亚当将这种认知解放的过程称为集体属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麦克亚当认为，在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集体属性与社会运动发生之前人们的认知解放含义相同，也是对现有体制不公正的认知以及对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认可。从对组织层面框定过程进行的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出，麦克亚当已经将文化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理论范式当中。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麦克亚当对政治过程理论范式做出的最重要的转变之一。

第二个变化有关内在组织强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中，麦克亚当只将在社会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正式的政治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做法随后引起了学界的质疑。麦克亚当也因此对研究对象做出了相应拓展，将分析的重点扩展到社会运动的整个动员结构。对社会运动的整个动员结构的分析既包括了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正式组织，也包含了在运动酝酿以及发展过程中建立的运动组织以及在潜在的运动积极分子中间存在的非正式社交网络。麦克亚当认为这些组织对社会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们能够为运动提供参与者、具有团结激励作用的结构、传播网络与运动领袖。麦克亚当对组织层面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政治过程理论范式对社会运动的整个动员结构以及过程的重视与关注，有利于系统地把握和了解运动动员的整个动态过程。

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政治机遇概念引起了学者最为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麦克亚当也注意到，由于概念提出时给出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了后来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滥用。鉴于此，麦克亚当在后来的研究中对政治机遇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这是第三个变化。他认为，政治机遇的分析应该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度化政治体制的相对封闭与开放程度；第二，精英联盟的稳定性；第三，精英盟友是否存在；第四，国家的镇压能力与倾向。与最初的概念相比，这个全新的界定不但使政治机遇概念更加具体化，而且还指明了政治机遇所应该研究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