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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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基本特征

1.我国原有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体制的主要特征

在近代历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的一盘散沙。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起来”。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治理和服务体制。这种治理和服务体制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治理和服务体制。政府不仅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服务统一供给、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治理和服务体制。社会本身基本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和服务体制。“单位”的特点,是它不是一般的工作部门,而是按照一种全能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工作组织。“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处理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治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无论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还是农村人民公社,都隶属于一定的政府部门,社会的各类组织,都是政府的一个个下属“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既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也是我国社会治理和服务供给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都成为一个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也成为一种把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在基层的机制。

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和服务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当然,由于绝大多数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相比较单位体制,街居体制实际上起一种社会治理的辅助作用。

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和服务体制。为了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一切国家所需要的人员流动和人口迁移,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治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集中供给能力,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进行有序的社会治理和服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社会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服务供给,也不利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从事社会服务,造成社会供给和社会服务的短缺。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国对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社会治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把社会成员的工作和居所固定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岗位之间的社会流动,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潜能、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有了显著提高,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二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管理机制的改革,改变了过去把社会矛盾政治化、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的做法,在改革发展中注重协调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统筹考虑和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与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

三是通过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完善了针对流动人口、生活困难群体和失业者的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

四是通过对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的改革,增强了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方面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

五是通过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生产安全监管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了我国在快速发展中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六是建立起全国应急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了应急管理能力。在“非典”、汶川巨大地震、南方冰冻雪灾、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显示了我国较强的应急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