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观念空间的立体展开

一

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文体相比较，1978年以后中国新诗所展现的诗歌艺术构成的极大丰富性与写作实践的多重可能性，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它所包含的种种歧义与无序的状态同样也令人困惑。相应地，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在诗学观念的领域中。当代诗学观念以其复杂的内涵构成与强大的生产能力，丰富了人们的思想空间与实践场域，但也往往对于真实的情形形成遮蔽与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代诗学的种种观念构成进行清理，对于其生成机制进行探究，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本书名为“当代诗学的观念空间”，表明其重点在于当代诗学观念的关键形态与理论关节点的提取与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当代诗学的真实话语情境的还原与历史构成的复杂性的展示，而非注重作为个体的诗论家与诗人本身的诗学观点的完整复述与全面介绍。由此，希望能够对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诗学观念的主要精神动向与理论趋势，予以一定程度的廓清。当然，这里就存在着被指责为将具体历史事实用于说明阐述者自己的某种观念或者理论构架工具的可能性。对此，想说明的是，是否为“工具”，其实只是相对而言，严格讲来，无论在何种学术、何种论述当中，没有观念负荷的纯粹“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这种负荷的程度上的区别。虽然如此，这里也将力求在历史的还原及展示与观念承载之间求得某种必要的“平衡”。

一般而言，某种观念不仅仅是个别主体的产物，它通常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时期人们所分有的共同的精神状态与精神内容，它可以通过个别主体典型地体现出来，但它的产生通常具有超主体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是主体间的历史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充当着主体间的黏合剂的角色。同时，种种观念经常是非自觉的产物，因此，观念经常并非主体自身能够完全理解的东西，它甚至是主体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这就是观念所具有的非透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诗学观念领域而言，观念因此并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家与批评家的头脑中，它同样也作用于作者与读者的意识与行为中；它不仅仅是思辨的，它更主要是实践的。在这里，需要申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观念”不是对于历史的复写、再现，“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现实的，它与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是一种相互规定、相互生产的关系。

如果说“理论”是自觉的思维形态与成果，那么“观念”就是更贴近于或者更内在于主体现实经验的自发的产物。因此，在本书的论述中，比较注重诗学观念发生与存在的历史情境，关注诗学观念与历史情境的关联，并不意味着要坚持某种粗糙的反映论，而是因为历史情境是连接人们的经验的东西，甚至就是人们的经验本身。也因此，本书大体上采取了以诗论家为单位的章或节的设计，就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确定在某一位或某几位诗论家那里体现出来的诗学观念的历史位置与历史情势，以及它们结合在一起作用于观念构成的主体、个体的经验依据。这与前面所说的诗论家与诗人个体并非关注中心不矛盾：因为在这里并没有将个体实体化，并将观念简单地当作这种实体化的个体的产物与附属物，而只是将“个体”当作一种历史经验的汇聚场所与历史事实的呈现场所、历史材料与历史叙事的组织形式。由此出发，本书论述的取材标准，就不是现实的标准而是历史的标准：一些非常热闹的争执也许在本书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而在书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及，而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观念动向，只要其中包含着可贵的思想品质与引人深思的历史牵连，本书就会着重展开论述。当然，这里所指的“标准”和“意义”，涉及的并不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层面。从学理的角度考察，有些观念的表达可能是非常偏颇、片面甚至是荒唐的，但是当将它们放置在一个放大了的历史视野中时，就会看到由它们牵涉的历史的必然性纤维所交织出的残忍的历史真实。实际上这里体现出的，是观念分析与理论思考的价值标准与方式方法的不同：理论思考中，必须先进行某种层次、某种区域的本质假定，这样才能归纳、概括形成概念，进入概念思维，它需要遵守的是思维形式的合逻辑性，评判标准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对于客观事物的澄清与揭示的程度；而观念分析却恰恰是沿着相反的路径进行的，不管观念多么荒谬，都首先要把它当作已知的、直接的现实接受下来，通过分析去挖掘它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历史经验依据，对于“观念”构成的分析，并不增长人们对于客体的知识，它只是让人们更加认清主体生存处境的真实情形。

二

在各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往往形成由高到低的包含关系与相互含纳的层次关系。就以本书而言，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观念”是“历史”，本书着重考察的，是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方式：比如，它可以在与“美学”问题的纠葛中被引入，可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错综关系中被贯彻，同样也可以在对于“传统”与“当下”的言说中被指涉，或者在“本体”与“他性”的追问中被映射。在这其中，体现着诗歌观念历史处境的复杂构成与被理解方式。同时，这种基本的“观念”，也将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包容与衍生其他级别的观念，这些也都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有所体现。

第一编《“历史”与“美学”的纠葛》，主要探讨伴随着“朦胧诗”的“崛起”而涌现或强化的诗学观念。某种观念的形成，会在一段时间内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与生长的生命力，因此这一观念谱系从时间上并不以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为限，而是延伸到了90年代末。以上这样的情形，当落实到具体的诗论家身上时就更加显著。本编涉及的主要是“崛起”派诗论家的诗学观念。正如“崛起”观念本身就表象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一样，“崛起”派的批评，是伴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出场的，他们的历史观念与对于历史的理解方式，成为规定着“崛起”论这一知识谱系也包括他们本人的知识生产的基本线索，“历史”观念成为在他们本人的学术展开以及在当代诗学观念空间构成中延伸的基本的逻辑链条。

谢冕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进行过批评与质疑，但是他们从未轻慢与嘲弄过历史，他们仍然敬畏着历史的崇高感，并且坚持对于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理解。谢冕他们以其历史观念与历史理解，对于原先的神圣而空洞的历史概念与历史叙事重新进行了充实与置换。在谢冕的批评中，以“五四”精神为代表的百年诗歌的历史传统，成为支撑其诗歌批评展开的个人知识谱系与基本参照坐标，谢冕以其对于历史的诗性的体认方式，传达了历史变动的最初信息；徐敬亚作为“朦胧诗”的作者成员，他的批评在纵然是情绪化的表达中，也仍然贯穿着某种可贵的历史真实，在其历史的反思中，尤其富有带着生命质感的历史之痛，这些都值得重视；孙绍振标举“价值原则”，表明历史观念与历史理解中的“主体”维度的恢复，并且因此在诗歌的美学观念与历史现实之间，前所未有地发生了复杂的纠葛与牵连；吴思敬诗学建构中的“主体性”原则的贯彻，不仅是诗歌精神与时代氛围的反映与感召，同时也表明诗论家本身的历史身份的确立、定向，与诗学观念本身的自我意识的生成。

应该说，构成谢冕他们的诗学观念的主要成分的，并非来自对于“朦胧诗”的艺术现实的直接提升，他们的诗学观念内容在过往的历史中有其起源与形成过程，但是在这里，这种理论观念与艺术现实的错位关系，形成了美学与历史之间错综纠葛的复杂牵连的一个显著例证：一方面，这使他们虽然坚持对于诗学观念的历史性理解，但是他们不会再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简单的反映论的关系，而是在此种理论视阈的可能范围内，对于诗歌艺术本身的独立特性，保持了最衷心的赞赏与最大程度的尊重；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错位关系，使得诗学观念从效果历史等维度打开了更为复杂的实现途径。

第二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错综》，主要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错综关系中，分析当代先锋诗论的观念构成。按照一般的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不是一切，由它们出发，也仅能从某个层面、某个角度对于历史事实做出观照与清理。另外，它们曾经是空前热门的争论主题，而且直至今天，也仍然算是最“流行”的一组学术话语，这里仍然以此作为诗学观念问题考察的切入维度，是出自对于问题的不同思路与处理方式：在本书看来，恰恰是在这样的话语大规模滋长增殖中，浮现着当代人共同分享的一般观念，因此，不仅不能而且也无法回避，它们正是需要去正面面对与处理的主题。而且不仅如此，它还涉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诚如在前面所讲的，一般而言，这里拒绝一种对于历史的透明化的理解与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所谓“观念”不仅仅是考察的对象，它同样也连接与蕴含着考察行为本身与考察主体，因此本书虽然在大多数地方没有刻意标榜与大量使用意识形态分析的术语与图式，但就其基本的思路而言，不仅这一章，而且本书都更接近于意识形态分析，而非预设各种不同层次与区域性本质概念的理论思维、理论认知式的方法论。从而，观念考察的视角，相当程度上并非选择的结果，它并不像一个画框一样，具有随意框取景物的自由。

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观念，在这里就具有反定义的特征：并不是不能为之下一个定义，而主要是需要从根本上避免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它需要具有首先将之接纳下来的意识形态要素的直接性。尽管如此，从目前进行的考察角度而言，在这里仍然不妨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看作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方式、阐释方式与叙述方式，或者说至少包含着如上的成分。当代先锋诗论的观念生产与建构，就是在这之下展开的。正像先锋诗歌的写作一样，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错综关系中展开的先锋诗论，也同样体现了一种对于当下历史的深度楔入与复杂理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的接纳与阐扬，不仅仅是对于以往的“历史”观念的具体化与深入反思，它在诗学观念中的实现，甚至打破了“历史”观念对于时间性的基本预设，以一种相互之间的错综缠绕的方式，开阖翻滚于现实的土壤中。这样，中国先锋诗论诗学观念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建构所完成的，不仅仅是从宏大的“历史”观念中的降落，与对于当下现实的指涉与深入，与此同时，它还在元历史的层次与意味上，完成对于原先“历史”知识谱系的“断裂”与“置换”。与其他的许多当代先锋诗论的观念构成一样，这种“断裂”与“置换”的完成，由于缺乏充裕的反思空间与通畅的实现途径并因此缺乏丰富的历史经验的规定，从而经常显得似是而非、歧义丛生，但是无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却由此打开了通向其深度实现的可能性。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中使用了“艺术的现代性”的说法，它有时可能是对于这里的讨论而言内涵过于狭窄的“现代主义”一词的同义词，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为了与之区别开来。无疑，“艺术的现代性”可以包含“现代主义”，反过来却不然。类似情形，可依此类推。

第三编《“传统”与“当下”的融合》所涉及的中心主题，是新诗与“传统”关系的问题。任何的“传统”观念的浮现，都连接着当下的历史经验依据，当历史作为“传统”的维度再一次呈现出来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诗歌观念视野的某种深刻的变动，也标示了生存的文化处境的内在要求。因此，对于“传统”观念进行历史化分析的任务，也就落实在了探究传统诗学精神与现代观念形态继承、接续的可能性及可能方式上。

“传统”问题大规模进入新诗理论的考察范畴，必将从观念视野的调整与理论资源的支持这两个方面改变着当下诗歌观念与诗歌理论话语的构成。从总体上讲，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对于“传统”的拒斥与摒弃中前行的，无视“传统”、以反“传统”为荣的情形，直至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只是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对于自身文化品质的关注——这时一般而言“文化”不再像80年代一样被当作贬义词，“传统”的问题，不论是大张旗鼓还是处于潜意识的层次上，才开始成为新诗的自我反思的一个主要维度。不仅如此，90年代以前对于“传统”问题，不仅观念上淡漠，而且对于“传统”的认识本身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是过于表面化，比如往往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简化为押韵不押韵、有格律与无格律之类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由此突出“传统”与新诗现实的巨大的不适应性，进而肯定会得出或明言或不明言的“传统”过时、应该走出“传统”阴影一类结论——这样的“传统”观念，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认清什么是真正的“传统”，就已经偏离了“传统”，当从这样的观念走向其自身的结论时，便更进一步误解了传统；或者是过于细碎化，比如（以诗人居多）将“传统”提取为一些简单的、具有可操作性语言方式、修辞手法、意象结构之类，尽管各个时代诗歌写作的实践者，可能会因此丰富他们的艺术手段、形成独到的艺术风格，尽管不能说这些不属于“传统”的成分，但是在缺乏对于“传统”的完整观照与总体理解的情况下，以此类方式进行的对于“传统”的认识与“继承”，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同样不乏误导作用。

本编中第七章讨论了关于新诗“传统”观念的话语构成，及阻碍人们走向“传统”的“诗体”观念，对涉及“传统”的知识形态（诗歌人类学）进行了简要揭示。其余两章是叶维廉与郑敏的诗学观念的综论与阐述，他们分别代表了对于传统进行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观照与融会方式，这表明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可能性与丰富内涵。但叶维廉与郑敏耐人寻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是从作为一种“文体”的诗歌概念出发，而是从哲学—文化图式的大的视境去整合与诠释传统诗学的真质的，这就表现了一种对于传统的内在精神脱略形迹的深度把握。而这也就要求这里的讨论本身，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诗体”或“文体”观念规定下的诗歌理论与诗学观念范畴的束缚（尽管在一开始这有可能使人们感到非常的不习惯），探入中西会通的文化景深，才能够充分发掘他们的诗歌观念对于今天所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

第四编《“本体”与“他性”的映照》当中，“本体”与“他性”互映、互照，既是贯穿本时期诗歌观念的基本模型与基本思想张力之一，也是这种观念的现实展开领域——学理探究领域的基本观念方式：学理的、理性的探究，总是在或隐或现地预设一个被理性的思维所逼近的对象“本体”，并且往往是通过一个代表“他者”或“他性”的思考框架和思考范式，来通达和透视这个本体的现实构成的，即使在其结果只是论证了这个“本体”的本质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本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质上，“本体”也总是在与“他性”的映照当中在场或呈现的。这应该是对于理论化的观念方式所需要保持的基本分析理性。

三

在本书当中，“当代”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甚至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是一个描述词，它所标示的是1978年以后的历史时段。对于中国当代诗学观念构成而言，出于种种原因，肯定还有不少应该论及的观念形态与诗学问题在本书中没有涉及。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粗疏的论述，展示某些真实。所谓“观念空间”的说法，代表的是中国当代诗学的观念构成的不可还原的具体性，其中包含了历史的绵延与连续，当然也包含了种种断裂与冲突。这里希望对于“当代诗学观念”的论析所完成的，不仅是对于“历史”内部复杂多元构成的重新发现，同时也是对于“历史”概念本身与历史意识内涵的重新丰富与充实；希望在当下的语境中，将“历史”还原或者解构为其复数形态。

构成本书主体的是以下四编：

第一编“历史”与“美学”的纠葛

第二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错综

第三编“传统”与“当下”的融合

第四编“本体”与“他性”的映照

这里希望针对它们展开的论述，能够指涉或凸显以下四个问题：

（1）对于新诗本身的历史整体性与连续性的坚持；

（2）对于当下情境的复杂理解；

（3）对于传统的眷顾与接续；

（4）对于新诗的历史性本质或新诗本质的历史性的逼近。

当回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制约条件，因此在前面的各个章节中，对于论述对象多从正面考察其观念的型构及其意义；但是当反思历史的时候，理应比历史站得更高，因此，即便是对于在某一层次上充分肯定了的观念形态而言，也并不排除在全书的更大语境中的保留态度。对于中国当代诗学的观念构成来说，在本书看来，以上四个方面，是“历史”观念基本的多重内涵与多元形态，也是今天与未来诗学问题思考与诗歌写作展开必须保持于其中的张力空间。这样的历史观念的有益拓展与历史视野的必要整合，是本书展开的现实出发点，相信在前面的论述中，有不少例证可以说明，历史观念的残缺与历史视野的匮乏，必将造成思想与现实双重的贫瘠——这也是本书对于当代诗学观念空间的描述与论析想表明的基本结论之一。

过去的历史并未消失，它只是不再以线性的时间方式而是以共时的空间方式，交叉重叠于当下的生存情境中，因此本书的书名中“观念空间”的说法，几乎不再是比喻：它因此是对于线性的历史的解构。不过按照本书的看法，并不像通常对于“解构”这个概念所做的妖魔化理解那样，“解构”的结果是使既往的历史成为废墟，它只是将人们从一维时间的单调与紧张中解放出来，还原为多维共存的丰富与舒展——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念，而且这里以为，也只有这样的历史观念，才是真正的“后现代”的历史观。“后现代”恰恰不是继续遵照进化论的、线性的历史观念的一维时间逻辑对于以往历史的不断取缔，它恰恰是提供了让既往历史冲决这种逻辑链条，在当下纵横叠加的可能性空间。

今天确实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感受之中：以前的一切纷争、对立，对于今天来说，都可以平心静气地等量齐观；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处于悠远的过去，然而即使是那些近在眼前的事实，也仿佛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这或许正是后现代的处境给予今天的可能性。有时令人感到吃惊的倒是，仿佛是那些论争中的或前卫或激进的人士处身于另一个时代。这并非一种历史的优越感，它只是让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历史境遇的切实变动确已发生，在此情形下，包括诗学观念在内的历史事物，即使不能说有新的希望，也确实存在新的可能。

四

国内专门从诗学观念的角度，对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诗歌思潮与诗歌理论走向进行观照与审视的专门著作似乎还没有，单篇论文好像也不多见。这其中的关键，也许不在于研究者的时间、专业、视野等问题，而在于问题本身的困难：当代诗歌现状的歧义丛生、芜杂无序，使得诗歌研究与诗歌评论这样的诗歌观念的重要生产领域，主要被现象的描述与解释占据，根本无暇也没有充分的自信以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主体精神，对于自身的问题进行考量与观照。但是越是这样，就越需要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深究，以此来改变当代诗学本身的被动无力的状态。后者不能不说是中国新诗现状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中国新诗与诗学的建设还没有真正地展开，然而在世纪交替之际，在上述那种贫乏与疲惫中，竟然也产生着一些衰朽的守成心态。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中，一种扩大的视野是必需的：不能仅仅就诗歌论诗歌、就诗学论诗学，而必须在历史的深度与广泛的关联性的视野内，把它们放到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的整体中，在与中国古典的辉煌及文学与文化的世界格局的比照中，来展开这里的思考与研究。

就海外的研究状况而言，一些学者与汉学家如顾彬、柯雷、奚密、金龙云等人，有一些类似的著作与文章，但是第一，这些著作较多着眼的是诗歌与诗人，对于诗学观念层面关注较少；第二，作为西方学者与汉学家，其研究视野、关注重心、思路方法、研究目标都与国内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人们不少启发，但是总的来说不能取代国内的此方面的研究。

当代诗学建设的出路，脱离历史是不可能的，过分局限于历史现状与历史情景同样也是有问题的。作为历史存在的东西并不就是合理的东西。没有穿透现实迷雾的眼光，没有对于历史的超拔视野，就既不会理解现实，也不懂得历史，由此很有可能几个世纪的劳作，全部是无效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常常用“黑暗的中世纪”一句话，将欧洲近千年的历史阶段一笔勾销，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也是中国几百年的诗歌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当代诗歌与诗学来说，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可以凭依的出发点与思考平台，比什么都重要。本书就试图从历史出发，但又超越历史，对于30多年来的诗学观念的内在逻辑与深层肌理进行分解与剖析，对于一些带有思潮性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评判，对于当代诗学中的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观念积淀进行总结，对于诗学的走向与结构方式做一些探究。总的来说，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和结论，为当代诗学的建设做一点添砖加瓦的贡献。同时也希望能够间接地给予当代诗歌写作一些启发。目标如此，但限于时间等各方面的因素，本书目前所完成的，只能看作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产物，沿着这一思路还有不少问题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这也需要留待以后去充实、补充。另外，本书无论在考察对象还是在思路方法上，都甚少可以参照和遵循的成果与先例，种种不足与缺陷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听取多方面的批评与建议，以后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