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讲好中国故事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指出的“四个讲清楚”，全面阐释了宣传中国特色所应遵循的基本要求。简单地说，这“四个讲清楚”就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讲清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毫无疑问，这“四个讲清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新论述，对于现阶段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同志最近又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事半功倍”。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大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好对外话语体系。
西方文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点缀中国元素的影片俯拾皆是，这些影片热衷从以下方面来挖掘中国元素、讲述中国故事。
一是中国历史与哲学。比如《花木兰》中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木乃伊3：龙的诅咒》中秦始皇和兵马俑，以及《华尔街：金钱永不眠》里道格拉斯的角色声称其商场制胜的秘诀是熟读《孙子兵法》。
二是中国艺术。《功夫熊猫》融合了剪纸、泼墨、皮影、画扇等中华艺术元素，选取极具中国特色象征意义的熊猫形象，影片中不管是二胡、唢呐还是担担面、馒头，抑或是屋檐、竹林和梅花，都充满了中国风味。
三是中国武术。《功夫熊猫》中的配角丹顶鹤、猴子、老虎、螳螂、蛇等，分别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拳法形象。
四是中国景观。《碟中谍Ⅲ》在上海和西塘的取景，《007之大破天幕危机》也多次出现上海和澳门的场景，《阿凡达》更是以张家界作为哈利路亚山的原型。还有《花木兰》中长城、佛洞和天安门等文化符号，《功夫熊猫》中“青城天下幽”的意境，以及《卧虎藏龙》中用中国水墨画般的优美镜头表现出来的白墙灰瓦的深宅大院、飘逸叠翠的江南竹林。
五是中国技术。《2012》末日降临时世界人民走进了中国建造的方舟之中，《地心引力》中代表中国尖端航天技术的“天宫”和“神舟”则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
正是这些中国元素的巧妙整合，大大增加了好莱坞电影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中华文化怎样被西方媒体全球化
好莱坞电影为什么要加入这些中国元素？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因为受众更容易接受在语言和情境上与本土文化接近的文化产品，所以文化生产者常常趋向于在外国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和融合。在本质上，以中国文化元素争取全球观众亲近感的西方文化产品，只是把中国元素作为叙事的工具。
从资本主义媒介组织说，获得利润的动机是进行文化生产的原动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各国制片人纷纷迎合中国市场，甚至出现类似《钢铁侠3》专供中国的特殊版本。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都是为了迎合商业化的需求。本质上，好莱坞电影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是全球文化内涵、美国文化思维和好莱坞商业理念的结合体。
由此深入一步，中国元素添加在西方文化产品中的效果如何呢？
一方面，中国故事的传播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到中国传统美德的突出优势，了解到中国在时代发展中的突飞猛进，从而一定程度使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产生认同和共鸣。
但另一方面，这种基于商业利益的媒介传播行为，将中华文化贴上西方的标签，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来贩卖美国核心文化。《花木兰》中家庭荣耀和双向的父女之爱取代“中国传统孝道”成为影片叙述的主题之一。进而，主题进一步美国化、西方化，即木兰对于自我身份的追寻。女扮男装的木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仅仅只是为了父亲，更是为了实现自我。可见，影片虽然保留了花木兰传奇的核心要素，但也做了精神内涵上的重大改变，最终达成传播西方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目的。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通过一系列符号虚构现实生活和世界场景、构建意义结构、输送西方价值观，最终让受众感受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普世”的价值规范和纯粹的生活方式。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它们努力将中华文化改编成全球文化产品，其基本动力是追求全球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被西方化。
当然，它有时也会触动原文化的文化敏感。比如在《地心引力》中，弥勒佛的形象充满了让中国人不太舒服的美式调侃意味；在《木乃伊3》和《哈利波特和火焰杯》中，对龙的魔性的展示则让许多中国人认为是对于中国龙的误读。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从何着手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相关精神，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上把握好以下思路。
第一，立足中国特色参与全球化。过去，在世界文化秩序的讨论中，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西方日益成为世界文化生产的中心，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威胁，并使得世界媒介存在被同化的危险。伴随着西方媒介和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与此对应的民族国家、文化主权、信息主权以及话语权等概念逐渐发展起来。如今，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时空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全球化、大数据等概念应运而生。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全球性话语的分析单位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一直以来，西方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中心，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本土的即是西方的、西方的即是全球的”文化优越感。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多缺乏将自身文化全球化的能力。目前，全球文化仍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存在被同化的危险。正因为此，民族国家才更应在全球文化传播中寻求自主性，以实现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抗衡。
诚然，全球化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趋势，但全球化并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对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努力挖掘中国特色文化的积淀、根植中华文化的沃土、凸显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进而切实增强我们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二，跨越国际文化的边界。从本质上来讲，人们的文化认同更多以血缘、地缘和宗教等因素相关，对文化稳定也有一定需求。因此，全球文化的边界始终是存在的，只是这种边界不断经受冲击、改变以至再肯定。文化融合的规律显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融合，通常会对另一种文化做出适当的改造，再经过试验创新，在渐变过程中完成融合。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同样会随着文化的融合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表达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传播中华民族的优势文化，寻求更多国际共识。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华文化虽然被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但其文化基因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我们熟悉的文化不应再是束缚我们创作的沉重包袱，而应成为一种最为鲜活和有力的滋养”。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特色，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和令人信服的故事主线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以我们深厚的文化积淀谋求国际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要将中华文化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讲述动人的故事，以中国文化作为故事的内在逻辑展开主线，引领传播对象进入故事的情境中，进而喜欢所讲述的故事、理解故事的精神内涵、产生情感共鸣。
第三，采用适合的媒介形式。在塑造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方面，我国已通过各种方式做出了努力和尝试。比如，更加注重外国新闻媒体的报道，放宽外国记者在境内采访的限制，借助国际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来客观报道中国；申办各类世界性赛事、国际性展览，将其作为展示形象的平台；制作国家形象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分时段陆续播放，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长时间滚动播出，在使领馆节庆、外交酒会等外事活动中实时展示；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孔子学院，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这些把握一切机会主动展示中国、推介中国的举措，实属我国国际传播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不过，在传播过程中，不同媒介的风格和类型会对全球文化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不同长度、不同侧重的国家形象片选取电视媒体、户外广告屏和室内投影仪等播放媒介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哪些被保留、哪些被删减、哪些又被翻新，在什么场合播出什么内容，都需要传播者认真考虑、慎重谋划。思考的基点是文化产品的艺术形式、媒介类型以及制作者的意向等多个方面。
第四，国际传播的专业化。由于时代不同、观点不同、对象不同，任何时代的故事讲述者都会在核心材料的基础上对故事加以调整或改编。任何国家的文化也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其意义会随着现实情况不断加以诠释及再诠释。为了使全球化传播更有效，传播策略本土化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传播人才方面，可以更多利用当地的机构或组织；也可以网罗世界顶尖人才和专业团队，采用国际分工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目的是抢占全球文化竞争的战略优势。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上说，设置跨文化参考机制尤为重要。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对传播对象的了解。我们可以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或采用国际调查公司的调查数据和结果，从中挖掘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将保持中国味道的故事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出来，实现价值观的对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皆不能决然二分，这样的认识既有利于破除我们自设的限制，对我国国际传播政策的制定和对外话语体系的推进也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