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中国，图书馆不是中国固有的名词术语，而是一个近现代的术语与概念，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果。
诚然，中国古代藏书源远流长，在世界图书馆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古代藏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所谓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其共同特征是私有的，不向民众开放的社会机构。正因为如此，自汉代石渠阁、天禄阁，到唐代集贤殿、弘文馆，以至明代文渊阁、清朝“四库七阁”，所有的皇宫与官府藏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皕宋楼等私人藏书更不待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西方的近代图书馆观念逐渐传入中国，对于西方“图书馆”英文为Library，法文为Bibliothèque，德文、俄文大致与法文相似）这个新生事物，国人找不到合适的中文对应翻译词语，几经探索，最后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才采用了日文的“図書館”一词，而日文的“図書館”一词同样是日本明治维新时对西文“图书馆”一词的翻译，在此之前日本同样没有图书馆，只有传统的“文庫”。与中国不同的是，在此之前的日本藏书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也就是“文庫”。在中国，学界通常把文库译为“Library”，其原因可能是沿用了日本将“文庫”翻译为“Library”的做法，可是中文的文库与日文的“文庫”是存在差异的，中文的文库通常是指丛书，例如“万有文库”，而日文的“文庫”不仅有丛书的意义，而且更多是指专门图书馆，例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其实，把中文的文库一词翻译成“Collection”可能更加准确。同样，中国古代藏书也不宜翻译为“Library”，而应该是“Collection”。因为中文的图书馆一词是一个近代产生的新名词和新事物，它从诞生之日起，无论今人是否喜欢与认同，就是专指具有公共、公开、共享性质的图书收藏与利用社会机构。因此，我们通常把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三个时代，唯其如是，不可以用近现代的术语去称谓古代的事物。
有趣的是，欧美图书馆虽然一直在沿用图书馆（Library或者Bibliothèque）这个通用名称，但是，其古代图书馆和近现代图书馆之间同样存在与中国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一样的性质变化，即由私有转向公有，由私用转向公用；所不同的是，欧美图书馆，特别是英美图书馆，在许多时候会在“图书馆”这个名词之前特别地冠上“公共”（Public）、“大众”（Popular）、“免费”（Free）等定语，以强调其性质的差异。而“公共”、“大众”、“免费”正是近现代欧美图书馆的精髓之所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不断向欧美图书馆学习的根本之所在。
在中国，图书馆学也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甚至与传统的校雠学、目录学几乎没有任何学科生长关系，而是纯粹的西学东渐与西学中国化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西方的近代图书馆观念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20世纪初，西方的图书馆学术开始流入中国。以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英文名Boone Library School, 1929年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设立为里程碑，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正式诞生。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始终与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息息相关。清末欧美图书馆观念的流入，使中国诞生了第一代的新式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1910年，美国韦棣华女士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公书林，并以此为策源地开始系统地引进和传播美国图书馆学术，进而发起新图书馆运动，于是，美国图书馆学术开始成为中国建立图书馆学的模仿对象。1920年文华图书科成立以后，特别是1925年中华图书馆学协会成立以后，以美国图书馆学为师的中国图书馆学开始本土化，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术在中国受到抑制，苏联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成为主流，由此以列宁图书馆学思想为指导的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得以建立，并一直影响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图书馆学术再次成为外国图书馆学术在中国传播的主流，于是，以美国图书馆学术为基础的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得以形成。
追根溯源，中国图书馆学实乃与美国图书馆学一脉相承。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有关美国图书馆学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与作用的研究更是严重匮乏，有关美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则几近阙如。任何一门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必定有系统的学科学术史，而迄今为止系统的中国图书馆学史尚未诞生。为填补这个空白，去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有关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余光教授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个则是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程焕文主持的重点项目，相信系统的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诞生为期不远。
可喜的是，郑永田博士多年来一直潜心美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先后在国内多个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美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论文，并曾在专业期刊上开设过专栏，成为国内图书馆学人中研究美国图书馆学史的佼佼者。
这部《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新作正是郑永田博士多年研究美国图书馆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新作中，郑永田博士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自1731年至1951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过程，填补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为主的国际公认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十年“图书馆权利思潮”的影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在图书馆界普遍践行，我国公共图书馆迈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正是在这种学术和事业发展背景下，郑永田博士展开了对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因而其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中，郑永田博士采用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梳理阐发。
在纵向上，郑永田博士以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为主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发展历史：（1）美国早期公共图书馆思想的萌芽；（2）19世纪中期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3）19世纪末期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4）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在这四个时期，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始终与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联，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作为学术的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美妙之处和作为事业的公共图书馆的魅力之所在。我们常说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许多学人也把美国图书馆学归结为实用图书馆学，因为美国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大多有专门的实践指向，强调思想理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反观我国的图书馆学，脱离实际的空谈和无边无际的捏造比比皆是，的确令人深思。郑永田博士的这部分论述正好为我们认识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关系，以及我国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在横向上，郑永田博士以切合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需要的主题为论，专门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1）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思想；（2）公共图书馆藏书建设思想；（3）公共图书馆馆员素质思想；（4）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思想。这四个方面的思想与上述四个时期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发展史构成了一个有机体，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可使读者比较全面深入地认识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全貌。
在具体的论述中，郑永田博士采用了以著名图书馆学家和公共图书馆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在各个章节重点地阐述重要人物——如温沙、杜威、亚当斯、鲍士伟、达纳、格林、弗莱彻、普特南等——的公共图书馆活动与思想，而不是面面俱到和巨细无遗。这样做既突出了重点，也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生动活波，自然增添了较好的可读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的著述层出不穷，但是，在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研究上成果并不多见，郑永田博士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与潘燕桃博士的《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949—2009）》（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出版，可谓是新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研究的双璧，值得庆贺，值得赞赏。
是为序。
程焕文
2015年8月15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