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

年谱之编撰，古来早有，《汉书·艺文志》著录《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不署其编者姓名，当为前汉之物[1]。西汉末刘歆撰《三统历》及《谱》，因原件久佚，不知其是否为“年谱”。[2]东汉稍后，有《邓氏官谱》，晋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等，南朝梁王僧孺撰《百家谱》三十卷[3]，家族年谱之性质初具矣。《旧唐书·经籍志》谓：“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所著录诸谱集甚多[4]，仍以记述家族传承为主。个人年谱之作起于何时？文籍渺茫，难言其详。而著作之始，当在唐、五代。至宋，年谱之学大盛，薛齐谊《六一居士年谱》一卷，薛仲邕《翰林李太白年谱》一卷，吕大防《杜诗年谱》等，为其重要者。自是以后，著者络绎，为个人编撰年谱，成为学术著述重要门类。然而曹植年谱之产生，则为时甚晚。今所见材料中开其例者，当推清代后期山阳丁晏（1794～1875）。所撰《曹集铨评》，有附录《魏陈思王年谱》一卷[5]。其云：“余尝叹陈王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士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梁钟记室品其诗，譬以人伦之有周孔，可云知言。爰排比时事，及其著撰，辑为斯谱。论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体其语气，丁氏本人似亦未见前人有何曹植年谱撰作。丁谱既为新创，故而不免于粗疏。全谱仅得二千余字，缕述“时事”之余，有关细节，语焉不精。如关于谱主事迹，自十岁（建安六年）始建赞辞，而以下之年，不分月日，混而叙之，文字未免简略，考订辨析嫌少，不副“排比”之功。丁晏同时而稍后，又有朱绪曾（1805～1860）《曹集考异》面世，书末亦附《年谱》一卷，谱中关于曹植事迹著作，考订其年代，纠谬正误，较之丁谱，更见完备。此后关于曹植生平，历来学者多所研究，产生论文及专著甚多，其中包括专门曹植年谱。

民国以降，曹植年谱撰写续有出现，诸作篇幅文字皆有扩展，而内涵亦颇见增添，显示年谱撰写之渐入于宏大精细。较重要作品有：古直《曹子建年谱》[6]，闵孝吉《曹子建年谱》[7]，梁廷灿《曹子建年谱》[8]等。

1949年后，有关曹植年谱之编写，续有成果，然多为短帙，长篇巨著不多，内容亦不免以简约为特色。主要有：叶柏村《曹子建年谱简编》[9]，俞绍初《曹植年谱》[10]，赵幼文《曹植年表》[11]等。其中前二种篇幅有限，重在纲要之揭示，而细节仍多有忽略，且颇见疏失。唯赵幼文“年表”，虽不称“年谱”，而与所撰《校注》全书配合，照应融通，考订事实甚详，澄清不少疑阙，与前贤相较，内容更见充实，为曹植年谱编写中最称全面细致者。然而赵“注”及“表”取得成就同时，在处理疑难问题时，稍显勉强，以致在编年等方面亦颇含失误。[12]

综合以上所述诸年谱存在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大率比较简略，如最有代表性丁晏、赵幼文所编二种年谱，总字数皆不足万字，以区区数千文字，欲编排缕理曹植一生丰富事迹及复杂著作过程，不亦难乎！二为该年谱等虽在基本事实陈述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其中错谬纠结，误植乱判，并非个别之处，如丁谱将《洛神赋》写作时间系于黄初三年（应为四年），又系《斗鸡诗》于太和元年（应为建安二十二年前），赵“表”则有多处作品编年依据不足，事实处置甚为勉强，等等。要之，至今缺乏一部全面缕述曹植生平及创作编年著作之详核年谱，实为学界憾事。

须予提示者，1949年后台湾地区学人颇有专注于曹植生平考辨者，且有年谱问世，如邓永康《魏曹子建先生植年谱》[13]、江竹虚《曹植年谱》[14]等。其中江氏之谱，独立成书，卷帙颇巨，学术含量亦重。江谱全书篇幅达368页，字数20余万，出版虽晚，而撰成在先，于迄今曹植年谱撰写领域，堪称力作。江谱全书，含“导言”、“编前”、“编年”、“诸家评论”等部分。谱中对于曹植所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各时期生活状况、主要事迹，以及所撰写作品等，作全面之考订，综合之分析，审慎之认定。故而该谱对于认识曹植毕生经历及文学活动基本事实，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重大贡献，颇有帮助。谱主曹植之言行事迹，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失，多淆乱湮没，作者遂广泛搜集典籍，钩沉索隐，抉微探幽，态度慎重，颇有发明。

至于笔者本年谱之撰作，发端有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公出山主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工作业务之际，余冠英先生尝指导笔者主攻专业方向，由先秦转入魏晋南北朝。以此为契机，笔者开始正面接触并系统研习曹氏父子诗文，大量阅读相关历史文献。研习续有进展，体察日见加深，而对于曹氏父子生平经历、社会政治及文学活动，亦兴趣渐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遂发表论文，考订曹植生平事迹，以及相关诗文写作，提出一己之拙见。[15]自兹以降，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笔者陆续撰写“三曹”有关文章，或缕述其事迹，或解析其作品，或论列其文学风格及成就等，二十余年间，陆续发表文章十余篇，就教于学界同仁。文章所发表刊物，除《文史》外，尚有《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知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论文集等。而对于曹植及其父兄、友人，即所谓“三曹”“七子”生活创作之了解，亦逐渐扩展深入，对于细节之辨别认定，亦颇有心得见解。缘此，笔者在参考采撷前贤真知灼见之同时，亦不免将本人独自看法及相关凭据材料、考订文字，集中记录在案。日居月诸，意见积累渐多，并串连成秩，而年谱之雏形，亦隐约呈现。记得1980年春，笔者曾将《年谱》草稿等，敬呈师长余冠英先生过目，蒙余先生不弃，颇予鼓励，专赐大函[16]谓：

公持同志：

八考的分量虽有不同却都有新意，见出作者的辛勤和细心。

看来年谱已经很充实了。八考中重点的几考似可摘出发表。年谱写成后八考可附入印成一册。作品系年的证据则可写入谱中。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编》和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的体例均可参考。以为如何？

即颂

时祺

冠英 再拜 23/4

然而笔者本意，惟在长期积累，不断完善，并无急于发表面世之想。故而年谱草稿虽具雏形，字数亦积累日多，而形态规格，以及余先生所指示“体例”等诸多要素，尚未完全定型，“规范性”未免差池。尤其各部分内容，难免精粗杂陈，繁简不匀，欠缺明显。要之，作为完整著作之《曹植年谱》，尚须继续努力，“参考”先贤年谱杰作，提升自身品质，力求臻于胜境。

光阴荏苒，世事纷繁，笔者不觉老冉冉其将至。新世纪之2008年，笔者以退休之身，尝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项目”，课题即是“曹子建年谱考证”。项目既立，任务在肩；遂脱出散漫积累状况，确立认真应对态度。翻检旧籍，累积既颇丰富，而文字杂乱，结构荒芜，必须从头董理。由沉着之辨析，至系统之思考；自集中之编写，到细节之落实。其篇第构成，多所调整；行文措辞，重予斟酌；寻章逐句，一再修订。顾盼之间，不觉三稔，篇帙初完，终于成型，不计利钝，如期交稿。顾视30年前，余冠英先生赐教叮嘱“印成一册”之日，恍若隔世，而先生早已长眠福田，能不浩叹！交稿之后，承学术委员会诸先生详核审查，严加推敲；终于谬予褒奖，网开一面，侥幸通过。项目至此，乃告一段落。今藉院部科研基金资助，得以正式出版面世，不胜感激之至，幸甚幸甚。人生碌碌，我劳如何？一朝得释重负，心情之愉快，岂不裕如畅如，为之四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