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缘何游于山阳

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游于山阳，是魏晋之际文化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两晋以降，有关七贤竹林之游的记载虽然时时可见，但是对于竹林七贤为何选中山阳作为他们的游乐之地这一问题，相关文献皆不曾言及。竹林七贤之中，除嵇康一人寓居山阳外，其他诸贤皆不是山阳人，但作为魏晋易代之际颇有影响的文士群体，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远离喧嚣的京师或是离开故乡热土，不约而同地选择山阳（即今河南省修武县）作为共同的游乐之地。他们几乎同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显然不是一时兴之所致，而是有值得深入探讨的深层文化原因和独特的个性因素。概括言之，主要有社会文化原因，嵇康的人格魅力，以及山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竹林的象征意义。

一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社会文化原因

要探讨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社会文化原因，首先应明确阮籍、嵇康等七贤为竹林之游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史传语焉不详。《晋书·嵇康传》仅说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游于竹林，而未言及具体时间。阮籍等人的传记语及竹林之游，亦是仅述其事，而没有言及具体时间。这不是《晋书》作者的疏忽，而是因为此前关于竹林之游的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说法。最早言及七贤竹林之游时间的，是陶潜《群辅录》：“（竹林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但是，此书最早见载于北齐阳休之所编《陶渊明集》，“为晚出伪书，已无疑义”，采其说者不多。元人郝经集此前有关文献所撰的《续后汉书》述及此事时说：“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这里所说的“汉魏之季”虽然是指“魏季”，但具体时间仍不得而知；南宋沈枢《通鉴总类》述及竹林之游时，竟在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即嵇康被杀的前一年叙之：“景元三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具体时间虽然史无明载，但考察竹林七贤行实，可以推定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时间应始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初年，与《群辅录》所言“嘉平中”相近。

此前，曹魏政局刚刚发生一次重大变化。魏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年）正月甲午，大将军曹爽随齐王曹芳拜谒高平陵，太傅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一党，把持朝政。夏四月乙丑，改元嘉平。正始名士的领袖人物何晏因是曹爽一党而被诛，正始名士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夏侯玄亦于嘉平六年（254年）以“欲要君胁上，肆其乍虐，谋诛良辅”等罪名被诛。正始末年朝廷发生的激烈党争，以及曹爽一党惨遭杀戮的血腥现实，在竹林七贤的心理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唯恐稍有不慎而被卷入朝廷党争的旋涡中难以自拔，于是效法前代高士，选择了避世而居的方式，来到了太行山脚下的山阳。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消极地接受了正始名士的教训，对为官为政望而生畏。阮籍几次辞官和不得已而为官时的“不与世事”的心态很有代表性：“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晋书》本传则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是促使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政治背景。由于这一政治背景的色调是灰色的、阴暗的，故而其对竹林七贤的影响主要是副面的和消极的。

如果说魏晋之际惨烈的朝廷党争是促使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政治原因，那么，皈依老庄和玄风炽盛的时代文化，则是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文化背景。从东汉末年开始，以李膺为代表的“党人”谠议朝政，品核公卿，以汝南许劭、许靖兄弟为代表的“月旦评”形式的士人清议，揭开了汉魏之际文士清议的序幕。到了魏晋之际，老庄思想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了文士清议的新内容。同时，由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的极力张扬，谈玄清议很快成为文士之间的一种时尚。受此影响，竹林七贤皆以皈依老庄、崇尚自然为高，不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把清虚自然、返璞归真作为最高准则。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自然高迈；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向秀雅好老庄，曾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于时也”。竹林之游的另一重要人物山涛，也是“介然不群，性好庄老”。阮咸亦是笃信老庄，“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王戎深得老庄处世三昧，入晋以后，面对朝廷篡乱不断、党争不绝，却能泰然处之，以至于时议颇有微词。可以说，精神上的皈依老庄，处世上的谈玄清议，使竹林七贤在没有任何约定的前提下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人群体。尽管他们年龄有长幼，官职有尊卑，但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处世态度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正始名士陨落之后而崛起的另一名士群体。

促使竹林七贤走到一起，为山阳之游的另一重要社会文化原因，是魏晋时期颇为流行的服食之风和饮酒之风。谈玄、饮酒和服食是魏晋名士的三块“金字招牌”。鲁迅先生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事实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既饮酒又服食的。不过，能饮善饮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王瑶先生认为，“饮酒之风的盛行虽始于汉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不只在量上他们饮得多，沉湎的情形加深，而且流风所被，竞相仿效，影响也是很大的”，竹林七贤“相聚后主要的事情便是肆意酣畅。他们都是能饮酒的，这成了他们共同的特点”。关于竹林七贤的饮酒，《世说新语》和《晋书》有很多记载，鲁迅在颇具影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特意拈出饮酒和服食这两点，探讨魏晋文人风度、魏晋文学与这一时代颇为流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关系。今人对此也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言。至于嵇康和阮籍的服食，论者较少留意，有必要简略论之。

鲁迅说过，“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饮酒的代表”。嵇康相信神仙之术，并常到汲郡共之北山采集所谓的“上药”。出自其兄嵇喜之手的《嵇康传》这样写道：“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魏氏春秋》有“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汲郡共北山，即今河南卫辉市苏门山，魏晋时期，这里名士汇集，高人时现。嵇康入山采集上药，曾经在这里遇见过孙登和王烈两位世外高人：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馀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虽叔夜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心神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故而时常入山采集上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

阮籍服食之事虽未见诸记载，但从他与孙登的交往，以及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的神仙思想来看，阮籍亦是好神仙之术的。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这里所说的“栖神导气之术”，即长生之术或曰神仙之术。另据《晋书·孙登传》，孙登居于汲郡共北山土窟中，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是当时的一位异人。阮籍受司马昭之命去拜访这位异人，与之语，皆不应。司马昭之所以派阮籍去见孙登，很可能因为阮籍懂得“栖神导气之术”，可以和孙登对上话。另一可以推知的原因是，阮籍少时游苏门山曾遇隐者。孙盛《魏氏春秋》载其事云：

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就是以苏门先生为人物原型的。这位大人先生是一个“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的人，是一个“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的人，是一个“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的人。这样的人物，非神仙而何？阮籍常常与这样的人物交往，不能说没有求问或探讨神仙之术的原因在。

二 嵇康的人格魅力与主导地位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不仅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嵇康崇高人格所具有的亲和力与感召力。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竹林之游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山阳，具有崇高人格的嵇康寓居山阳是其重要原因。关于这点，可以从最早记载七贤游于竹林的几则文献得到证明：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

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

上述三则叙述竹林之游的文献，皆是以嵇康领起。尤其是第一条，叙述方式很值得注意，先说嵇康寓居河内山阳县，再叙“与之游者”，主次地位非常明确。房玄龄等《晋书》在叙及竹林七贤时，也是以嵇康领起，显然是认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导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接受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述竹林七贤，主次分明：“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晋书》在叙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时，只要涉及竹林之游，通常是会连带说到嵇康。如山涛本传说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刘伶本传说他“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以年齿而论，竹林七贤以山涛最长，其次阮籍，但嵇康却成了竹林之游的主持者。除了嵇康寓居山阳，与山涛、向秀等人认识在先，已先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竹林之游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嵇康崇高的人格精神对其他诸贤所具有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嵇康不仅具有“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风度，而且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品格。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把自己的个性概括为“七不堪”和“二不可”，尤其是“二不可”，足可见嵇康乃性情中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对礼教的叛逆精神，对世俗的鄙薄态度，以及“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的性格，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多是心向往之而不能之。但也正因为如此，嵇康这种人格精神才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越发具有亲和力与感召力。南朝宋颜延之对嵇康的人格十分钦敬，他这样写道：“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康生当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却能“不偶世”，却要“迕流议”，却要心存仙道，追踪高隐。这对蔑视礼教、鄙薄世俗却又不能超然物外的阮籍等人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他们虽不能之，却心向往之，于是，能与嵇康同游就成了他们没有宣示出来的共同心愿。

七贤游于山阳，既是为嵇康高洁不群的人格精神所感召，同时也因为嵇康是正始名士之后在服食、谈玄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嵇康服食求仙，已见前述。嵇康的玄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体认和对放达的追求两个方面。嵇康认为，所谓自然就是和谐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原生态，人们只能顺应它或应和它，而不应强力改变它。他以自然为同，以名教为异，尚同而排异，故而崇自然而反名教；他针对张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撰《难自然好学论》，认为“学”非自然，乃出于抑制，因而应去此抑制而让自然流露。出于对自然的追求，嵇康对庄子的“逍遥说”和“齐物说”非常推崇，故而常常把“自然”发挥到放任与逍遥的境界。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并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之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认为是名士之楷模。嵇阮之为名士，与以前之名士不同。汉之名士讲名教，其精神为儒家的；嵇阮等反名教，其精神为道家的。”

嵇康特殊的身份也是吸引其他诸贤游于山阳的原因之一。嵇康是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娶曹操的孙女、沛穆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并以此由郎中而升任中散大夫。可是，他却不居于京城，于正始九年（248年）寓居山阳。寓居山阳的嵇康有几种特殊身份。其一是皇亲国戚。其二，沛穆王曹林是曹操杜夫人所生，何晏之妻金乡公主也是杜夫人所生，何晏是长乐亭主的姑父，因而也是嵇康的姑父。嵇康这种身份在曹爽与司马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是很敏感的，他即使根本不参与朝廷党争，也很可能被划归曹爽一派。其三，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嵇康能够舍弃皇亲国戚的优厚生活，在曹爽与司马氏之争爆发的前夜，离开京城，来到了山阳，开始了寓居山阳的生活。随着何晏等正始名士先后凋零，嵇康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人格成为最受时人瞩目的名士。竹林七贤齐聚之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东平吕安皆曾慕其名而与之游，当时名公之子钟会亦慕其名而来到山阳拜访，嵇康却“不为之礼”。阮籍、山涛等其他诸贤愿意就嵇康而游，固然不会看重嵇康所具有的曹操的孙女婿、何晏的侄女婿这样的身份，他们看重的是嵇康的名士身份，是嵇康弃富贵荣华而自甘贫困淡泊的精神追求。而这一点，不论阮籍还是山涛等人事实上都没有真正做得到。

说到这里，嵇康为何选中山阳作为寓居地的问题，显然已经无法回避。关于这一问题，有关文献不仅没有记载，而且连可资佐证的材料也没有，所以，这里只能提供几种可能的推断。其一，嵇康寓居山阳在正始九年（248年），而在正始八年五月，太傅司马懿已经称疾归养，不与朝政，朝中大权悉数落入曹爽一党手中。司马懿名为归养，实则是暗中积蓄力量，伺机反扑。所以，这一时期曹氏与司马氏之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阮籍、山涛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已先后借机辞官归隐。嵇康虽然不太热衷政治，但对政治十分敏感，所以也于正始九年离开京师，寓居山阳。从其离开京师的时间来看，嵇康寓居山阳，明显有脱离政治斗争旋涡的意图。其二，山阳地近苏门山，而那里则是孙登、王烈等世外高人的隐居之地。所以，寓居山阳既方便入山寻高隐，又方便采集上药，以便“修养性服食之事”。其三，好友山涛、向秀皆居河内，距山阳不远，寓居山阳，便于老友相会。其四，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居浊鹿城，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死于山阳。这一年嵇康刚满十岁。进入京城洛阳之后，嵇康对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一事应该有所耳闻。嵇康寓居山阳即使不是为了探究汉献帝之谜，恐怕也有远离是非之地、自我放逐的意思。当然，这些皆属推测之词，尚需文献加以佐证。

三 山阳的地理优势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

山阳县以其在东太行山之南而得名。颜师古云：“东太行山在山阳县西北。”古人有以太行山为“天下之脊”说。清人徐文靖《禹贡会笺》云：“《河图括地志》象太行天下之脊。《管子》曰：‘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山海经》：‘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列子》作太形山。郭缘生《述征记》：‘太行首始河内，自河内至幽州，凡有八陉。’”南北走向的太行山既是“天下之脊”，其南端之始又在河内山阳县，则山阳之地理形胜自不待多言。这里北依太行，南俯大河，控河内而揽天下，实为非常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在这里勤兵，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这里始设南郡，东汉光武帝刘秀据有河内而后才完成中兴大业，东汉最后一个帝王汉献帝却禅位于曹丕，被贬至此地，降为山阳公。

山阳居太行之首，而太行山为又素被视为“天下之脊”，所以，不论山阳还是太行山，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中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对身处乱世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却又不愿真正遁世的竹林名士来说，其文化象征意义比其他山水形胜都更具吸引力。中国古代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通常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矢志兼济天下者，二是因兼济之志无法实现而不得不独善其身者，三是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来影响士风世俗者。正是因此，人们把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称为“社会脊梁”和“社会的良心”。那些不甘自我沉沦的文人，不论选择何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良心”，其实都在无意识中充当着“社会脊梁”的作用。竹林七贤虽然因朝廷党争激烈、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变数而不得已离开京城来到山阳，在这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但他们的社会良知并未泯灭，灵魂深处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充当社会脊梁的信念。一些人不解其良苦用心，甚至因此而骂他们“败俗伤化，大害名教”：

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秕爵禄，污秽朝廷，婆娑偃蹇，遗落世故，颠颠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或临丧而剧饮，或途穷而恸哭，或箕踞而为锻，或荷锸以自埋。解弛乐浪，旷然以为高。

这些人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象，而没能真正理解阮籍、嵇康等人。竹林七贤尤其是阮籍、嵇康等人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士，他们生当魏晋易代之际，虽不能兼济天下，但此心未泯，此情未了，因而寄情于象征“天下之脊”的太行山，来到太行山的首始之地山阳，在这里放情山水，纵酒昏酣，靠暂时的酒精麻醉来忘却人世的烦恼，用放达之行抗衡世俗和礼教。但他们骨子里却是始终未能忘怀天下，即使是对礼教亦未能真正释怀。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当为司马昭——引者注）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他们要迂执得多。”

如果说“天下之脊”太行山的象征意义有些虚幻，那么，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就比较实在了。嵇公竹林因位于嵇康寓居地而得名，其位置约略在山阳故城东北二十里，白鹿山南二十五里，古重泉水岸边。竹林七贤聚于山阳，游于嵇公竹林，固然首先是因为嵇康作为竹林之游的主持者居住在这里，同时更因为七贤非常看重竹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或者说竹子的象征意义暗合七贤的精神追求。关于嵇公竹林，郦道元《水经注》有这么一段记载：

（清水）又东，长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东南伏流，径一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东南伏流，世亦谓之重泉水也。又径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也，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颇有君子之风。南朝齐虞羲《见江边竹诗》曰：“挺此坚贞性，来树朝夕池。秋波潄下趾，冬雪封上枝。葳蕤防晓露，葱茜集羁雌。含风自飒飒，负雪亦猗猗。金明无异状，玉洞良在斯。但恨非嶰谷，伶伦未见知。”南朝梁刘孝先《咏竹诗》这样赞美道：“竹生荒野外，捎云起百寻。无人重高节，徒自抱贞心。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谁能制长笛，当为作龙吟！”正因为竹子有如此禀性，故而常比德于君子，君子亦乐于与之为友，有所谓“《卫诗》美其如箦，《戴记》美其有筠，盖皆比德于君子，故君子之与友也固宜”之说。魏晋文士对“比德于君子”之竹有特殊的爱好。最为典型者是自称“何可一日无此君”的东晋名士王徽之。《晋书》本传载：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

嵇康爱竹，同样是因为竹子有君子之风，故而他在山阳寓所两旁载满了竹子，“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使其寓所显得清静幽雅，更烘托出幽人雅致。七贤游于嵇公竹林而不游于别的地方，显然与嵇康有同好焉。竹子那种历风霜而不改其节的君子之风，不正是竹林七贤所要努力保持或追求的吗？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不是无缘无故，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有其复杂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有独特的个性因素。就政治方面而言，正始末年朝廷惨烈的党争，是竹林七贤远离京城游于山阳的客观原因，而全身远祸以待时清，则是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主观原因。但是，促使竹林七贤游于山阳而不是游于他处，仅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这些主客观原因与七贤的个性因素、嵇康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及竹子比德于君子的文化象征意义相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七贤的山阳之游。在这诸多原因中，嵇康崇高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及寓居山阳的便利条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嵇公竹林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则是竹林七贤山阳之游的深层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