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竹林七贤研究的现实意义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值得特别关注的时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开始由大一统国家向南北分治、多民族分治演变的前奏；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自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的分化期和整合期，也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趋于兴盛的时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之后，又一次面临着因社会动乱和旧有思想统治体系的坍塌而引起的思想解放，其显著特征就是以黄老思想为精神内核、以论辩驳难为基本形式的玄学思想的盛行；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文学自觉的发轫期和形成期，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批评的自觉和文学样式的大备，使魏晋文学蓬勃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彪炳百代。
生活于这一时期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以其在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末嘉平初曾同游于山阳嵇公竹林，而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成为魏晋时期三大名士团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之一。他们既接受了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以其特立独行的文化行为、迥然有异的鲜明个性、风华卓然的文学创作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反过来促进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促进了对中国传统文人影响深远的魏晋风度的形成，以至于后世出现了与竹林七贤的思想个性和社会文化行为极为相似的“名士风流”。正如清初学人顾炎武所言：“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及主要由他们的文化行为和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魏晋风度”，魏晋以后已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开始，中国传统文人就开始了寻找人生真谛的文化苦旅，尽管各家追寻的目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不同，所得的效果也不同，但儒家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文化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知其雄，守其雌’以及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等人生理念，终于在魏晋时期经魏晋名士共同的人生实践和精神追求，转化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魏晋风度，实现了中国士大夫内圣外王、儒道互补精神的升华。这是魏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也是魏晋名士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正是这一转化完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基本人格精神的最后定型。何晏、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等人，不仅是魏晋名士的代表，更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让后世文人都能从这些文化符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说，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性人物，竹林七贤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人心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往事越千年，名士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如今，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竹林七贤，只能在史传等文献典籍中窥视竹林七贤的倩影，在他们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中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在披检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时感受他们曾经流淌的热血与跳动的脉搏。如今，通过对竹林七贤作品的辑佚、整理与研究，重新认识这些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曾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竹林七贤，促进竹林七贤研究向纵深拓展，而且有助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以借古鉴今促进当代文化建设。
二 重新审视竹林七贤
时人称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七贤，除了七人曾于正始末嘉平初同游于嵇公竹林这一表面原因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特殊政治背景，老庄思想大行其道和玄风炽盛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饮酒和服食之风大盛的社会背景；二是与上述政治、文化、社会背景相联系，竹林七贤在正始至嘉平间曾经志趣相同、行为相近、爱好相似，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倾向于避世而居。但严格说来，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对曹魏和司马氏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在有些方面，竹林七贤并不属于同路人。
嵇康与曹魏政权有姻亲关系，其对司马氏集团的态度因了这层关系而显得较为冷漠。尽管嵇康对曹魏政权未必忠心耿耿，但特殊的身份使得他即便不介入曹魏与司马氏的党争，也会很自然地被划归到曹魏一边。这让嵇康很尴尬，所以，嵇康在正始末年选择了移居山阳，开始了寓居山阳的生活。嵇康本意是想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悠游世外，逍遥一生。但是，政治还是主动找上了他，名教之士和钟会之辈还是要寻找各种借口来试探他，甚至曾经同为竹林之游的山涛也要请他出山为司马氏效力。嵇康本来是避之唯恐不及，结果是许多与政治有关的事情还是接踵而至找上门来，吕巽告弟弟吕安不孝的事扯上了他，毌丘俭谋反的事扯上了他，甚至在给山涛的信中发几句牢骚，也被指责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和当时的政治硬扯在一起。嵇康具有“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翩翩风度和“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等内在品格，名高当世，卓然不群。他虽然选择了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避地而居，但对礼教的叛逆精神，对世俗的鄙薄态度，以及“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的性格，使得他虽寓居山阳却仍然是众人瞩目的人物，仍然是司马氏集团格外警惕的人物。生当魏晋易代之际，处于曹魏与司马氏党争的夹缝中，嵇康为保持自然之性格和独立之品格，虽然对政治表现得较为冷漠，但依然被司马氏视作重要对手，以致最终命丧司马昭之手。南朝宋颜延之对嵇康的人格十分钦敬，他这样写道：“中散不偶世，本是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康生当一个朝廷政治斗争空前激烈且又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社会，却要“不偶世”，却要“迕流议”，却要心存仙道，追踪高隐，已经是一种悲剧性选择，而嵇康的被杀，不仅是嵇康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阮籍之父阮瑀曾经在曹操手下供职，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仓曹掾等职。阮籍在与嵇康等人为竹林之游前，曾为太尉蒋济属吏，后以病归，复为尚书郎。因此可以说阮籍父子都是曹魏政权的臣子。但阮籍对曹魏政权没有太多的留恋，而在感情上却与司马氏集团较为亲近。阮籍愿意做太傅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而不愿出任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就很能说明问题。《晋书》本传载：“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司马懿与曹爽同受遗诏，辅佐少帝齐王曹芳。及曹芳即位，曹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此事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末，比曹爽征阮籍为参军早了七八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阮籍先后在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三人手下任职。阮籍面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险恶政治现实，而“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许多论者因此认为阮籍持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对阮籍的误读。正始八年（247年）之前，朝廷大权尚未旁落，天下尚属曹氏，而阮籍却是多次辞官；司马氏秉持朝政之后，阮籍先是为大将军司马氏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司马昭秉政后，对阮籍更为优渥，以之为东平相，引为从事中郎，听其请为步兵校尉。阮籍的许多做法不为礼法之士所容，司马昭却宽以待之，以至于史家有“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之说。这一点，嵇康看得也很清楚，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从阮籍对待曹魏政权和司马氏的态度，以及司马氏政权宽容对待阮籍来看，阮籍并非不与司马氏合作，只不过是低调处理与司马氏集团的关系而已。身为人所共知的名士，却生活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阮籍所能做的恐怕也只有低调、低调、再低调了。这是阮籍的全身之道，也是阮籍的处世智慧。
和阮籍、嵇康相比，山涛对司马氏政权可谓是忠心耿耿。山涛的从祖姑之女张春华，是司马懿的原配夫人，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山涛和司马师、司马昭实为中表亲。因了这层关系，山涛和司马氏的关系自然就亲近了许多。所以，司马师秉持朝政时，山涛想出仕，就去见司马师。司马师说：“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山涛出仕之后，就一直是司马氏倚重的重臣。司马昭任命他为吏部尚书郎，主持铨选官吏；准备西征钟会时，把邺城交给山涛，嘱咐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司马昭为立太子之事犯愁，征询山涛的意见之后，才拿定主意；司马炎即位后，对作为长辈的山涛更为敬重和倚重。咸宁初，山涛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即使山涛晚年卧病在床，多次请求致仕，仍加拜司徒。司马炎对山涛之倚重，由此可见一斑。山涛对司马氏政权自然是投桃报李，竭尽忠诚。可以说，山涛是竹林七贤中对司马氏政权最为忠诚的一个，也是感情最深的一个。
王戎出身于魏晋时期的豪门大族琅邪王氏，他在官场上的经历和山涛有些相似，从相国掾、吏部黄门郎这样的小官一步步发达起来，官至司徒，位居三公，是竹林七贤中唯一可以和山涛一较高低的人物。晋武帝之后，西晋官场险象环生，到处都是陷阱。王戎立身朝堂，适逢“八王之乱”，在危机四伏之时，他凭借超人的智慧悠然处之，自始至终立于不败之地。王戎生当乱世而又跻身高位，倘若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只能像张华、裴
、陆机等人那样速朽，而不可能长期高居朝堂之上。他大智若愚，委曲求全，以善发谈端、偏好货财示人，给世人留下了身在庙堂而志在玄理和财货的印象。后人因此诟病王戎，有所谓“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寮寀”和“善发谈端”“取容于世，旁委货财”之评。这虽是对王戎的指责，但也透露出王戎身居高位而能得以善终的秘诀。和山涛比起来，王戎对司马氏政权既不像山涛那样赤胆忠心，也不像山涛那样尽心竭力，但毕竟能够委曲周旋，勉力扶持西晋政权苟延残喘。对于王戎来说，这已经很不易了。
向秀、刘伶和阮咸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若论起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则皆不及阮籍和嵇康；若论起仕途际遇，则皆不及山涛和王戎。论起对西晋政权的忠诚态度，他们显然也不及山涛和王戎。但是，他们各自以其特殊的方式让后人记住了他们，并在魏晋文化史上留下了鲜活的足迹。
向秀虽然曾和嵇康、吕安等灌园打铁，但对于学问，尤其是对于魏晋时期流行的“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向秀是情有独钟，用力尤勤，堪称是竹林七贤中真正的学问家。他的《庄子注》虽然大部分湮没于郭象《庄子注》之中，但说起那些为《庄子》作注且又具有广泛影响的人，人们必然会提起向秀。从晋人张湛和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向秀《庄子注》佚文来看，《世说新语》说向秀《庄子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向秀的另外两部著作《庄子音》和《周易义》，也是解说“三玄”的。向秀对魏晋玄风的盛行，确有推波助澜之功。
刘伶的独特之处，是他的嗜酒狂放。竹林七贤虽然皆放达任诞，但和刘伶比起来，都要稍逊一筹。刘伶追求“细宇宙齐万物”的精神状态，“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豁达至极，狂放至极。在饮酒方面，刘伶嗜酒如命，简直是把饮酒作为生命的全部。《晋书》本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肆意放荡，嗜酒成性，令人叹为观止！刘伶之所以能在世人心中留下些许印象，嗜酒狂放是最主要的原因。
阮咸是竹林七贤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个，但也是最具个性的一个。山涛认为，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阮咸的确很富有个性，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而很少考虑别人的观感。有两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一是他与姑姑的婢女私通，竟然珠胎暗结。姑姑突然离开，并把原来答应留下的婢女也带走了。阮咸骑驴追上，并和姑姑的婢女同骑一条驴子回到家中；二是权臣荀勖奉旨校正音乐，时任中护军长史的阮咸听了，以为不合古乐，并评点了一番，结果惹怒了荀勖，被贬为始平太守。山涛说他“万物不能移”，换句话说就是固执、一根筋。而恰恰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性格，阮咸才得以在名士辈出的时代独树一帜。
竹林七贤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个人际遇不同，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对道家思想的崇信度也不同，故而对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嵇康虽然与曹魏政权有姻亲关系，但因性格原因，对政治缺少热情，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暗中角力的时候，他选择了避地而居。而当司马氏及其拥护者因其名高当世而准备启用他的时候，他本能地选择了拒绝；阮籍表面狂放不羁，骨子里却是信奉儒家那一套，所谓“礼岂为我辈设耶”，只是做给外人看的。他对政治是外冷内热，又洞悉时局变化，故而并不恋栈，而是知荣辱、识进退，这使得他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却能立于不败之地；山涛与司马氏有中表亲，是司马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竹林之游结束后，山涛一直在为司马氏政权而奔波操劳，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戎出身名门，摄居高位，是司马氏倚重的朝廷重臣，但生逢乱世，只好委曲周旋，故而招致诟病。其实，他的好言玄理和贪财好货，是全身之术，是不得已而为之；向秀、刘伶和阮咸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建树，对他们来说，曹魏政权也好，司马氏政权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好的发挥与个性的张扬，所以，不论为学、嗜酒还是喜欢音乐，都是兴趣所使，都是个性使然，政治和强权都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或改变他们。
三 竹林七贤的文学成就
竹林七贤的文学成就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依现存作品而论，阮籍和嵇康在魏晋作家中可称一流作家，而山涛等其他五人则由于作品大多失传而难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各种文学史著作仅是在论及竹林七贤的代表作家阮籍和嵇康时，才顺便捎带简要介绍一下向秀等其他五人的基本情况。作品既然大多失传，也就难怪文学史家要厚此薄彼了。
作为魏晋时期的一流作家，阮籍诗文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在诗歌研究方面，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是重点关注对象，这一方面因为《咏怀诗》是探讨特殊时代背景下阮籍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面是因为阮籍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其在借诗言志的时候不得不走晦涩一途，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艰深晦涩的意象和词汇背后，故而钟嵘《诗品》以为，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此后不少评论家接受了这种观点。唐人李善以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百代以下，难以情测”。不仅道出了阮籍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而且道出了阮籍的创作心态，指出了阮籍诗歌“难以情测”的原因。清代学者刘熙载指出：“阮嗣宗《咏怀》，其旨渊远，其属词之妙，来去无端，不可踪迹。”沈德潜也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咏怀诗》之所以“归趣难求”“不可踪迹”，不是阮籍好为晦涩之语，故意写得让人看不懂，而是时势使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始至魏末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热情的阮籍，不得不对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内心的热情。正像《咏怀诗》其三十三所写的那样：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本有济世志”，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不巧的是他生逢曹魏末运，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残酷，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的政治热情和当时凶险的党争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使阮籍“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而且担心祸事随时可能降临，“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这一矛盾给阮籍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对其身心也是不小的伤害。眼见岁月流逝，光阴蹉跎，而他的济世之志却无法实现，他怎能不“胸中怀汤火”，怎能不矛盾重重？然而，阮籍毕竟是当时的大名士，不论喜爱他的人还是仇恨他的人，都在注意着他，盯住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钟会、何曾之流还时不时地想找他的麻烦，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口不臧否人物的阮籍更不愿意以诗惹祸，因诗歌创作召来无谓的烦恼，因此其诗歌创作也像他平时说话“发言玄远”一样，不给钟会、何曾之流留下任何把柄。这种刻意掩饰，不仅使使其作品显得较为晦涩，而且使后人对其政治态度产生了误解。
阮籍的谨慎和小心贯穿于整个诗歌创作，这虽然给后人理解和把握其诗歌的思想倾向及真实意蕴造成了很大困扰，但并非“兴寄无端”，更非“归趣难求”“难以情测”，而是有迹可寻，有踪可求。从第一首“夜中不能寐”可以窥见诗人的心迹：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明星稀之夜，阮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拥衣而起，来到户外弹琴排遣郁闷。听到琴声，野外孤鸿哀号，北林宿鸟和鸣。它们因何而哀号和鸣？是不是因为它们从琴声中感受到了诗人的忧思哀愁，感受到了诗人孤独之心呢？诗人以清风明月反衬孤鸿翔鸟，突出了事业无成的孤独无助之感，无尽的忧思、哀愁、焦虑随着琴声跃然纸上。
济世之志在险恶的社会政治氛围中难以找到实现的途径，事业无成的焦虑又时时煎熬着诗人，阮籍无法排遣不尽的郁闷，于是就通过咏史、咏物寄兴写怀，排遣郁闷，抒发情志。《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借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相遇赠佩的故事，抒发坚如金石的情谊一旦分离的感伤，寄寓着阮籍对政治不得不敬而远之的无奈；“西方有佳人”写男女两情相悦而不得亲近，以比兴手法寄托诗人理想无由实现的忧伤。二诗把政治比作妩媚动人倾城倾国的美女，以男女相悦比喻诗人对政治的热心和钟情，同时又以不得不分离和无法亲近来表达诗人远离政治的无奈和痛苦。
阮籍的《咏怀诗》大体都是这样，诗歌仅仅写出了诗人的某种情怀和心境，而对这种情怀和心境的深层原因则很少言及。即以上述二诗而言，诗人的苦闷和感伤表面上看是由与美人的分离和不得与美人亲近引起的，而事实上，只要是稍稍懂得诗语的读者，都明白诗中的美人只是一种寄托，一种载体，而非通常所说的佳人美女。他咏写美女，是借美女寄托个人的政治情怀。这不是阮籍的独创或发明，而是自屈原而来的诗家传统，阮籍不过是加以继承和借鉴而又有所发展而已。阮籍《咏怀诗》借用中国诗歌传统的托物言志、比物兴寄的艺术手法，通过咏写的物象寄托其真实的思想情怀。而其真实的思想情怀则和其对政治的态度紧密相连，和其对政治所表现出的冷峻中的热情丝丝相扣。所以，只要把握住阮籍对政治内热外冷的特点，从其“本有济世志”这一点出发，结合魏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就不难看出阮籍所咏之怀，所抒之情，所达之意。如《咏怀诗》其六“昔闻东陵瓜”，写布衣耕种之乐，对富贵荣禄表现出鄙薄之意。仅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诗人冷淡政治的结论。但是若和阮籍的一生联系起来看，矛盾就出来了。阮籍是政治热心人，只是他生当魏晋之际，党争极为激烈，他的热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现机会而已。《咏怀诗》的其他诗作，基本上是这个路子。评价这些诗歌，不必拘泥于实在物象，更不必去考究所谓的“史实”，将其咏写的事件逐一加以坐实。这样做既没必要，也很可笑。咏怀言志之作，真实的意蕴隐藏在诗人描绘的意象之外。所谓托物言志、比物兴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阮籍有6篇辞赋，涉及咏物、抒情、记游等内容。《猕猴赋》和《鸠赋》属于典型的咏物小赋，《清思赋》是一篇长篇玄理赋，《首阳山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东平赋》和《亢父赋》则是以记游的形式，描述东平和亢父两地的地理形势和风土民情，表达作者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看法，抒发了作者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独有的情怀。阮籍的辞赋，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思赋》。它借辞赋之体而言理，表现出魏晋玄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阮籍一改此前辞赋的写作惯例，着重点不在体物写志，而在于借辞赋这种形式来阐发玄理，故而辞赋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认为“微妙无形，寂寞无听”。阮籍不仅把声、色、美、善等魏晋玄学经常涉及的范畴作为辞赋的立论主旨，而且在赋中大谈玄理，如“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等，从立意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可以说，阮籍的《清思赋》开了以辞赋言玄理的先河。
阮籍散文以论说为主，以辨析玄理为特色。《通易论》《通老论》和《达庄论》论述的是魏晋玄学中的“三玄”，既富思辨性，又具玄理特色，对魏晋玄学的盛行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乐论》针对刘子对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的质疑，阐明了自己对音乐的看法，认为音乐源于自然，所谓“自然之道，乐之始也”。阮籍特别看重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强调音乐具有“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和“屈形体，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的功能。阮籍着眼于一个“和”字，从礼与乐的关系角度，阐明了“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的道理，对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作了理论上的说明。阮籍《乐论》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献，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一样，是魏晋时期音乐理论著作的“双璧”。《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留给后人的一篇奇文。文章以一位服膺老庄思想的老者为描写对象，通过老者与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表现了老者的非凡气韵，高尚品格，豁达情怀，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
嵇康的文学创作是魏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观念的鲜明表现，流露出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政治斗争夹缝中的痛苦和无奈。自和曹魏政权联姻之时起，嵇康就在不自觉中处在了政治斗争的夹缝中。他十分清楚当时的处境，因而谨言慎行，不轻易触动当权者，也较少和当权者交往。然而，由于性格原因，对朋友的事情又不愿袖手旁观，尤其是当好朋友有求于他的时候，他就更不愿作壁上观了。可是，他的好心没有换来好报，终因吕安一案牵连入狱。他在狱中写的四言《幽愤诗》，对自己一生的得失悔吝作了总结。嵇康自幼丧父，小时候受到母亲和兄长的宠爱，颇为任性，所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长大成人之后，他“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不与世浮沉，不偶世俗，结果却是“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个时候，嵇康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希心世外之情：“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予不淑，婴累多虞。”他虽然明白身陷囹圄是受到了钟会、吕巽等人的陷害，但他并不怨天尤人，因为他明白自己遭受的牢狱之灾“匪降自天，实由顽疏”。他“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明确表示“穷达有命，亦又何求”，主动放弃了抗争。他是因吕安一案而入狱，而吕安就是因为听了他的劝说，忍受了人们所不能忍受的耻辱，答应不再告发人面兽心的吕巽，想以此来遮掩家丑，保全一家人的清白。他如果要在审理案件时为自己辩解，势必要把吕巽计淫吕安之妻的事从头到尾说上若干遍。而这样的话，嵇康是实在耻于说出口的。所以，虽然蒙冤，他也不愿意辩解，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钟会等人强加给他的所有罪状。
写作《幽愤诗》时，嵇康并未意识到他可能会因吕安一案而送命。因为案件的主体是吕安，而吕安即使如吕巽所告，也就是犯了掌掴母亲的不孝之罪，不要说他为吕安辩护罪不至死，就是吕安本人也罪不至死，更何况吕安还是被诬告呢？所以，他在诗中乐观地写道：“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严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但是，他想错了，司马昭把他投进监狱，就没有想让他活着出来，并最终把嵇康被推上了刑场。无可奈何之际，嵇康只好以一曲《广陵散》与世人诀别了。
除《幽愤诗》外，《赠秀才入军》、《酒会诗》、《杂诗》和《四言》十一首，皆是用四言写成，占嵇康诗歌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四言诗歌创作上，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嵇康的五言诗自具面目，其《述志诗》、《游仙诗》和《答二郭三首》清雅竣切，托喻高远，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诗创作的成就。钟嵘说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谓是深得嵇康诗中三昧之评。
嵇康的散文今仅存14篇，其中书信2篇，论说10篇，箴诫2篇。从现存文章来看，嵇康尤长于说理和辩难，玄理和思辨自然就成了嵇康散文最主要的特色。今人刘师培指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他以为：“嵇氏之文传于今者，以《琴赋》、《太师箴》为最著。”若以辞藻繁富、主旨鲜明而论，刘氏之说甚有道理。但若以最能体现嵇康散文长于思辨、析理绵密的艺术特色而论，当以《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最为杰出。刘师培比较嵇、阮之文异同时指出：“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都表现出长于思辨、析理绵密的特色，写得极富声色。尤其是《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以正面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为主，集中反映出嵇康对人生和音乐的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答难养生论》和《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属于难答性论说文，思辨色彩浓厚，深受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之文的影响。嵇康的两篇绝交书堪称奇文，尤其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平白朴实却又峻切尖刻的言辞中，表明了嵇康特立独行的个性、不与世沉浮的决心和无可言说的决绝。其用语之辛辣尖刻，鲜明地反映出嵇康“讦直露才”的性格，如“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阮籍和嵇康之外，山涛、向秀等五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没有突出建树。所可言说者，唯向秀《思旧赋》《难养生论》，刘伶《酒德颂》《北邙客舍诗》。关于这些作品，论者多所涉及，故不赘言。但山涛等人的杂著颇为丰富，流传至今者亦不少，尤其是山涛和向秀，留存下来的《山公启事》《庄子注》《庄子音》《周易义》等佚文，对研究山涛、向秀思想性格、政治理想、学术成就等大有裨益。
说起魏晋文学，人们虽然常常把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但从现存作品来看，真正对魏晋文学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较大影响者，只有阮籍和嵇康。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竹林七贤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仅仅拈出阮籍和嵇康二人加以论述，再向外延伸，也就是对向秀的《思旧赋》略加论述。这不是有意忽略，而是客观情况使然。因为宋代以后，竹林七贤的集子大多失传，现在看到的阮籍和嵇康的集子，多是明人的辑校本。而山涛等人的集子散佚既久，又不见明清学人的辑本，人们自然也就很难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加以评说了。
四 竹林七贤的相关评价
自西晋末年出现竹林七贤的说法之后，有关竹林七贤的评论就开始出现了。到了东晋，片言只语的反省式评论日见增多，如干宝《晋纪总论》“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就很有代表性。这一时期，出现了记载竹林七贤言行故事的专门性书籍，如袁宏有《名士传》三卷（其中一卷为《竹林名士传》），戴逵有《竹林七贤论》二卷。但从现存《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佚文来看，多是记述竹林七贤的言语、故事和生平行实，偶见评论之语。严格地说，有关竹林七贤的研究是从南朝刘宋开始的，代表人物是颜延之，代表性作品是《世说新语》。
颜延之是刘宋初年人，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曾经是忘年交。他不仅留下了著名的《五君咏》，首开用诗歌的形式评价竹林七贤的先河，而且曾经为阮籍《咏怀诗》作注。李善为《文选》阮籍《咏怀诗》作注，题下直接标明“颜延之沈约等注”，并保存了颜延之的一些注释。但是，颜延之对竹林七贤的评价，除了他因触犯权贵被贬为永嘉太守时所作的《五君咏》和李善注《文选》保存的少量颜延之注之外，其余则不多见。
《世说新语》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载多达75条之多。其中阮籍、嵇康、山涛和王戎四人，占了绝大多数。但《世说新语》和《名士传》、《竹林七贤论》相似，记载的也大多是竹林七贤的言语故事，其评价则寓于叙述之中。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叙阮籍为郑冲醉草《劝进文》事：“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其“时人以为神笔”之评，使人俨然看到了一个思如泉涌、文如宿构的文学大家形象。《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对竹林七贤子嗣的评价，明显超越了纯粹叙述的模式：“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刘宋之后，南朝梁沈约对竹林七贤的研究最值得重视。他的《七贤论》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专门论述竹林七贤的文章。尤其是对嵇康和阮籍的评价，可谓独具慧眼：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涂。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
此外，刘勰和钟嵘对阮籍、嵇康的诗歌评论最值得关注。刘勰把嵇、阮并论，以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钟嵘列阮籍诗为上品，指出：“晋步兵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批注，能言其志。”列嵇康诗为中品，虽然与阮籍有优劣之分，但其评价还是比较中肯：“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
迄于唐代，有关竹林七贤的研究，主要见于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李善及五臣注《文选》、刘知几《史通》，以及偶尔可见的诗人吟咏和文人篇什。其中最为重要者是《晋书》卷四十九和卷四十三有关竹林七贤的传记和史臣论赞。《晋书》博采《名士传》、《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笔记、稗史、杂传等内容，联缀敷衍为竹林七贤传记，让世人对竹林七贤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史臣论赞虽然以正统者自居，对竹林七贤多有指责，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竹林七贤各自不同的个性和侧面，增加了人们对竹林七贤的理解，加深了人们对竹林七贤的认识。
北宋以降，世人对竹林七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阮籍和嵇康作品的研究，二是对竹林七贤特立独行的处世方式和独特个性的研究，观点则散见于各种文集、诗话、笔记和别集。宋代司马光、叶梦得、陈亮、洪迈、刘克庄、韩淲、林駉，元人郝经，明代学者何乔新、杨慎、何良俊、张居正、黄道周、李贽，清人顾炎武、汪琬、潘德舆，等等，在其诗文中都曾经对竹林七贤发表过这样那样的评论。如黄道周论竹林七贤云：“竹林诸贤脱略世故，二阮几于屡空，安丰几于货殖，世皆以放纵目之。不知诸贤于才命之际，亦有所窥。”由于这些文人多属正统派，所以，他们的评价一方面肯定阮籍、嵇康等人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则以卫道者的身份对竹林七贤的任情放达和蔑视礼法进行批判。竹林七贤的名字正是在他们的赞美和批判声中为人们所熟知，竹林七贤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他们的赞美和批判声中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近现代以来，竹林七贤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鲁迅、陈寅恪、汤用彤、容肇祖、刘大杰、余嘉锡等，在竹林七贤思想与文学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所知。余嘉锡先生对竹林七贤的评论，主要见于《世说新语笺疏》，其中有些评论甚有见地。如其论嵇阮优劣，则取法宋人叶梦得，扬嵇康而抑阮籍：
叔夜人中卧龙，如孤松之独立。乃心魏室，菲薄权奸，卒以伉直不容，死非其罪。际正始风流之会，有东京节义之遗。虽保身之术疏，而高世之行著。七子之中，其最优乎！嗣宗阳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无咎，故纵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劝进之文词，为司马之狎客，智虽足多，行固无取。宜其慕浮诞者，奉为宗主；而重名教者，谓之罪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具有标志性的，是自2006年起，已经举办了三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和海外学者一道，深入探讨竹林七贤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对竹林七贤的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与之相呼应，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江建俊先生主编的《竹林学的形成于域外传播》、《竹林名士的智慧与诗情》和《竹林风致之反思与视域拓展》也先后问世。竹林七贤当年的主要活动地河南焦作成立了竹林七贤文化艺术研究会。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开设了竹林七贤专题。所有这些，不仅深化了竹林七贤研究，而且进一步扩大了竹林七贤在当代社会的影响。
竹林七贤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对阮籍和嵇康文学成就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就研究现状而言，缺少系统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研究者多是就专业范畴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一些基础性问题，如竹林七贤著作的存佚、真伪、现存版本等，缺少系统研究，尤其是对阮籍和嵇康之外五人的著作存佚，更缺少必要的辑佚和整理。同时由于史料匮乏，现有几种有关竹林七贤的年谱，大多比较简单，竹林七贤的许多问题都没有梳理清楚。此外，竹林七贤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竹林七贤与魏晋饮酒之风、竹林七贤与魏晋风度的形成、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等，研究者多是各执一词，甚至是自说自话。有鉴于此，《竹林七贤研究》设计了四个板块，一是关于竹林七贤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竹林七贤的个案研究，三是对竹林七贤著作的辑佚与考辨，四是竹林七贤年谱简编。这四个板块构建起竹林七贤研究的基本框架，也可以说是自成系统。当然，由于竹林七贤研究是一个大课题，许多重要问题，如竹林七贤的艺术成就、历代竹林七贤研究、竹林七贤文化的当代价值，等等，都需要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这些只能期待以后的研究加以弥补了。
《竹林七贤研究》依其内容分为四个板块。第一，第1篇至第8篇是关于竹林七贤的总体研究；第二，第9篇至第15篇是关于竹林七贤的个案研究；第三，第16篇至第21篇是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考论；第四，最后一部分是《竹林七贤年谱简编》。在四个板块中，第一和第二部分占的分量最重，有关竹林七贤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基本上都涉及了。当然，由于对阮籍和嵇康诗文的研究，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就受到了学人的重视，近现代以来更是有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所以，对阮籍和嵇康诗文的研究在本课题中就从略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竹林七贤研究》四个板块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有一些在课题立项前已经发表，如《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竹林七贤缘何游于山阳》《论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等；有些研究成果是在课题研究进程中陆续发表的，如《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纵意尘表希心世外》《山涛与竹林七贤关系研究》《阮咸及其著述论略》《刘伶著述中的几个问题》《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文化意蕴》等。在课题研究进程中，应《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计亚男女士之约，撰写了《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发表在2011年9月19日《光明日报》的“光明讲坛”。文章发表后，光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相继转载，引起了读者对竹林七贤和相关研究的广泛关注。在此，谨向《光明日报》和计亚男女士表示深深的谢意。为了展示竹林七贤的研究成果和课题研究的系统构架，一些文章经重新修订后，作为《竹林七贤研究》相关板块的内容一并收录进来。
卫绍生
2015年9月28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