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态风险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
发展与风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主题。对于人类来说，要生存就要发展，而要发展就会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发生，就会面临多重风险。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人类总会战胜诸多灾害和跨越诸多风险。当我们研究风险问题时，实际上是要研究某种安全遭受到威胁及威胁的程度问题。某种安全问题引起足够重视的时候，必定意味着该问题的风险已经很大，足以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冲击。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风险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风险社会理论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对现代性风险（其中包括生态风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家有关现代性风险的相关论述为我们理解生态风险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全面理解生态风险的理论内涵还需要我们深入当代社会实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分析总结，归结出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的内涵与实质。
第一节 风险概念的厘清与历史考察
风险（risk），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风险的本意是指人类遇到的危险或灾难。自1986年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以来，风险成为理解和阐释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性概念。风险社会理论把风险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造风险”和“自然风险”。所谓的“外部风险”也即“自然风险”，即由来自人类自身之外的，或者是因为传统的以及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产生的现象所造成实质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的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人造风险”或“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1]也就是说，这种“人造风险”是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不断发展的理性知识对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人类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招致的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家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突破了传统的技术性研究与思考，赋予了风险概念新的意义。
一 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
在现代社会，风险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危险、危害、不确定性等概念相混淆。不可否认，风险概念并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人类早期拥有的是危险、灾难这样的概念。风险是历史地发展着的，风险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特征。风险是个关系范畴，风险概念反映着人的世界、人的生活，风险和人的存在状态相联系。任何风险总是实践过程中的风险，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因而风险概念的内涵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的实践的扩张导致了风险的历史发展，其表现为风险规模的扩大、风险程度的加深、风险类型的多样化、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风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风险的概念却是在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在古代文明中不存在风险这个概念，原因可能在于那个时候的人们自主意识比较淡薄，或者说人类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完全脱离出来，从身体到心理上都受到自然的束缚，对一些突发事件和危险往往只能是听天由命，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们。在现代化以前的文明与文化中，人们普遍使用“运气”“命运”或“上帝的意志”等类似于风险的概念来表达某种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果某人遭遇了一件意外事故或者相反取得了某种成功，那么，这就是运气、命运，或者这就是上帝及其灵魂的意志。”[2]风险概念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展才出现的。
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的使用是在西方社会。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风险概念的产生背景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地中海一带的频繁的商船贸易往来，风险概念被创造出来主要是为了形容商船在运输货物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触礁或海难等因素招致损失的危险”[3]。随后，风险逐渐成为商业行为和金融投资中的一个日常性概念，其含义是指某项旨在赢利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利益损失。从这一理解出发，这种风险是可以通过计算量化的。在此，风险是一个中性措辞，只与可能性以及损失和收获相关。
另外，从词源上来看，到目前为止，风险（risk）一词的语源仍然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存在很大的争议[4]。根据卢曼的分析，“风险”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发明出来发生在从中世纪的晚期向现代的早期转换的阶段，它最早被发现存在于中世纪的文献中，然后伴随着印刷业的出现，出现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在德国最早在出版物中出现大约是在16世纪中叶。“风险概念大约于17世纪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进入英语世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不再指一种可怕的力量，而是逐渐与人的决定和行动的后果联系起来，并被看作是影响个体和群体应对事件的特殊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风险概念所包含的时间维度上的尤其是理性的不确定性，才凸显出来。”[5]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确定的含义，即“可能发生的危险”，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范畴，而不是一个事实性范畴。
综上，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历史才赋予了风险概念新的内涵。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今天的风险和危险，它们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是工业化规模化发展的一种“产品”。贝克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风险只是“个人风险”，进入现代社会，风险才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风险。贝克通过具体事例说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风险内涵及影响后果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贝克指出：“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的国家和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了‘风险’。”但这一时代所认识到的风险是“个人风险”。[6]直到人类进入工业社会，风险才被赋予更多的理论和历史意义，风险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工业化时代，风险，例如那些随着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重大环境问题与生态灾难，“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并且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自我毁灭这样的威胁”[7]。再例如，“今天作为工业化的不明确的后果，森林的消失”，这是全球性的，并“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8]。
其实，在当今社会，“风险”一词已经被广泛地引申并被使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鉴于人们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群体性事件、战争等突发性事件的深刻体验，“风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与危机相关联的重要概念之一。因此，仅仅从技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风险概念和风险问题，这已经不能恰当地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难题”。作为对风险问题在当代日益扩大化的回应，风险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从单纯技术—科学的范畴扩展为一个社会理论的范畴，人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探讨风险的社会建构和历史特征。
二 风险概念界说
在现代汉语里，“风险”的最基本含义为“可能发生的危险”。《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就是“可能发生的危险”，危险就是不安全，遭到损失或失败的可能。[9]“风险”的英文为“risk”，其原意是指冒险和危险，与现代汉语的理解略有不同。
在西方语言中，“风险”与“机会”“或然性”“危险”“不安全”“不确定”等这些词语属于同一个“家族”，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中人们很难清晰地将它们加以区分。但是，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概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中，“机会”可以理解为可能的利益，“危险”可以理解为具有损害性的威胁，而“风险”则被解释为“带有或然性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的损害或者利益的产物”。很显然，“在风险概念中，对在机会和危险概念中只是模糊存在的东西、出现的或然性，做出了精确的规定”[10]。对风险概念的这种理解，不同于日常的理解，因为它并不必然地涉及损害。这样就会有两种情况，“它与利益相关时，就是一个积极的风险，与损害相关时，就是一个消极的风险”[11]。因此，对于风险并不能完全置于否定意义来理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的作用具有二重的价值。风险不仅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性，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
目前，学术界对风险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由于对风险的理解和认识程度不同，或者是对风险的研究角度不同，不同的学者对风险概念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理论家吉登斯与贝克两位学者从社会理论层面对风险概念的理解较为深刻，影响范围也较大。1986年，贝克在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对“风险”一词的含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2]
贝克还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即风险：“①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②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④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⑤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⑥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⑦知识、潜在冲突和症状之间的差别；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13]。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风险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战超认为，“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但“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风险概念是一种可能性概念”[14]。冯必扬认为，社会风险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杨雪冬认为，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赵万里认为，风险是“选择的某种行动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行动者的期望目标与实际状况之间发生差异，而给行动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刘岩与孙长智把风险界定为一个关系性范畴，认为“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可能状态，它特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可能形成的一种损害性关系状态”。[15]庄友刚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出发来理解风险概念的危害性后果，他倾向于认为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庄友刚指出：“风险是人类活动的阴暗面，是与实践活动初始目的背道而驰的伴生物。实践的直接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某种具体需求，实践的终极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风险后果的出现既是实践直接目的的悖论又是实践终极价值的悖论。”[16]本书作者比较倾向于庄友刚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从以上的风险概念的理解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人类实践的扩张，使得人类社会风险的危害的程度日益加剧。在全球化的今天，风险的全球化正在给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造成根本性的威胁，这种风险一旦发生，就将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因此，应对、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成为人们必然的实践选择。
三 风险问题的历史转换
在人类产生之前，只有纯粹的自然界的自在运动，对单纯的自然存在来说谈不上风险问题。风险是与人的生活、人的目的、人的需要相联系的，只有对人的存在、对人的目的和需求的实现产生威胁的事物或现象才称得上风险问题。因而风险问题随着人的社会实践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实践关系的拓展而不断扩展的。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的实践活动能力、实践活动影响的范围和相关的组织形式也不相同，因此人的实践目的的不确定性或负价值的可能性，即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也就不同。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考察社会风险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在广阔的人类发展史脉络中来把握当代风险及其转型问题。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形态，同时也生成了不同的防范风险的决策机制。
1.前农业文明时代的风险问题
在人类诞生初期，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崇拜自然，原始人类都过着采集和狩猎原始生活，这一时期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在观念上原始人类也就没有把自己与自然完全区别开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劳动，人类逐渐开始把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但是那时候的劳动成果还主要依靠自然界的给予，人类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之心，每一次的自然现象造成对人类的危害都被看成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崇拜自然是因为自然对人而言依然是难以驯服的。只要人类还没有发现构成自然表面多样性和无常性基础的基本的统一、单纯和规则性，自然就只能是如此。”[17]
在原始洪荒时代，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就必须准备随时冒险，随时要面对原始时代的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来源。比如原始部落战争、洪水、森林火患、凶猛野兽以及其他各种自然威胁与灾难。面对无法预料的各种自然风险，原始人把风险看作是来自于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的力量，并且认为这是自然神灵的设计。人在这种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面前，产生了对外界自然的畏惧，因而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和神奇现象的崇拜。原始人类希望通过这种自然崇拜来庇佑平安，避免风险灾害影响。这是原始社会那个时代的人们一种自觉的生存意识的表达，也是人类开始主动地改变其生存环境、规避风险的一种尝试性努力。
2.农业文明时代的风险问题
到了农业社会，人类开始制造生产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效率，人类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对自然逐渐有了相对独立性。人类所到之处，砍伐森林、毁烧草原、种植庄稼、灌溉耕地，这也同时意味着人类以局部性的能力优势，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18]美国学者哈伯在《环境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分析中美洲玛雅社会从繁荣走向消亡的历史事实，对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破坏带来的风险进行了研究。哈伯认为，玛雅人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过度利用带来了玛雅社会和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也正是由于玛雅人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其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玛雅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发展最终导致了玛雅文化和文明的消亡。这说明，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就存在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方式导致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活动方式已经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并可能带来局部性的生态风险。当然，这一时期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仍然是外部性的自然风险。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冲突和对抗开始以集团化、军事化的暴力形式出现，小规模的争斗和战争也在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一种主要的人为风险，但由于暴力工具的使用局限在冷兵器范围，所以造成的损害也局限在有限的地域范围。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主要是面临自然风险和暴力风险，人们对风险的规避也主要是依据人们世代相传的传统经验来指导。这一时期，人们主要靠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宗教和科学制度与理念防范客观意义上的风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公共决策模式”。[19]
3.工业文明时代的风险问题
到了工业社会，科学和技术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随着蒸汽机的改良和各种资源能源的发现并被开发利用，人类社会控制、征服和占有自然的欲望愈发强烈。工业化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通过征服自然，人类获得了满足人类生活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过度地破坏了自然界，致使生态失衡，招致了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就曾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0]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以往时代相比，工业文明时代的风险问题，更具有复杂性、人为性和矛盾性的特点。工业社会中的风险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增加，在风险的危害程度上也在不断加深和加剧。因人类实践活动引起的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而导致的风险，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人们对风险问题关注的中心议题。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从社会风险的角度对自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21]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风险状况的主要表征，对当代社会风险问题的“诊断”和“疗治”已成为当代人类必须解决的课题，“人们试图通过第二次现代化改变自己的未来”[22]。
第二节 生态风险的概念界定与危害分析
认识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的概念，需要从风险社会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视角来进行分析理解。
一 生态风险概念的界定
生态风险是当代风险研究关注的中心议题。自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开始对生态风险产生警觉。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表达了人们开始对建立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关注。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卡逊以非常具体的事实阐述了工业生产所制造的有毒物污染的迁移、转化对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威胁。在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有关杀虫剂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大量证据”基础上，卡逊以充满激情的口吻揭露并描述了“杀虫剂工业和商业贪婪对乡村地区——植物、动物和人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23]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亚雷尼乌斯（S.Arrhenius）就已经注意到，人类在使用化石燃料过程中将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这样就可能会推进全球变暖，进而使全球处于某种风险的威胁之中。经过研究，他郑重地告诫人们要关注地球温度上升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影响的关注和焦虑进一步加剧。1976年意大利塞文索（Seveso）地区的一家杀虫剂工厂发生了“二英”（dioxin）大规模泄漏事件，造成巨大损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由此，许多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开始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8年，美国开始禁止含氯氟烃（chlorofluorocarbon）的燃料在推进器中使用。1980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开始启动。生态灾难事件的发生和各种类型生态计划的制定实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正面临严重的生态风险问题，同时推动了人们控制生态风险的努力。
随着生态风险危害程度的加深，其不仅引起自然科学家，也引起了当代社会科学家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在风险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那里，生态风险比起其他风险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它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安东尼·吉登斯把包括“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24]等潜在的全球性生态与社会灾难当作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而英国学者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和多米尼克·戈尔丁则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已经构成了风险社会研究“独一无二”的挑战。[25]生态风险作为当代社会风险主要类型之一，与生态方面的“危险”“损害”“灾难”等概念都有所不同。贝克认为，这种“风险当然不会在已经发生的影响和破坏上耗尽自身。这里必须存在一种已经发生的破坏结果和风险的潜在要素间的区分。在第二种意义上，风险主要表现了一种未来的内容”[26]。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生态风险指的就是在现在或将来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各种损害的一种可能性，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将要遭受到损失的一种价值判断。乌尔里希·贝克还把风险概念定义为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后果可能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他指出：“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27]由此，在诸多社会风险领域中，生态风险是人们不能忽视的风险领域，它是“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事实和逻辑起点，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生态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所具有的危机水平”[28]。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生态风险主要是“在现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当代地球生态已具有威胁、伤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29]生态风险的存在已被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所证实，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生态变异所引起的或可能引起的危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各种生态威胁和生态灾难。王如松等人认为，生态风险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30]。由于生态风险的潜伏期一般都比较长，出现的过程也比较缓慢，不会像经济领域的金融风险发生那样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因此有时候人们并不容易感受和觉察得到。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在的东西转变为现实压力，则会极难防范和化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生态风险属于风险社会理论家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31]。在当代，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引起自然的结构性的破坏，这些人类行为的后果可能对人类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32]。生态风险是“一个与现代性联系密切的风险类型”。[33]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生态风险概念的含义，有学者还在借鉴风险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生态风险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区分，认为生态风险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34]。首先，生态风险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大大超越了环境问题。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等行为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旱涝灾害等环境灾害。然而在当代，我们周围的生态风险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温室效应、酸雨等，大多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代生态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从而造成影响全球的生态灾难。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影响范围非常广，其危害涉及全人类。其次，生态风险防治的难度远远大于环境问题。传统社会中环境问题一般不会构成“风险”，但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人类自身知识的增长而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强烈作用所制造的生态风险问题，已大大超过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并且大多数生态问题靠现有技术水平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已不能修复了。最后，生态风险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解决的难度日益加大。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失范问题等，都会加剧生态风险治理的难度。
二 生态风险的特征
生态风险作为当代社会人类不可回避的基本风险，既有其他风险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有其个性特征。生态风险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生态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人为的；生态风险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生态风险的存在方式具有突变性；生态风险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1.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都是人为的
我们说到生态风险，大都是从人的实践后果来谈论的。因此，生态风险根源于人类社会与有机的并具有生命力的地球之间复杂而综合的相互作用。现在，把地球仅仅看作是无机的惰性客体，看作是只能是被动地回应外来的改造和破坏的传统认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生态风险实际上是由多种潜在的生态破坏长期累积而成，某一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细微变化都将可能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蝴蝶效应”。以人的活动为主要组成的生物运动是生态风险出现的重要的原动力之一，因为，“大多数地质过程的初始阶段都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35]而人类的活动和相应的地质作用则成为当今地球大规模生物运动中不可忽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实际上，恰恰是“来自生物及人类社会强大的地质作用（geologicalaction）构成了当代地球整体运动的重要的动因”[36]。这种来自人类历史活动的外在的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地球环境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当然包括地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例如，人类基因重组产生的危险、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风险、有毒人工化学品危害等，这些都是经过人工改造产生出来的，是地球环境中原本不存在的危害。
在现实生活中，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具有极大破坏性的生态危害和自然灾难。究其根源，生态风险是由人类的错误决策与行为以及各种社会制度与机制等非正常运行共同造成的。因此，生态风险也可以说是人类现代社会制度内部的一种异化力量，是现代各种社会制度与机制综合变异过程中的“副产品”。风险社会理论详细地论述了当代社会风险包括生态风险都是“人造风险”。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都是人类社会“内生的”；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风险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二章“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风险”中加以详细的阐述。
2.生态风险较为完整地展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一般来说，任何新技术的发明与运用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而都会存在加大有害风险的可能性。实际上，生态风险是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伴随产生的一种新型环境问题。科技革命不断增强人的生存能力，但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核风险、基因风险、生化风险等一旦变成现实危害，它们将会给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不可否认，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和肯定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和无害的，因此，转基因食品对人畜健康的隐患和潜在风险并不能完全排除。有生态学家预言，转基因生物的释放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环境灾难”。由于人类不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在全球或局部区域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从而导致了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乃至爆发全球性生态风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危言耸听。
3.生态风险的影响具有“平等性”
在当代，在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在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比如，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面对风险危害结果，不仅是无辜的大众，就连那些制造风险的人、那些从制造风险中获利的人，都会同样承受风险的影响和威胁。因而，贝克指出：“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37]“在核危机、基因技术危机等巨大风险和灾难的风暴大潮之中，不存在‘他人’……‘我们’的命运的确是系于这同一条大船之上。”[38]针对生态风险危害性影响后果，即使富人和有权力的人也一样不安全，不能摆脱生态威胁的负面影响，为害者和受害者早晚都是一样的后果。但是，事实上，即使风险社会理论家自己也都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平等”只是相对的。在现实性上，生态风险的发生与危害确实存在地区与世代之间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也包括不同人群承受能力不平等的问题。
4.生态风险的存在方式具有跨越时空的特征
一般而言，生态风险发生的规模、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具有持续时间长和覆盖范围广的特点。生态风险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影响是复杂的，风险发生源是多方向的、非单一的，风险的威慑力和破坏力往往具有超越区域与国界、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特点。因此，生态风险的发生一般都难以预测，生态风险所产生的危害也难以预防。在现代社会，伴随着高风险工业的全球化扩散，大大增大了生态风险所扩张的范围。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今天，生态风险危害的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甚至是全球，不仅仅是成百上千、上万、上百万人甚至是全人类都会深受其害。很多生态风险的危害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后在某一时段突然显现出来。
从风险影响的空间来看，许多情况下生态风险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等人就指出：“工业生产模式从北向南的稳定扩散已经使全球经济产生环境污染物质的整体能力有了大规模的提高，这些污染物质威胁到了全球共同的生存环境。”[39]
从风险影响的时间来看，虽然某一种生态风险的发生具有单一性，但这种风险损害却往往并不是能够立刻反映出来，一般而言这些风险影响都具有“历时性”特征，许多风险影响会延续很长时间。有时候，生态风险的社会影响和危害是难以预期的，它不仅会危及当代人，往往也会影响后代人。
5.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从风险发生的过程来看，生态风险危害的发生，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导致人与物的损害，也就是说人类引起风险的行为与风险的危害后果之间的间隔会相当长。生态风险危害的发生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40]生态风险是基于对生态系统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度量，涉及多个层面的多种影响因素，因此具有复杂性。生态风险直接将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对于生态系统的度量尚无精确的货币价值度量，仍处于实物定性度量的阶段，内在价值很难体现其真实价值，所以其影响后果难以度量。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外界因素包括人的活动因素对其的影响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往往是积累到一定时间才会显现结果，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这种影响结果肯定是会发生的，因为任何细微的影响都将会对动态的生态系统造成连锁反应，而这个动态的生态平衡系统组成要素多，关系错综复杂，影响结果往往需要一个传导过程最终表现出来。
生态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也表现在风险存在和爆发的方式上。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理解，最为关键的是，这种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41]生态系统具有哪种风险和造成什么样的风险灾害（风险源）是不确定的。一般而言，人们无法确切知道风险危害是否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人们往往只能通过技术手段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信息，并以此去推断和预测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风险类型和大小。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平衡动态过程，因此会使生态系统平衡遭到破坏的生态风险也是难以全面把握到的。现代社会发展的高效率、快节奏，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动性，使生态风险的风险源以及危害的发生都是极其复杂、很难预测和难以控制的。我们可能无法预测生态风险发生的时间，也无法确定生态灾难会发生在某一地区，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去判定生态风险在哪里开始和在什么时间结束。生态风险和生态灾难的风险源与发生地，人们有时并不会看到它们之间明显的联系。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虽然生活在远离生态风险源头的地区，但人们同样会遭受到生态灾祸。贝克认为，“风险影响的途径”是非常“不稳定和不可预测”[42]的，常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由于生态风险涉及的因素多，对于危害性事件的精确预测很难做到，只能根据已发生事件和已知的生态系统的内部联系去预测和判断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
三 生态风险危害分析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主体性不断张扬，人类开始“主宰”和“统治”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也在不断加深。人类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体制、工业体系和经济社会制度帮助人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现代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体系，但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不良后果——生态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已经膨胀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地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英国的“疯牛病”、中国的“雾霾封锁京津冀”以及到处存在的环境污染事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从社会现实层面向人们预示着现代社会中生态风险正在不断地发生和扩散。而且生态风险一旦产生，人类社会目前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式予以消除。生态风险的破坏性后果给人们所带来恐惧，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救治的“癌症”。
1.生态风险直接危害人的生存
生态领域的风险直接与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相关，主要表现为由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象灾害、地壳异常运动等所引发的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的一种可能性关系状态。[43]在现代社会，人类不当的经济社会行为所引发的生态风险正在直接地威胁着人的生存。正如塞尔日·莫斯维科奇所指出的，在当代，“自然的废墟上，各种延迟爆发的威胁正在急剧变成现实：核污染和食品致病、资源的匮乏和亡命徒们无节制的开发，大气失衡中的酷暑，生态失衡下瘟疫（禽流感、‘非典’、艾滋病），生命优生情结造成的疯牛、转基因食品、克隆人……进一步引起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危机感”[44]。在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变革世界，人类社会的物质欲望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但与此同时，人类在依靠现代性手段对自然进行不断的“征服”时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量的环境公害在世界各地不断地爆发，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人类的整体生存受到了直接的威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
生态风险是最早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种社会风险。当代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和人造系统，引起了人对自然的新的作用，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当前，这种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无节制地开发和改造自然，形成了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的“人化环境”或者叫作“社会化自然”。吉登斯指出：“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这一范畴，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的性质。根据这个范畴，各种生态风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就社会化的自然而言，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足以使人生畏：由核电站的许多事故和核废料引起的辐射；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一种‘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毁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45]在当代，人类社会正生活在充满着极端风险危害威胁的“社会化环境”之中。
2.生态风险危害人类社会的运行
生态风险的威胁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改变着人们的基本观念、政治决策、社会生活内容、个体生活方式等。实际上，生态风险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贝克指出：“生态问题以及透过生态与工业的自危坐标系对世界的理解把道德、宗教、原教旨主义、绝望、悲剧、自戕、死亡——总是与对立面混于一体——变成了一出大戏。……这里有恶龙、屠龙者、奥德赛式的探索者，还有神灵和魔鬼，只不过这一切是各种领域中——政治、法律政府及商业——的共同角色，正在扮演、分裂、分配和拒斥。”[46]随着人类社会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在全球的不断扩展，生态风险也开始在全球蔓延，生态风险的危害也开始影响整个人类的社会运行。
（1）“生态危机引致了当今社会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重叠”[47]。在当代，生态风险威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引发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新变化，即“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在某些方面开始结合起来。贝克指出：“与对现代化风险的认知相联系的，是生态的贬值和剥夺，它们经常而系统地与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利益和财产权利相矛盾。”[48]在现代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往往会引致“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对GDP的盲目追求，让人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采取了效率和经济绝对优先的政策，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人们失去的是宜人的生态环境。人们获取巨大财富的同时，却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而这种危机也在反过来实现着财产的贬值和“生态的剥夺”。
（2）“人类正面临着科技发展——生态危机循环矛盾的尴尬境地”[49]。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近年来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与地球温室效应有关，与人类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实践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干预破坏程度也在不断加剧，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人类因而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生态危机威胁。生态领域的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基本风险。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现实处境。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科学技术发展是人类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方法与手段，有利于预防和治理生态危机和风险危害，但同时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的应用一定会引发不确定性并产生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引发生态危机。在其现实性上，生态危机与风险发生的根源应该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不合理的运用造成的。当前人类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这种循环式矛盾构成了生态风险的基本缩影。
存在主义者运用哲学的语言揭示了现代人全面的生存困境。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人在实在存在中是受磨难的，因为它向着一个不断被一个它所是的而又不能是的整体不断地纠缠，因为它恰恰不能到达自在，如果它不像自为那样自行消失的话。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痛苦意识，是不可能超越的痛苦状态”[50]。存在主义认为，正是人类自己将自身置于生存困境之中。对于目前人类生存困境的现实根源，海德格尔指出：“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认为依靠和平的解放，改造、储藏与控制自然就可以使人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这种出自意志的意见。”[51]存在主义揭示出了正是由于工具理性主义价值观造成了当代人生存的困局。这说明，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人的积极力量，人类需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谋求幸福，但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在当代发生了异化，由彰显人类本质的积极力量转变为束缚人、控制人的异化力量，科学技术的消极后果正在让世界变成一种充满着各种风险的世界。人类社会面对的是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局。
（3）生态风险逐渐成为了社会运行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当代，具有潜在性和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凸显出来并不断在全球扩散，生态领域的风险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基本风险。环境问题和生态风险也由此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和社会决策的主导因素，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人们对不断增长的生态风险的焦虑超过了对物质产品的生产的关心，生态风险代替“物质的匮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之一。生态风险不仅造成生态系统破坏，而且生态风险还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国家、民族和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能源的全面战争。在分析生态风险的危害时，贝克指出，“它们同样威胁着财富、资本、工作、贸易联合力量、整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基础，以及国家与世界市场结构”[52]。“因此生态破坏引发战争，无论是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源，如水，而进行的战争冲突形式，还是因西方经济基督教基本主义者的倡议为制止已经实施的破坏（如热带森林滥伐）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生态破坏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继而导致战争。”[53]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风险正逐渐转变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防控生态风险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之一，生态安全成为新的价值体系的中心概念。
在当前大背景下，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会是旁观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风险也极大地威胁到了中国，中国已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作为一个后发式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比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生态风险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生态公害事件在我国不断发生，例如2005年的“吉化”爆炸事故引发的松花江水源污染事件、2011年的渤海湾蓬莱油田溢油事故、2013年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等。近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生态灾害事件表明，生态风险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生态风险带来的许多挑战。
四 生态风险发生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如果不妥善处理，不要说发展，就是人类的生存也将成为奢望。要有效预防生态风险的发生、减少生态风险造成的巨大破坏，首先需要我们去反思生态风险生成的社会根源。只有在厘清了生态风险生成原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制定更为理性和科学的生态风险治理方案，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生态风险问题。
1.生态风险是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传统工业生产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大肆排放废弃物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之上的，它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却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
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是借助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完成的。人类社会以工业化为手段，通过成功地运用科学技术而实现了对自然的改造。同时，人类社会运用现代市场化机制，在制度上确立了“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并且实现了对自然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消费性价值”，而忽略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家园的“环境性价值”。人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源，却没有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工业化生产方式，既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不断摆脱对自然界的被动依赖，同时也增强了人类“制造”风险的能力，加重了人类破坏自然的程度。事实上，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对自然资源的加速掠夺以及对自然环境加剧破坏的进程。人类只用了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却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当前在世界各地存在大量的化工企业，它们在为某些人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人制造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以及液体和固体废弃物。这些有毒物质不但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已经威胁到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生存，已经造成地球上生物物种的大量灭绝。1974年，由米哈伊洛·米萨诺维克和爱德华·帕斯托尔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为了追求短期的收益而把大批新的化学物质引进生态系统，这些化学物质并没有经过充分检验，它们可能带来严重而广泛的生态影响。这可能给无数的生物造成损害，并最终损害人类自身。人类正在以社会进步的名义，为了生活舒适的眼前目的而损害将来的利益，人类可能因此而使自身的质量退化”。[54]
目前，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的化学产品被大量地制造出来并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和人们生活中，而其中危害被人类研究并知晓的只有几百种，仅限于“致畸”和“致癌”方面的认识，而有关对人类内分泌、代谢和遗传的方面的危害则知晓的不多。大量被制造出来的化学工业品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足够的了解。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日益所接触的大量化学产品中，例如抗氧化剂、洗涤剂、塑料制品等，它们含有大量的环境激素，对生物体内的正常激素功能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潜藏着巨大的生态风险工业生产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则在于市场经济对利润肆无忌惮地追求。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隆克认为，“环境问题的普遍存在也是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失灵造成的”[55]。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缺乏对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有效调控的制度安排。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为了看得到的数据而忽视了工业生产可能在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致使“工业生产的看不见的副作用转变为全球生态危机的焦点，这似乎已不是我们周围世界中的问题——即所谓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危机。”[56]因此，生态风险的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等方面的改进，应该更多地关注生产方式变革和制度安排在应对生态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2.主体性的过分张扬、科技理性的过度使用导致生态风险发生
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为生态风险。因此，生态风险的形成与人类活动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人类的活动之外。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生态风险并不仅仅是考虑它可能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更多的是考虑生态风险产生的社会原因。贝克指出：“我们的焦点并非放在‘自然’或者‘自然的破坏’，也不放在‘生态学的’或‘环境问题’。这是否于目标的系统构建有关？是的，的确有关——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上，我们将为生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允许我们把这些问题当作社会的内界问题而不是当作环境或者外界问题来对待。”[57]
（1）人与自然关系失去和谐
生态风险不是自然界自发形成的，它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正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没有认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割”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二元论”产生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体现着现代社会对待自然的方法的两种不同世界观——“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虽然这两种世界观在对待像“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这种具有“中间路线”特点的生态观念上的一些看法上具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技术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世界观还是有着巨大区别。[58]
一方面，“技术中心主义”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部分。它把工具理性作为第一原则，以“控制”和“操纵”自然作为一种人类实现幸福生活的目的与手段。而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特别是最为激进的“绿色”流派，他们或者认为自然“优先于”人类，或者把自然和人类放置于相同的“存在”和“道德”地位上进行思考。“生态中心主义”中的有些人甚至以激进的方式为自然的存在进行“辩护”，进而为减少人类“破坏性”地“占有”自然开展持续的斗争。包括较为温和的“绿色和平组织”和较为激进的“地球第一”运动，“生态中心主义”要么是部分的，么是全面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实际上，“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者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在认识方法上，他们都对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进行了分割、区别和划分。他们往往把这种公认的“二元论”的“一边”或另外“一边”假定为一种基本的本体的、必然的和规范的力量，用作判别观点的标准并用来指导他们的实践。很显然，这两种观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是有失公允的，不利于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与平衡的关系。
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技术中心主义”在近现代社会人们的观念中更处于主导地位。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人类越来越把自然当作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以及显现自身主体能力的对象。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以强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改造世界，人类在物质需求的满足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然而，人类只是把实践作为物质生产手段，却忽视了实践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从而使人类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单向的无休止的向自然攫取的活动，加剧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人类生存、生活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统一已经被破坏，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以及各种要素，如劳动力、物质、资本、信息等，它们的跨国流动都大大增加了生态风险大规模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大量的环境公害正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当地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健康，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在当代，生态风险已经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
（2）自然“去魅化”引发生态风险。
在现代性那里，自然失去了其神秘性，它不再是人们敬畏和膜拜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无生命的、机械的物质和能量库，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自然“去魅化”。[59]自然的“去魅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理性、主体性的确立过程，因此，主体性原则就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原则。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终于昂起征服者“高贵”的头颅，大自然不再被视为神秘莫测的崇拜对象。人类对自然不再采取尊重与敬畏的态度，而是由“顺从者”变为“改造者”和“征服者”，形成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行为哲学。在这一观念支配下，人类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人类自身对自然界具有支配的地位，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实践中，主体性原则则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人与自然被设定为对立的两级，人是主体和中心，自然是客体和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可以被理解为“主仆模式”。按照这样的模式，自然就成了被动的资源，人类施动的社会发展就是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
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就会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生态危机之中、面临极为严重的生态风险。吉登斯在反思现代性的悖反性后果时，认为生态风险实质上就是一种“人造风险”。他认为，正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即人类错误的知识观念改变自然形成“人化环境”“社会化自然”[60]对生态体系造成了严重地破坏，形成世界性生态风险危害。美国前副总统也是环保先锋人物阿尔·戈尔在其著作《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指出：“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61]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旁观者，我们都是受害者。
（3）科学技术负效应引发生态风险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当代社会，迅猛发展的各种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出了自然界本身没有的许多东西，这使得生态环境中存在成千上万种诱发生态风险的因素。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形成的生产力，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生产，而没有把科学技术用在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资源能源的枯竭，并生产出自然界无法吸收和不可能再进入循环的废弃物。人类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在全球范围或局部区域内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从而导致了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风险。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而引发对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正在损害人类身体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并使人类陷入一种恐怖的生存状态。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反自然”的特征，因为它们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开发和改造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所想所为都是为了控制、抗击或约束自然，而技术和科学则一直都是这种约束与控制的手段和中介。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不仅成为控制自然的手段，同时也成为奴役人的工具。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提出过一个公式化的表述：“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62]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确实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水准，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人奴役和对自然的损害。马尔库塞指出：“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63]马尔库塞对于“技术合理性”的机制进行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对这整个领域来说趋于成为命定的。在科学上理解和支配的自然，重现在生产和破坏的技术设备中，这种设备维持并改善了个人的生活，同时又使他们屈服于设备的主人。”[64]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发展，非理性成为了理性。理性表现为生产率的疯狂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和大宗商品的扩大。……对自然的支配成了破坏性的力量。”[65]在技术合理化的世界中，人对自然的征服同社会对人的征服同时发展。
工业社会的骄人成就不仅源自科学技术提供的生产力，同时也加速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走向了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构成。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也正在发生脱离政治体系控制趋势，正按照市场和商业的逻辑运行，新的科研成果来不及检验就进入了生产和生活系统，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不确定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把环境的危害、灾难和威胁看作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同时认为“科学技术的使用隐含了一种风险”，“这个问题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世界面前”。[66]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分析了科学技术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他认为风险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危害后果。贝克指出：“新知识能把常规在一夜之间变为危险。核能与臭氧层空洞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科学的进步驳斥了其最初的安全声明。正是科学的成功播种了对其预测的怀疑。”[67]但与此同时，贝克也认为，考察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威胁，不能够单纯从科学技术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来考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来考察。他指出：“有关空气、水和森林的污染和毒化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包括对一般性的自然和环境破坏问题的讨论，仍旧完全或主要为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方程式所引。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科学的‘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着的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含义。”[68]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目的在于探讨解决方法，正因为生态风险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因此仅仅从技术层面探讨摆脱生态风险的损害的策略是不全面的。
3.全球化加速了生态风险在全球蔓延
全球化无形之中扩大了生态风险的影响。戴维·赫尔德等学者指出：“经济学家认为，工业生产模式从北向南的稳定扩散——一种全球化形式——已经使全球经济产生环境污染物质的整体能力有了大规模提高，这些污染物质威胁到了全球共同的生存环境。”[69]在当代，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相互之间进行联系的一个方面，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可能受到千里之外的他国或者他地发生的生态风险的影响。风险会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全球扩张而扩散，不管风险在哪里被生产出来，风险通过食物链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它们超越了国界甚至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新技术和新工业化不断地发展，在刺激经济和增加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难以预知的负效应。这些负效应往往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预测的危害，并且这种危害在许多地方已经表现出来，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在现代社会，生态风险已经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风险已经超越了时空界限、民族国家或大陆之间的边界。贝克指出：“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腐蚀雕塑和艺术宝藏，它也早就引起了现代习惯屏障的瓦解。即使是加拿大的湖泊也正在酸化，甚至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森林也在消失。”[70]生态风险的危害通过全球化媒介，越过任何边界也包括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播撒。
全球化加大了全球生态风险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它刺激了全球消费的增长。世界消费在20世纪末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生膨胀。据统计，1998年全年的私人和公共消费支出达到了24万亿美元，是1975年的2倍，1950年的6倍[71]。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整合了全球消费市场，这种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的全球化同时也促进了消费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在贸易、通信和旅游等方面的国界界线与限制，整个世界的人们几乎同时成为全球一体化消费的一分子。并且，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全球的流行，大众消费标准、水平不断提升，“全球消费新时代开启了竞争性、炫耀性消费的新趋势”[72]。
事实上，“人类任何消费活动几乎都通过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垃圾分解的循环对环境产生影响”[73]。人类全球性、竞争性、炫耀性消费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消耗了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储存；造成了全球可再生资源的快速退化。同时，这种全球性、竞争性、炫耀性消费排放的巨大数量污染物对人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产生的污染和垃圾已经超过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已经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急剧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全球性生态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形势会更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