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初版前言

全球化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引发的相关问题，一直是近十多年来社会科学界比较集中关心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尤其经济学界有关WTO的研究和政治学界有关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以及相应的国际关系的研究，都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相对而言，从社会学角度集中探讨全球化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的论著，仍嫌不足。特别是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及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互动角度，探讨全球化在世界文明、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几个层面上的冲突和共生的著作，更属凤毛麟角。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以便从社会学视角对全球化的文化研究相关领域做些纵深的拓展。

广义的全球化，是指自环球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就已开始出现的社会变迁现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而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是指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金融业跨国企业、通信技术和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发展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走向一体的趋势和过程。本书所说的全球化是指狭义的全球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就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但直到80年代中期才在西方出现研究全球化的热潮，90年代以后，全球化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全球化有多方面的内容，如世界和平、生态危机、跨国公司、自由贸易、地区冲突、区域合作、民族意识、消费主义、自我认同等；相应地，对全球化的研究也是多方面的：有从经济、政治或文化角度的专门研究，也有从总体上跨学科的、关注全球的研究。本书立意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前景对中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影响，亦即突出中西不同文化在世界文明、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这三个层次上的冲突与共生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当这里把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并列对举使用时，两者之间是有清晰界限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特有的东西，而文明是指一切可以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东西；文化是基因性的，它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而文明是可传播的，它代表沟通性、客观性、普遍性；文化发展是对特殊原则的同化和依赖，文明的发展则表现为量的不断积累（莫兰，2005：31）。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说法，文化在社会学意涵上隐喻的是共同体，根本上与本质意志相连；而文明则表征社会，根本上与选择意志相通。与此同时，本书更多地保留了文化的更宽泛的广义用法，在行文中不对文化和文明做出明确的区分，譬如文化冲突、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传播等概念，这种一般用法的文化显然已涵括了文明的内容。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全书破题的总论，除了从社会学视角解说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和论证树立文化自觉对于不同文化之间共生的重要意义之外，集中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几个典型表现。其一是“文化帝国主义”亦即“软实力”“软霸权”的扩张和膨胀问题。这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叙说得更直接。萨义德认为，西方话语中的“东方”是对东方的一种文化建构，是西方人眼中的、意象中的“东方”，其实质乃是欧洲中心论的基调，是对西方文化优越性和霸权的确认；而“文化帝国主义”则赤裸裸地坚称，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它是一个美国文化向全球，包括除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扩张的过程，其结果不言而喻是全球在文化上向美国的趋同。其二是“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当代变形——“文化多元主义”。这一理论当属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其基本观点认为，不同文化都有其相对的价值，没有一种文化是普遍的和绝对的。这种理论往往用建构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化。按照这一观点，任何文化都是人为建构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解构的。在西方，文化相对主义实质上是与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这一理论正好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它为弱势群体倡导“区别对待的政治”、反对“强制认同”使自己被强行融入主流文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可能被改头换面，为新种族主义把不同文化、民族间关系的不平等格局定型化而主张的“强制反认同”张目，对强势民族从文化上支配弱势民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是“文明冲突”理论，它与“历史终结论”一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文化急剧右转向的两种理论表现。冷战结束后，尤其“9·11”事件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规模和效应不断扩大，人们的自我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意识在强化，不同文明中基要主义的倾向也在增长，相应地，“文明冲突”的危险性也在增加。显然，亨廷顿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现实发生的许多国际事件背后都预警了这一冲突存在的民族-文化诱因。与冷战时期强调的意识形态的外在灌输性相比，后冷战时期更广泛起作用的种族-宗教因素的内在原生性，具有更重要的内涵，它直接源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对人的思维、行动的影响更直接。这也是“文明冲突论”在当前更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

后面三章分别从世界历史作为文明过程，自我认同作为现代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对自身存在的社会状况的定位，民族主义在不同时空中的特点及其与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关系上，论述了文化冲突与共生问题。本书把上述几个问题的探讨纳入从学理上阐发的现代性的自反性脉络之中，凸显这几个问题所具有的吊诡或悖论之特征。不消说，这一切，又都是从全球化是全球性与在地性两个矢量双向循环往复运动的过程角度加以言说的。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努力的，是社会现实提出的要求。这主要指：一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由实体向关系的扩展，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说从社会生态向社会心态的进展；二是世界宏观环境中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与此相悖的是世界各地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民族分离主义猖獗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加剧。作为这一趋势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上的表现，过去囿于民族国家阈限的“支配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也在不断增加“世界社会学”“全球社会学”的内容。尽管这绝不像“全球主义”所鼓吹的那样，是变“民族国家”为“全球国家”“世界政府”的过程，但现在的民族国家确实除了要解决本国的问题外，还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世界风险社会、大气层空气污染、世界性毒品走私等跨国治理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趋势而偏安一隅。因此，社会学除了研究原有的民族国家支配的内容外，还要增加一些必需的全球性治理因素，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有鉴于此，当代的社会学研究也必然是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做双向循环往复运动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缘起于2002年由我牵头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为题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的A类重点课题。与我合作的张旅平和夏光两位是我多年的同事，大家一起工作近二十年，经历了其间的种种风雨，成为彼此习性相互了解、学术上相互砥砺、工作中相互体谅的同事和朋友。夏光自海外学成归来后一直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前年赴澳门任教后不仅继续参与本书写作，而且还不断为课题组提供外文参考书籍，使我受益良多。在写作本书过程中，虽有SARS、人员变动的情况，但大家始终在洋溢着求同存异、关爱尊重、团结协作的氛围中完成了写作任务。作为项目的主持人，这是我首先要向两位表示感谢的。此外，渠敬东、徐冰在本课题论证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助；社会学所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景天魁、李培林同志，从项目选题、课题论证到人员搭配、结构安排，再到付梓，都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应该说，社会科学研究过去基本上是采用个体式的手工操作方式，现在集体课题式的合作项目形式已逐渐风行开来。两相比较，各有利弊。至于采用何种形式为好，端看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而定，不好一概而论。作为本课题的主持人，我个人在协调写作、统合书稿方面付出了努力，也确实经受了锻炼。但囿于个人学识水平的限制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的匮乏，加之研究对象——全球化过程——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着，时刻都在出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令人目不暇接，书中篇章结构以及相互衔接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至于论证中挂一漏万的地方更是所在多有。这里除表明主持者应负有文责外，还祈望各界读者不吝指正。

苏国勋

2006年端午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