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致远:变革中的人们和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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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04年第4期,与赖志琼合写。

一 引言

一年一度的高考报名时间又到了,然而却有一部分考生通过亲友、熟人或者是中介甚至中学教师、校长的帮助,采用转学或者迁移户口的办法离开原学籍所在的学校或原户籍所在地,到高考分数线较低或是当地升学率较高的省份应考,以达到高考升学的目的。这种利用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不同及录取率的高低,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高考移民”现象。这一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到90年代已渐成气候,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高考移民多为成绩中等生,如果按当地的高考分数线,升学无望或是只能考上一般的高等院校,一旦他们移民到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不仅绝大多数能考上大学,甚至还能考上十分理想的大学,因此移民的诱惑相当大。但也存在少部分学校,为提高本校的高考升学率,从外地或本地别的学校挖尖子生,向他们提供一些优惠条件或优厚待遇,如免学费、住宿费、资料费等,不过此种情况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那些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或是升学率较高的教育欠发达地区,如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等,成为高考移民的“涌入盆地”,成为高考移民的“重灾区”;也有少量流向上海、北京等录取分数线低、录取率高的教育发达地区,但由于进入成本较高,尚未形成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新疆共有8.7万名考生报名,报名阶段已查出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890名,其中大部分是“高考移民”。由于“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线低,报考条件低)的现状,海南成为“高考移民”的向往之地。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的人数在逐年增加,1999年198人,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2002年高考前,海南省查出持假学生档案报名的外省就读生1人,持假户口报名的24人,两地重复报名的167人。

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势必挑战现有的公共教育体制,打破了原有的相对平衡的高考招生秩序,是对高考公平性的一种破坏。对移民自身来说,不仅经济成本较大,而且还要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付出较大的精神成本;对当地的考生来说,正当权益无疑受到了侵害,因此他们对移民考生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也能理解。一些省市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以杜绝或阻止高考移民现象的发生。如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不久前下发《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对“高考移民”进行限制;陕西省出台《2003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在陕西省常住户口不满3年者(从落户之日起,到报名开始之日止)不得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以上资料表明,高考移民现象已不仅仅关系到移民这一特定群体的利益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二 “高考移民”现象的原因分析

“高考移民”实际上是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是由于“教育市场”上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线差异而导致的结果。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考生的“理性”选择行为,是因为它符合经济学中对人们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条件。但它是对迁入地相对优惠的高考招生政策的一种“搭便车”行为,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1.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线“差”及升学率的高低

考虑到历史及现实的各种因素,如我国地域的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教育经费投入及产出有高有低,同时也为体现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考生集中地区教育的大力扶持,我国实行高低有别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政策。而造成北京、上海等教育发达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比外地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人口基数小、政府投入大、教育水平发达、高校多而集中、招生人数多、报考人数相对较少,这直接造成了录取线相对较低;二是当地生源就业形势好;三是这些地区经济发达,职普分离较早,为高考分流了大批考生。

笔者统计了一下2001年(考虑到2001年所获资料更全,而且由于高考分数线相对比较稳定,结论不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全国各省(市、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按各地高考分数线将全国各省区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和表2)。

表1 2001年全国各省(市、区)重点文科类高考录取分数线

注:由于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海南五省实行900分的标准分制,为了比较的方便,将分数线分别乘以0.83。

表2 2001年全国各省(市)重点理科类高考录取分数线

从以上的各省(区、市)高考录取分数线的简单统计情况来看,我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较大的差距。2001年重点文科类全国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山东省与最低的西藏之间的差距更高达140分,重点理科类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差距为150多分。而高考分数线的差距引发了各地高考升学率的重大差别。如2002年,北京等地的高考升学率一般在70% 以上,其实际升学率甚至可以达到100%,而大部分省市则多集中在50%左右。

因此客观存在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及各地高考升学率的高低有别,从而导致“高考移民”由录取分数线高的省份向录取分数线低的省份迁移的现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2.高考的重要性

过去人们常以“黑色的七月”来形容高考所在的七月,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用“一纸定终生”来形容高考对考生一生的重要性。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成为考生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包括广大专家学者及普通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目前,高考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高考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生终生的命运,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对很多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也是他们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对个人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其显功能除了社会化外,还有社会定位的重要功能;同时它也存在着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潜在功能,如提供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否则人们无法找到工作时会沮丧、不满意。更令人关注的另一潜功能是其能够让人建立一种持久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不仅提供了友谊,而且可为将来就业提供帮助,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这就是很多存在升学困难的考生家长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甘于冒“道德风险”,搭不发达地区教育制度的“便车”,也要达到让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的强大动力所在。

3.户籍制度的客观存在及各地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出于人口管理的需要,我国从1958年开始实行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定在不同的省(区、市),公民的入学、求职、就业、调动等统统都与户口挂钩,从而产生了某种因户籍所在地不同而出现的“户口级别”现象。有些地方的户口相对就更“值钱”,出现了所谓的“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乡下大瓦房”的有趣现象。不仅乡村与城市之间户口意义的不同,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户口所包含的意义也不一样。而我国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是与户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教育来说,各地的教育资源、教育水平不可等量齐观。据笔者统计,1999年,每百万人口中北京市共有高校5所,为全国之冠,最少的是四川省和贵州省,仅有0.7所,前者是后者的7倍;在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与在校学生数之比这一数据统计中,北京也为全国之冠,为8∶100,比例最低的为安徽省,为4∶100,前者是后者的2倍。我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及招生名额的计划性分配是与各地的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状况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但它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实际上出现了所谓的高考分数线“马太效应”,高考录取分数线高、升学率低的还是那些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低、升学率高的也还是那些省(市、自治区)。

三 “高考移民”现象的利与弊

高考是目前中国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公平选拔人才的一项比较成熟的制度。尽管这种公平也是相对的、有限的,但它提供了一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相对公平理念,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因此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考生家长关心,社会各界人士也关心。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固然与我国高考招生制度中划定不同档次的录取分数线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既然它存在,也就必然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其正功能与负功能同样明显。

移民,总是和趋利性相联系的,利益位差越大,流动的冲动势能就越大,高考移民也概莫能外。人们之所以花费不小的成本来移民,是因为这已成为一种投资,一种可以取得丰厚回报的投资。而且广大老百姓之所以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产权是明晰的。上大学、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利益都归自己所有,不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而高考移民本身成为一种现象,也正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考生及其家长能够对高考制度存在的不公进行质疑,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尽管这种行为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因此,对高考移民的积极性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由于各个省的高考招生名额是已经按计划分配好了的,名额的多寡之间存在一种数量上的显性不公平。由此,在市场的作用下,出现了以脚投票的方式——考生由那些录取分数线高、录取率相对较低、高考竞争激烈的省份移民到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相对较高、高考竞争相对更弱的省份。这样便会在客观上造成一种压力,引起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从而有利于出台一些消弭这一不公平现象的政策措施,以最终实现在高考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的理想目标。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高考移民现象的大量发生,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相对均衡有序的状态,而且对那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考生来说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体现。他们与移入地的考生存在学习上的竞争,与他们分享了有限的教育资源,同时也会无形中提高当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由于国家制定的梯次性、分不同档次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政策,是从当地的教育实际情况出发的,对当地的考生存在适度的照顾,对当地考生来说,是一种利好的政策。而高考移民的到来无疑会在短期内提高当地的高考成绩,存在一定的“分数泡沫”,使其不能真实地反映当地的教育水平。有资料显示,从1999年到2002年,高考成绩达到海南省本科第二批录取分数线以上的,省外考生所占比例节节攀升:4.1%、5.8%、10.5%和11.7%。尤其是2002年,第一批本科入围人数中省外考生占23.5%,比例之高,令人惊叹。

这样自然容易会遭到当地考生的“仇视”,引发他们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在一些高考欠发达地区,当地考生与高考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甚至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海南、新疆等地便出现了当地考生集体罢课、静坐,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交涉等事件。

四 对策及建议

1.缩小各地高考分数线之间的差距

由于高考移民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因此改革目前相对不公平的高考分数线“差”势在必行。但考虑到要一下子彻底根除存在了多年的高考分数线“差”这一现象是不太可能的,同时也会对现有的稳定的高考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在保持合理分数线“差”的同时,逐步缩小各地分数线之间的差距,真正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各地的教育资源状况、每年毕业生人数、高考升学率等各项指标,对各地高考招生名额的分配及分数线的划定进行充分的认证,以保证各地考生的利益。

2.加大对教育相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

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之所以比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教育十分薄弱,即使是高考分数线向这些省份倾斜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基础教育是一个投入大见效慢、回报相对隐性的领域。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落后地区的教育困难重重,其首要的便是教育经费极度匮乏,教师工资待遇偏低,致使他们无心思长期教学。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经济的不发达,很难对基础教育施加更大的投入;而由于当地经济的落后,这些省份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往往不愿回到家乡,而纷纷流向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孔雀东南飞”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极好描述。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每年定期从中央财政划拨一部分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待遇;同时在政策上,鼓励毕业大学生支边,到落后地区施教,实行人才接力计划,提高这些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

3.弱化“高考”的作用,强调终生教育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脚步,“学习化社会”的雏形也随之显现,教育将成为人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事情。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不断介入,人类正掀起一场新的学习革命,教育和学习的方式将发生深刻的改变。“建设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已写入我国教育法总则,终身教育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概率增大,这使人们进一步接受教育成为必然。为此,传统教育的终点即终身教育的起点,把每个人的受教育的时间同每个人的社会实践历程叠合起来,使教育与实践双向互动。因此过去那种“一纸定终生”的单一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高考的重要性也相对减弱。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网络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