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比较研究的魅力与难度

一 比较研究的魅力

近年不时做一点比较经济史研究，偶尔也思考比较史学的一般理论，但往往浅尝辄止，且纷乱芜杂，不成系统。在此，借本书出版之机，对相关问题作一扼要梳理，同时谈谈使用比较方法的体验与感受以及本书比较的适度和范围。

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比较研究自具魅力，深受学者青睐。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条件。所谓“问题意识”，通常指一个人具有发现并提出问题的能力，是科学研究中反应敏捷、思维活跃的表现。而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首要环节。研究过程的其他环节如提纲的拟定、材料的组织、研究步骤的设计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环节的基础上。没有问题的提出也就没有科学研究的发生。如果将比较研究人格化，即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在众多的方法中具有突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无疑为科学研究的进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或比较史学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纵向比较是历史研究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你顺手抓来一篇文章，无须细读，就可以发现比较的印迹。横向比较虽非那样泛化，但也十分习见，而且源远流长，论及它的历史，刘家和先生认为它几乎与史学的历史同样古老。比如，早在希腊古典时代，被尊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已经使用横向比较方法了。比较研究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显性比较，是指将比较的对象都诉诸文字；二是隐性比较，指将某一或某些比较对象予以隐含或隐藏，因而仅仅将比较的一方用于表述。但实际上，在作者思考的天幕上，这些对象未曾一刻淡出或隐去。这正如著名史学家马克垚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你的行文中可以不出现比较，但实际上进行了比较。他力倡世界史学者要“以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依笔者理解，“以中国史的眼光”即指著述中不涉及中国史的内容，思考时却不能不以中国史作为参照对象。这样一纵一横，一显一隐，便将历史研究的大量事项囊括进去。所以有些著述看似没有比较，实则进行了比较。而这些著述所解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通过比较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比较史学对于问题的提出具有强烈的意识和高度的自觉，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广泛意义。

但只有在比较研究成为应用主体的时候，“问题意识”才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得力工具，它的功用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美国著名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曾说：“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提出很有价值的，有时是意义全新的问题。”而离开比较方法，这些问题就无从提出。比较方法的魅力激发了历代学者的浓厚兴趣，以至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都竞相使用比较方法阐发自己的思想，建构自己的体系。

西方先哲视野高远，素重比较。从古典时代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到今天，比较史学在西方学术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成就了一代代名垂青史的学术巨匠，诞生了一部部彪炳千古的史学巨著。这些学术巨匠以自己的才华与勤奋展现了比较史学的风采和魅力，也依靠比较史学深厚的资源成就了自身。孟德斯鸠考察了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异同，提出了政法精神这一重大问题，建立了比较政法理论；黑格尔分析了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之间的异同，提出了人类自由精神的行程问题，展演了这一精神起始、发展的旅程，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历史哲学体系。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黑格尔，都是通过比较提出问题。如果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欧洲或本国历史，他们就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从而不能了解这些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差异，也就不能著成这样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如果说《论法的精神》与《历史哲学》的重点在于求异，那么，《西方的没落》与《历史研究》的主旨则在于求同。同属思辨历史哲学范畴，同以世界历史舞台作为观照对象，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则通过比较提出了文化形态的兴亡问题。他们都在比较中发现，文明如人的生命，都具有诞生、发育、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以至衰亡的共同特征。正是这一共同特征，使他们描绘了世界历史不同地区不同文明花开花落的巨幅画卷，建立了比较文化形态史学。你可以驳难孟德斯鸠等人的观点，可以批判他们的民族立场，但你无法否定他们研究方法的优长，无视这些著述的思想价值与科学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类似的著述则比较少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又名《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可算其中的凤毛麟角。1943年，李约瑟在粤北坪石的旅馆向王亚南先生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问题。显然，这一问题是在比较视野中提出来的。李约瑟是英国学者，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自有深入的认识。他的研究方向又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和文化背景，他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种种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上面的问题。王亚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实在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揣摩作者的心理可知，作者固然由于问题提得突然、尖锐，难以回答而感到尴尬，更由于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能回答外国人提出的中国历史抑或现实的问题，因而感到窘迫。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作者还有“惊喜”的成分，因为问题的深刻和新颖着实超出了作者的意料。而无论是尴尬还是惊喜，无疑都是比较引出的结果。须知，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民党官僚政治的控制之下，由于置身其中而远不能识其全貌，没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不仅王亚南感到问题新颖，称之为“新鲜的大题目”，理论界亦深有同感。接下来的因果关系便更清楚：如果没有李约瑟的问题，也许就没有王亚南这一著作的问世；没有李约瑟问题的新颖和深刻，也就没有这一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正是由于李约瑟是在比较背景下提出了这一问题，王亚南也以比较方法而且是以显性比较完成了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应该是王亚南和李约瑟合作的结晶，虽然李约瑟并未参与具体研究而仅仅是提出了问题。由此可见比较史学“问题意识”的敏锐与强烈。

我们强调比较史学的“问题意识”，并无意于否定采用其他方法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问题意识”。但可以肯定，有些问题只能在一定参照系中才能产生，或者说只能通过比较方法才能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及其原因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中为数不多的重大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大讨论，已经耗费了几代学人的心血，讨论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景观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个课题即是在比较的视野中提出来的。试想，如果问题的提出者对西方历史一无所知，他何以知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身在庐山中，如何识得庐山真面目？正是有了对西方历史的一定了解，他才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的确太长了。同为封建社会，为什么中国长而西欧短，而且表现如此迥异？显然，对于那些足不出户、身陷古籍、皓首穷经的传统学人，这一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提不出来的。当然，问题的理论前提——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正在经受着挑战和考验，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主题的论证。而且从本质上讲，一些已经成为当代显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关于中西中古城市比较、社会结构比较、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形态比较、社会转型比较、传统文化比较甚至现代化比较等，追根溯源都与这一问题的提出密切相关。不可否认，这场大讨论所依据的历史本体由此得到了既深且广的拓展，大大推进了人们的认识。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曾长期影响国内外学术研究和世界历史进程。这个问题从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早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其间，包括问题的提出、共产国际政治活动家的讨论、苏联学者的研究、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表，以及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大争论等，无不是在比较研究中或以比较研究为背景或借助比较方法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克思更多著作特别是他的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在世界各国的广泛流传，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复展开，欧洲、中国学者的争论甚至高潮迭起，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各国历史研究的日趋深入密切相关。问题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特别是深切的现实关怀，大大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世界各国历史的了解和对彼此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认识。

东方专制主义问题的研究同样倾注了数代学人的心血。如果培尔、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布朗热等西方学者对东方历史一无所知，且未将东西方历史置于同一参照系中，他们又焉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质疑和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离开比较，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不可思议的。

当比较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封建社会的比较研究就开始起步了。伏尔泰较早注意了封建主义的类型问题，他说“封建主义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有着不同运动形式的古老的社会形态，存在于我们所在半球的四分之三的地区。”1939—1940年，马克·布洛赫的法文版《封建社会》出版。该书的第二卷在谈及“作为一种类型的封建主义”时，再次提出了封建主义的种类问题。从他的论述中可知，关于封建主义的分类，已经引起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布洛赫提到了埃及、希腊、中国、日本的封建主义，并认为这些或更多的形态已经是学术界熟知的概念。布洛赫以有限的篇幅比较了欧洲与日本封建主义的异同，认为日本的武士制、委身制、领地制是另一种封建主义的表现。《封建社会》出版不久，美国学者柯尔本又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一书，他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统治方式，认为它的核心内容即封君封臣制。这样，从伏尔泰到柯尔本，欧美关于封建主义的认识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虽然涉及了庄园、农民等内容，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解仍然大体遵循了西方的传统认识。而无论怎样看待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封建主义，都不能否认它是历史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以其丰富的信息含量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确，比较研究具有提出问题的天然便利，或者不如说比较过程就是提出问题本身。当你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置于同一参照系中，无论观察的结果是同还是异，你都已经发现了问题。你可以探究同者何以为同，异者何以为异。而这些问题，也还只有初级或浅层的特征。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你会进而发现和提出高级或深层的问题。如此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随着问题的逐步解决，你的观点的论证和体系的建构便水到渠成，而你的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也就蕴含其中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你感到难以提出问题或没有理想的选题，则不妨将视域放长放宽些，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放宽历史的视界”，在可比原则的前提下，将另外的对象纳入考察范围，或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置于同一参照系中。这样，你不仅可能达到选题的目的，而且可以感受比较史学强烈的“问题意识”，从而体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意。

二 比较研究的难度

一经进入研究过程，那种开始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轻易”便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研究过程一步难似一步。首先，必须思考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搜集和分析具有共性的相异事项和材料。这个环节在一般历史研究中通常不会发生。其次，必须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对象分别进行考察分析，继而综合归纳，形成观点。这个过程与普通的史学研究也不同，后者只需沿思想者的思路单刀直入，直奔思考目标。比较研究的思考历程则仅在比较的环节上，即可能需要几个或多个反复。而且通常情况下，形成的结论还需要得到验证，即将形成的观点回过来比照各研究对象，以免得出的结论与其中的对象相背离，或脱节，或矛盾，如同一道数学题，为了保证答案的正确，必须回过头来进行验算。在这样的过程中，劳动和时间便在不知不觉间投入和耗费了。特别是在材料检索和选择的过程中，工作异常复杂。一般历史研究虽同样需要材料检索和选择，但复杂程度不能同日而语。这里存在一个“单一”与“同类”的关系问题。单一不需要横向比较，只需与文本的基本思路吻合即可。同类就不同了，所得材料必须进行横向比较，同类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检索和选择的复杂性和难度。普通研究由于纳入文本的材料比较单一，没有或很少有比照，形成的观点或得出的结论通常不会发生自相矛盾的问题，即无须验证就可以建立起观点或结论。

布洛赫在比较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8年，他发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对比较方法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建立了比较史学的精辟理论。迄今为止，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比较史学的为数不多的精品。在他看来，比较方法可以用来验证历史研究中的解释性假说，而解释性假说的验证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比较史学的复杂性和难度。

在关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金币发行的论文中，他通过比较方法否定了当时史学界盛行的结论或假说。这一结论认为，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之所以最早发行金币是因为两个城市十分富庶，两城经济的快速发展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布洛赫通过比较认为，威尼斯至少与这两个城市同样富庶，当时却没有发行金币，而发行金币已经是30年之后的事情了。因此，不能以是否富庶来解释两个城市的金币发行，而应另辟蹊径，寻求新的解释。两个城市与东方国家和邻近岛屿长期保持着贸易往来，贸易的繁荣为两城带来了贸易顺差，从而积累了大量黄金，这构成了发行金币的主要原因。而威尼斯本来也与这些地区和国家有贸易顺差，但威尼斯商人却将黄金兑换了白银，因此不能与两城同时发行金币。这样，他通过比较方法不仅否定了通行的假说，而且建立了新的假说：两个城市发行金币不是由于富庶与发展，而是因为贸易顺差。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如果仅仅探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金币发行，如当时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研究过程即可单刀直入，而解释过程通常也比较肤浅，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简单，一般还容易使人轻信。比较研究则不同，作者必须引进比较的对象，这就要求在考察佛罗伦萨、热那亚的同时，还要考察威尼斯，而且必须将考察所得的信息进行比较。而比较的过程也就穿越了经济富庶的相对表层的现象，触及贸易结构、商品类型以及贸易双方的额度等较深的层次，从而将研究推向了深入。随着探讨的加深，问题的复杂性也就相应增加。但是，复杂自有复杂的优势，它可以避免普通研究易于发生而作者又常常浑然无觉的差错，从而使结论和观点更加准确，更加符合实际。美国学者小威廉·西威尔将布洛赫的这种研究表述为“假说验证的逻辑”。像这样，解释性假说一经进入比较验证的过程，问题的复杂性便顿然加剧，此时再与普通研究相比较，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比较研究的难度了。当论及14、15世纪法国的地方等级会议时，布洛赫强调了出错的概率，认为，如果单纯征引地方因素来解释法国某一行省出现的等级会议就必然犯错，比较方法则可以证实这种地方因素是虚假的，因为“一个普遍性现象必须具有同样普遍性的原因”。而比较方法必然削弱用单纯地方因素进行解释的基础。这无疑反映了布洛赫的睿智与识见。而我们关注的重点却不在此，而在于研究的复杂与难度。当时的等级会议不只是法国一些行省的地方现象，也是国家层面的现象，因为法国有全国三级会议。而在法国之外，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等级会议。如果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形成等级会议的普遍原因，在法国，既要考察建立等级会议的各行省的状况，也要考察国家层面的总体状况；在欧洲既要考察法国的状况，也要考察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各自状况。如此，比较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就显而易见了。

布洛赫关于比较史学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规范历史学的比较方法，以使之更加准确有效，却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比较研究的复杂性。总之，论复杂程度，普通研究不可与比较研究相提并论。

比较研究在对比、思考、归纳等环节上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更大的难度似乎还不在这里，而在这些环节之外的“学习性”劳作。就本书而言，这项劳作异常繁重，难度也显而易见。正如题目所示，既为比较研究，就不能只写英国而不写欧洲或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要涉及法国等国。而就我而言，关于英国中世纪经济史的相关知识还可勉强说略知一二，对法国中世纪则要生疏很多，所谓知识，大约仅仅停留在给研究生授课的层面上。据我的感受，法国中世纪史较英国似乎更加复杂。这样，当对英国税制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相关资料的分布有了一定的了解，基本问题有了一定的思考后，就必须转向法国经济史、赋税史和学术史，建立相关的知识平台。而当建立起关于法国中古经济史和赋税财政史的平台后，又必须进入中国经济史、赋税史和学术史，了解、思考中国中古税制的诸多问题、资料的分布情况等。而中国经济史、赋税史卷帙浩繁，读不胜读。这样一来，在这个论题上投入的劳动和时间并非从事中国中古赋税史或英国赋税史或法国赋税史研究的简单的三倍，因为你的研究方向或基础研究领域仅仅是英国或法国或中国，其他国家则几乎是一个新的领域。如若不信，你则可以写一篇文章进行体验和比较。

谈到这里，又不能不涉及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了。书中，布洛赫涉及了日本的封建主义。对布洛赫来说，将欧洲封建社会与东方的日本作比较，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虽多处涉及却都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最多也不超过千字，既没有展开，也没有深入，更没有具体化，这让人读来感到意犹未尽。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虽不能肯定作者有意避难就易，却也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而且，这里的难度绝不限于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系统了解。柯尔本的《历史上的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一部多个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但又与论文集不同，那就是他将穷20年之力潜心研究的一本关于封建主义比较的论著收入其中，该论著的篇幅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这部论著涉及了西欧、日本、中国、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封建主义，而论文集中，又有与会学者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题论文，有的论文还专门研究伊朗、俄罗斯、拜占庭的封建主义。这些论文篇幅都比较长，相比之下，柯尔本对上述国家的研究则比较简略。编者在序言中谈到了比较研究的难度，说他首先需要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历史，如中国史、印度史、俄罗斯史、伊斯兰史和史前史，另外还需要了解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哲学的知识与理论。所谓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性”工作。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他的论著较少涉及上述国家和地区，而研究历程却达20年之久。本来，这部论著已经很具规模，可以单独出书，之所以与会议论文一起出版，也许是因为考虑到其中存在薄弱环节，这样的处理便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从这种意义上讲，柯尔本无异于聘请不同国家不同方向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由于参加研究的人员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便大大缩减了“学习性”工作量，缩短了劳动时间。如果是柯尔本本人弥补自己同类研究中的不足，以达到这些专题论文的广度和深度，则肯定要花费更多的“学习性”工作，而投入的时间就远不止20年了。不过，这样又可能发生另外的问题，即最终成果可能仅仅大体上反映主编的思想，不排除有的作者未能领会主编的深意而有“跑偏”的可能，甚至专家基于自己的认识而固执己见，有违主编的思想。

朱寰和马克垚先生做同类比较研究也都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各组织一个课题组进行合作研究。朱先生遴选的专家都是国内各自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对中国、日本、英国和俄国的封建制度分别进行研究，然后以每章的最后一节集中比较四国的异同，布局严整，资料翔实，挖掘深入。马先生则组织了更多人员，涉及中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经济史、政治史、城市史、制度史等多个领域。这些人员以年轻学者居多，也都学有专攻。在体例设计上，马先生没有追求朱先生严整周全的风格，而是采用开放的体系，允许作者以方便的形式进行撰写。所以，有的学者将中国和西方分别论列；有的则只写中国或西方，即以隐性的方法进行比较；有的则将比较的对象合为一体，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效果。这在撰写方式上显得比较活泼。而在每编之首，都置一概述，综合评论各编的内容和优长，以保持成果的完整与统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两位先生分别以《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为题出版。这种以团队组织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虽非没有缺点，但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弥补了主编在知识、理论或研究领域的薄弱和欠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成果的质量，且必定大大推进课题结项和出版的时间。假如两位先生都以一人之力进行研究，产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也肯定没有问题，但庞杂的“学习性”劳作必大大延宕结项和出版的时间。按马先生原初的计划，《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一书是要出上、下两册，且出英文版，但由于研究本身难度大，后来缩减了规模，合为一册，而且由于参加人员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和观点不尽一致，不得不将结项成果设定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这样的研究过程对我们来说都具有启示性意义，本书的撰写将尽量汲取两位先生的经验。

与朱先生、马先生的著作不同，侯建新先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则是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但读侯先生的著述可知，他对于中西社会转型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业已“咬定青山”：“我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研究西欧历史的，这个目标自我1978年恢复高考进入高校后，始终未曾放弃。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门初开，我带着种种关切和疑惑步入高校，所以对中国与西方社会发展缓与速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抱有特殊的兴趣。……它像谜一样整天萦回在我脑际之中，促我读书思考。未曾料到，它竟成为我20年来的课题，大概也是永远的课题。”包括他在此之前出版的《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等著作和发表的系列文章，都可以看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的出版做准备。这样看来，此书的问世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经历了20余年漫长的过程。

在论及比较研究的难度时，马先生说：“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还往往不易搞清楚，何况要把两方面都搞清而作比较。还因为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这个和西方社会来比较，有时因为概念不同，观点不一，似乎无法比较，弄不好就是东拉西扯、胡乱比附。”在谈到“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的难度时，马先生说：“本书的设想是谈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比较，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比出：中国为什么到明清之际发展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我们深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所以就把题目定的小了一些，即只是从中西封建社会内部的一些结构、形态方面着手，作其发展的比较，而结构则不外是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但这几方面我们也不能进行全面的研究，只能在这些结构的内部，选择一些较小的、我们又熟悉的题目，进行比较。”侯建新先生则就他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谈了比较研究的难度：“撰写社会转型历史比较研究是个范围很大、难度很高的题目”，“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工程”。

本书原系199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封建税制比较研究”的结项成果。而实际工作则在20世纪80年代师从马克垚先生读硕士生时已经开始，我的硕士论文的一章即写英国中世纪的税制。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先生特别强调年轻人不要做比较研究。可当时也正因为年轻不谙学术，对先生的话似懂非懂，只觉得比较研究有意思，所以1997年即以“中西封建税制比较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然而接下来进行具体研究时，就真切地感到了比较的难度，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难度越来越大。后来又到侯建新先生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仍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即使将硕士阶段的研习和写作排除在外，从1997年立项时算起，迄今也已近20年。这期间，当然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处理，包括几个出版社的书稿临时加塞，加之懒散好玩、资质愚钝等原因，延宕了本书的竣稿和出版。但如果不去涉及中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而仅仅写英国中古赋税，在同等条件下，即使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书稿的竣稿与出版也不至拖到20年之后，而且仅仅在取名上，即费了很多思考，反复斟酌修改，一直到将书稿交给出版社前夕，还在考虑书名的选取问题。

总之，做比较研究不仅难度大，而且耗时长。正因如此，当我的博士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单纯和天真提出以中西中古关税制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未加思考就给她泼了冷水，而且几乎重复了马克垚先生的原话。

本书取名《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既然是中西比较，中国自然构成比较的一方。但“西”不是指西方，也不是欧洲，而是指西欧，因为西方或欧洲地域广袤，国家众多，为作者功力和本书规模力所难及。而在西欧诸国中，英法因地缘、血缘关系密切，在制度甚至文化上相近或相似，且相对于西欧诸国具有突出的典型性和重要性，可以作为比较的主要对象。其他如德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国家和地区，则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涉及。即使对英法两国，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依必要性原则决定内容的取舍和篇幅的长短。在现有条件下，利用日渐丰富的英文和汉语资料将西欧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纳入比较范围，进而将这种比较做成规模不是不可能，但那样的研究难免因面面俱到而流于叙述和平庸，失于挖掘，整个成果也就必然乏善可陈。而将论述的重心限定在英法，便有望避免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倾向，挖掘也就相对深入了。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的撰写还需要在时段上做出限定。上限主要在10世纪之后，下限主要在15世纪之前。因为大体说来，10世纪之前，受封建化的影响，西欧的财税体制还没有定型；15世纪之后，则已临近近代早期的门槛，财税体制又经历着近代化的变迁。

需要说明，本书主要集中于中西中古税制的差异性研究。而所谓差异，是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的，在此之外，不能排除相左和相反的例证的存在。这正是人类历史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