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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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丝绸之路与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宗教之一,早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但其东来最初是以景教的身份,即已经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因其由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而来到中国,故而最初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经教”之称。此后固定下来的“景教”之名的意蕴也是指“光明之教”,“景”字在此与“火”“日”等古代波斯宗教的核心含义有着内在关联,也蕴含着中国文化对“火”及“光明”的理解。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流传影响到西域、中亚等地的历史文化,在沟通中西思想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可以说,唐朝景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典型的多元宗教文化的共同体,它既代表着基督教与中亚琐罗亚斯德教及摩尼教的混合,也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与佛教、道教的最早对话和沟通,并在文献留存上成为敦煌文献的重要构成。

景教在经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后在唐会昌五年(845)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而遭禁止,但在丝绸之路的扩展地带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其影响甚至传到了西欧,它还一度成为西北部分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如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他们都曾以景教为其信仰。这种留存既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打下了基础,也使中古欧洲对远在东方的中国有着特别的期盼和关注。当西方“十字军东征”受挫之际,西欧曾流传东方有信奉景教的“长老约翰王”率军西征与穆斯林军队交战之说,这种传说成为西欧天主教派传教士沿丝绸之路东来的重要动因之一,相关记载散见于当时的《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所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等札记中,其历史记载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关于景教当时与丝绸之路其他相关宗教的接触、交融等猜想,认定“摩尼教、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与大乘佛教或西藏的某些宗教在历史上有联系”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65~66页。。因此,自元代以来,西欧因关注景教在中国沿丝绸之路的发展而开始与其对藏族及藏传佛教的探索相关联,这种历史积淀及学术习见迄今仍对西方社会及其民众有着深刻影响,对外关涉到中国与西欧、中亚的关系,对内则与涉藏问题关联,这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因此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天主教沿丝绸之路的东来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全面、系统了解,实质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意义。其元朝的东来代表着天主教真正传入中国之始,而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修会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的实践则开始了“西学东传、东学西渐”的时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成为西方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翘楚、开创西方汉学的先驱,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迄今让人叹为观止,因而不能否定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受耶稣会的启发而达到一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开始放眼世界、反思自我,并对西方历史、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等展开了全面研究。这种丝绸之路的连接及交合使西方文化及其宗教进入中国,也让欧洲人获得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等知识,被中国思想文化所吸引,出现过欧洲的“中国热”。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基督教东传曾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互补,有着辉煌一时的“双赢”。但其文化差异及冲突而导致的“中国礼仪之争”也为此后的中西关系留下了阴影,由于丝绸之路从通途到阻隔,中西双方的关系陷入低谷,并形成了种种流传至今的误解和偏见,使中西文化与政治有了复杂的交织。今天丝绸之路的沿线虽然主要在亚洲,但其终端却已延至西欧,而欧洲思想文化又扩展为整个西方的基本思想文化底色,并影响到亚非众多地区及其文化,因此其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带来了如何智慧地与西方打交道的警醒,也是我们当前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通透之镜和扬长避短、求同存异以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宝贵资源。这里,丝绸之路上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应使我们有所叹息和感慨,值得今天认真回溯和反思,由此亦可提醒当今基督教世界尊重中国的发展,并理应理解和支持今日华夏大地基督教的“中国化”革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