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

陆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历史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直接有关，而佛教则是在两千多年前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这种交流是中国与印度思想文化交流的真正开端，形成两大东方智慧的相遇及碰撞，中国于此才始知印度之名并“始闻浮屠之教”。中国把与西域关联的古代天竺称为“西方”，佛教经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乃中国最初了解的“西方宗教”，中国人去印度学习佛教故而也形成“西天取经”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等表述。当然，最初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来并非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有着复杂、辗转的传播经历，故使佛教传入中原经历了自印度至月氏、安息、西域之曲折演进。佛教入华最早的信史记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陈寿《三国志》卷30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说。随后在东汉永平七年（64）有蔡愔、秦景等人西行赴天竺，并于东汉永平十年（67）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弘法，而洛阳白马寺之建即根据“时白马负经而来”的这一历史。在东汉永平年间，“来华之天竺译经师，对印度之天象、书数、灵异都有涉及”。这样，中印文化交流才得以实质性开展。随后，有不少佛教高僧也经由西域丝绸之路来华传教，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13）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到长安被尊为国师。在此前后还有安息人安清、安玄、昙帝，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通过丝绸之路来华传教，成为当时著名高僧或翻译家。此后，海上丝绸之路也相应开通，印度佛教从而也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如高僧真谛就是应梁武帝之邀而走海路于中大同元年（546）来到了南海（广州）。

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人得以走出去西求佛法。据传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中国僧人沿丝绸之路西往则始于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的西渡流沙，其“发自雍州至于阗”，取得梵文佛经正本带回。而东晋僧人法显（约377～约422）则从陆上丝绸之路西去，“发自西安、西度流沙”，后至中天竺，在外留学多年后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成为首位学成归国、循海而还的中国“海归”留学生。此间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走出去学佛，而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则被视为西行东归、弘佛译经的典范，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更是成为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原型，亦使人们对西天佛教耳熟能详。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的佛教交流，使海陆丝绸之路得以贯通，涵括北传、南传和藏传等佛教派系，并使其影响从与西域关联的印度扩大到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丝绸之路的过渡及连接。

通过佛教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社会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印文化交流乃中国人较为实质性接触或探究“西方”之始，在中西交往中印度实际上起到了二者之中转站的作用，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而认识古代印度，并由此得以最终认识到具有“西方”意义的欧洲。古代东方以印度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国度之一，早期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人文明及犍陀罗文明间接地与古希腊文明相关联，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曾使欧洲文化与印度文化有过非常直接的接触，此后来自欧洲的西人也多经过陆海丝绸之路而先到达印度，将之作为其修整、学习之地，以此达到其向东方其他地区扩散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目的。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期的西人东往有着奇特的呼应和共构，中古和近代西人的东来往往是经过在印度的穿行，其从南欧到印度果阿、再经日本终抵中国的航线依稀可辨。中国人不仅因佛教文化而认识了印度及印度宗教传统，而且也通过这一认识随着丝绸之路拓展到欧洲，中国人的古代西方观就是通过逐渐认识其沿途的“大食”“大秦”等而最终真正了解到西方。所以说，最早的丝绸之路为中印宗教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彼此认知。

虽然佛教后来在印度本土衰微，其沿海陆丝绸之路的外传却使佛教发展扩大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扎下了深厚的根基，甚至还成为这些地区中一些国家的国教，如在南亚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就非常明显，形成了迄今仍有重要意义及影响的宗教文化与社会政治相交织的典型格局。可以说，佛教仍是今天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其多元文化存在和复杂社会功能对“一带一路”的开拓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这些国家或地区还因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之共存或对立而起伏，造成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而这恰是我们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所面对的地缘安全之挑战，就包括这些宗教及其影响。因此，了解研究这些地区佛教古今历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稳妥处理与这些佛教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乃是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有效前提和必要准备，是我们必做的文化学术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