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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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西宗教交流的基本经验

从汉代以来西域的宗教不断东传中国,先后有近十种宗教,其中有交流成功的,也有交流失败的,交流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佛教。佛教不仅传入中国,而且还融入中国文化,又从中国向东输出到韩国、日本以及越南。佛教成功传播中国的原因,有很多说法,大都归结为佛教主动适应中国文化,走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汤若望则将基督教屡次传入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像佛教一样处理好与儒教的关系。其实佛教能够成功传播中国有多重原因,从佛教自身而言,是由佛教的宗教性质所决定的,但凡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宗教一般都具有世界宗教的性质,佛教是最早形成的世界宗教,其普适性超越了具有浓厚印度民族宗教特点的婆罗门教。而就接受方的中国文化方面来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之后,确立了世俗文化的主体地位,于是在秦汉之际出现了宗教信仰的“真空”地带,而具有高级宗教形态的佛教以其人文特点也正好适应了中国文化的实际,填补了中国宗教信仰的空缺和理性思维的需求。佛教最初是一种学说体系,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派,后来到大乘时期逐渐向神秘主义、信仰主义转化,才具有宗教的诸多特性,所以经过中亚地区不断改造之后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也就此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

但同样是世界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什么没有成功传入并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呢?这也可能有多重原因,而就同是世界宗教的性质来说,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很晚才向中国传播,佛教不仅占了先机,而且这时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中国不再有这方面的需求,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结构也已形成。按宗教传播的一般规律,宗教形态越低越容易被渗透,宗教形态越高越不易受影响。也就是说低级形态的宗教容易接受高级形态的宗教,反之,高级形态的宗教难以被低级形态的宗教所同化,而形态越高的宗教之间其张力也越大。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就存在这种张力,非此即彼。一度为佛教流行的中亚地区,后来被伊斯兰教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世界宗教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张力。婆罗门教、祆教以及摩尼教都属于民族宗教性质,传入中国后随即被高级形态的佛教所排斥和同化。又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属于原始宗教性质的萨满教一经与佛教接触,也很快被同化。直到元明清时期,蒙古族和满族的萨满教也被藏传佛教所同化,而藏族传统的苯教也早为佛教所取代,或者成为一种附庸。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各有不同情况,其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以及基督教大不一样,它是移植到内地的宗教,也就是随着原有信奉居民的迁徙而移植到中国,并非通过僧侣的传播为他人所接收。从阿拉伯、中亚以及南亚、东南亚各地不同民族的穆斯林来到中国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儒释道文化的环境中,建立起族际边界,形成回族,这也是以宗教为纽带将不同民族信徒融汇为一个民族单元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有撒拉族,源于突厥萨拉部落,也是从中亚土库曼斯坦带着伊斯兰教信仰迁徙而来。至于操蒙古语族语言的东乡族和保安族信仰伊斯兰教,主要受当地回族的影响,在清代历次民族宗教战争中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所致。

至于基督教,采用佛教的方式传播,从唐代到元代、再到明末清初,以至于近代,屡次传播都以失败告终。但近代社会文化大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结构遭到破坏,中国再次出现了宗教信仰缺失的真空状态之际,基督教最后一次传入中国,终于取得成功。近代的洋枪洋炮没能打开中国信仰之门,而在国家民族繁荣昌盛之际,基督教居然堂而皇之地进入民众的信仰世界,这确实值得反思。近代学人曾以为中国文化向来淡泊于宗教,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科学消灭宗教,以无神论取代宗教,以政治理念取代宗教,但最终都徒劳无功。这都说明宗教信仰是人类必然的心理需求,任何文化的民族都不例外,任何形式的思想文化体系都不能代替它。可以说,只要人类有生死问题,只要人类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要科学还有未尽的探索空间,就有宗教生存的理由,就有宗教信仰的空间。

在中外宗教交流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来自西域宗教传播到中国,而中国的宗教鲜有外传到西域。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儒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也曾一度向西传播,但都没有成功。只有向东传播到紧邻的朝鲜半岛和越南,另外只影响到本土的少数民族。其原因也是由其性质所决定的,儒教与道教属于民族宗教,且其宗教的“治心”功能却被佛教所分担,于是向“治世”与“治身”的方向发展,加之儒教的宗法性特点,难以向异民族中传播,只有随着华人传播海外,自给自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