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张日培

[摘要]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具体包括七个方面：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研究；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研究；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研究；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

[关键词] 一带一路；语言规划；语言资源；语言能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调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中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实现睦邻友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战略举措，具有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多重战略意义。

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文交流，有利于推动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资源共享和智力支持，有助于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传播以及亚欧大陆的文明多维交融，有助于促进民意相通，为实现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争取人心、夯实基础。建设“一带一路”应当坚持“人文先行”。人文交流的方式和内容具有多样性，主要有文化、教育、智库、华人华侨、特色旅游、民间外交、青年交流与合作等。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内容。做好语言规划，是“人文先行”的必然要求。构想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同样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研判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语言政策将面临的更为复杂多样的议题，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我们认为，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重点研究好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 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经济合作为主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

经济发展将带来我国中西部现代化进程的提速。“一带一路”国内段的主要着力点包括建设南北东西大通道、打造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和开放新平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剧。如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2015年就有四条高铁通车，长期制约发展的交通问题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得到彻底改善。

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科学保护研究迫在眉睫。我国中西部地域广袤、语言资源丰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提速、语言生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科学保护国家语言资源，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加强相关研究，消除国外对“一带一路”建设将导致生态破坏的误解和疑虑，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从2013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以来，国内在语言资源、语言生态、语言保护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戴庆厦（2014）从理论高度构拟了“科学保护”的框架和体系。黄行（2014）分析了我国政府在“科学保护”方面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保持较好的民族语言，进一步提高它们的标准化、信息化等语言现代化的水平，以适应现代社会母语使用和发展的需要；二是对众多无文字记载的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开展“科学保护”的语言规划，特别强调多样性的民族语言对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还有更多学者从语言教育、语言使用、法律保障、新技术运用等角度，就“科学保护”的策略、路径、方法、措施等进行了积极的思考。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相关研究急需进一步加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核心问题是直面语言保护与经济发展、母语认同与向上流动之间的“价值悖论”，在可操作的层面探讨解决语言保护困境问题的方略和措施。方小兵（2014）认为，母语使用人口的减少和使用域的缩小，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不解决根源问题，不把语言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语言保护将无获而终；并指出，应该重点探讨将少数民族母语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及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产业体系和语言经济形态；特别指出，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宣传语言文化的“双赢”活动。发展特色旅游，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如何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种就特色旅游中融入语言文化要素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如何在国家、省域和县域层面出台相关的引导激励政策，语言规划研究空间广阔而任务繁重。

二 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其战略设计是“以发展筑安全的基石”，基本路径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命运共同体，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雷建锋（2015）指出，“一带一路”体现了综合安全观，兼顾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既注重传统军事安全的生存维度，更重视以共同发展促进安全。

语言文字事关国家安全，跨境语言文字事关国家周边安全。随着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贸易金融互联互通的推进，多元文化交流与竞争、多维文明碰撞将愈发凸显。当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的广大陆上边疆地区已经被全面纳入“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如何治理以跨境语言文字使用为主要特征的边疆语言生活，使其朝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方向发展，为落实“一带一路”的多重战略目标发挥应有作用，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跨境语言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在跨境语言问题上面临严峻的形势，国家周边安全存在隐忧。黄行（2014）指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着约50种语言，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等方面，绝大多数都呈现出“外高内低”的态势；我国媒体在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国际传播实力仍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的宣传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所占话语权十分有限。郭龙生（2014）指出，境内外跨境语言宣传实力的严重不对称，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团结、文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袁善来（2014）在考察了中越边境地区的语言生活后指出，边境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与民族认同，模糊了彼此的国家界限，如果没有合理地加以引导而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所误导，则会导致国家的安全问题。

如何应对严峻挑战，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思考。黄行（2014）认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活力总体上要低于境外相同民族语言，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水平一般也低于境外相同民族掌握相关国家官方通用语言的水平，因此在我国民族地区同时存在使用发展民族语言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双重任务。周明朗（2014）认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向心力不足或过大，都会给跨境语言社区留下语言文化真空，这个真空会由境外同一语言来填补。因此，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向心力越大，国家越需要注意语言生态环境的维护，不要在跨境语言社区造成真空，以致形成既不能有效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不能维护跨境语言的正常功能的两难局面；国家需要从其语言秩序的扩张力出发，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这些跨境语言为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给这些跨境语言在语言秩序中重新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相关研究应当进一步在三个方面着力：第一，对道路设施和贸易金融联通后愈发繁荣的边境贸易中的语言生活加强实证调研，坚持“以发展夯实安全基础”的战略思路，以边境贸易语言生活为突破口，研究制定包括国家通用语言、跨境语言、他国官方语言等的跨境社区语言功能规划；第二，探讨同时提高边境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跨境语言能力、培养双语人才的政策措施；第三，就如何应对境外的强势宣传和文化渗透，针对不同个案进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

三 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

“一带一路”是中国语境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以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理念，以沿线国家和地区利益共同化为追求，随着彼此利益依存度的加深，各国的国家利益都将走出本国的国境线。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逐步延伸到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而遍及全球。

“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5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交流问题是关乎“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加强关于“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为“走出去”提供语言支持、储备语言人才，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旨在提高国家外语语种能力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提升国家多语种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二是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美英等国语言战略对我国外语教育启示的研究文献或著作；三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研究。同时，国家语委于2011年和2014年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语言能力研究中心，专司相关研究。已有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应当努力开展多语种外语教学，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培养储备多语种人才；主要成果有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

专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也已起步。文秋芳（2014）通过对“国家外语人才动态数据库”高校外语专业招生情况的统计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瓶颈，建议成立“丝路”小语种强化训练基地、设立“丝路”小语种人才培养基金、改革招生制度、调整培养体系、培养“语言+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高健（2014）提出了有关新“丝绸之路”关键语言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方案：一是改变“英语独大”的局面，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学会一到两门关键语言；二是培养更多具有能源、交通、商贸、物流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关键语言人才；三是建设好关键语言人才库，及时了解人才储备状况，以便据此调整未来的外语规划和政策；四是建设好关键语言语料库并及时更新，以满足关键语言的教学、研究、资政、兴商之需。

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启动的背景下，需要在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第一，在政策层面制定好外语教学语种规划，提出明确具体的关键语言语种相关要求；第二，针对不同语种的外语课程研究，提高外语教学的有效性；第三，复合型人才的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研究；第四，沿线语种语言人才的储备和使用制度研究；第五，为参与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中国企业在经贸、金融、司法等领域提供语言服务的制度研究。

四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

“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理念要求人文先行。语言的文化职能决定了“人文交流，语言先行”。汉语汉字是我国对外代表国家的语言文字，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有利于各方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全面体认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实现预定目标奠定思想基础。

我国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国家设立了汉办，给予了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球126个国家或地区。国内很多高校开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关于汉语二语教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也已经涉及朝鲜、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具有新的内涵和特点。第一，探讨如何主动适应为“一带一路”奠定思想基础的需求，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平等友好，互利互惠”等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有机融入沿线国家的汉语国际教育。第二，探讨如何运用汉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胡范铸等（2014）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应该是“中外社会互动”，是促进目的语社会（中国社会）与学习者母语社会的“社会互动”。第三，全面总结孔子学院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布局中进一步凸显“一带一路”的战略重心，针对不同的国情、语情，对沿线孔子学院布局进行顶层设计。第四，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汉语教育的个案研究。

五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

“一带一路”人文先行，应当发挥好遍布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黏合剂”。

华语教育是做好华人华侨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切入口。华语是指海外华侨使用的含有当地特色的现代汉语。华语教育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国际教育有着本质不同。周明朗（2014）认为，探讨如何帮助华人子弟解决华语学习中遇到的认同困惑是华语教育的关键。郭熙（2014）指出，历史地看，华语在海外的传承是成功的，这种局面还会进一步得到保持；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各种交错的矛盾正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华语传承与传播，比如地域变体纷繁复杂，语言使用中不占竞争优势，还有与“中国威胁论”遥相呼应的“中国语言扩张说”的干扰，等等。

“一带一路”为华语及华语教育研究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汉语规划。李宇明（2014）认为，百余年来，汉语的层级发生了异常巨大的变化，从高到低已经形成了大华语、普通话/国语、地方普通话、大方言、次方言、土语的层级态势；并指出，认识到大华语层次的存在，意义重大，但其发展前途待卜，须由全世界华人的语言规划来决定其走向。李宇明进一步指出，我国的语言规划应当由主要关注中国普通话调整到全方位地关注汉语问题，由主要关注中国内地的语言问题调整到关注全世界华人的语言问题，当然还应扩展到世界的语言问题。第二，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语地域变体的研究。重视普通话与大华语两个层面的协调，沿线不同华人社区之间的语言协调，“既要尊重各华人社区的语言存在现实，也需注意促使大华语向着趋近趋同的方向发展”。第三，加强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华语政策的国别研究，全面了解各国对待华语乃至华人华侨的政策态度，针对不同情况探讨不同对策。第四，加强沿线不同华人社区华语教育的针对性研究。

六 “一带一路”话语体系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反响热烈，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兴趣浓厚。综合各国外交官、媒体、智库专家和学者的反映来看，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的主张高度认可，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疑虑，甚至质疑中国的地缘政治动机。如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的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为打消疑虑、建立互信，传播学界开展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思考；这也需要语言规划积极参与、主动作为。

第一，“一带一路”话语分析。相关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话语亟待改进。郑永年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战”中就曾用过类似话语，让亚洲国家非常敏感。印度对“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因此，对国家层面和各省市关于“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话语进行全面梳理，对核心词汇和相关术语进行色彩分析，进而提出对外宣传的话语策略，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当务之急。

第二，“一带一路”术语翻译。翻译规划与政策是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核心问题是“译什么”“译成哪些外语语种”“各个外语语种怎么译”。国家语言文字部门近年来在本领域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包括英、俄、日、韩四个语种的《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即将颁布实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已经发布了首批81条术语译写成果。当前，急需全面总结相关工作的经验，梳理制定“一带一路”术语表，确定通用外语语种及沿线各非通用外语语种的规范译文。

七 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

智库交流是民间外交的重要方式，是政府间沟通的重要缓冲，因而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培育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加强与沿线国家在语言、文化以及教育领域的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迫切任务。

国内语言文字智库研究已经起步。赵世举（2014）认为，国家语言智库在体制上应“全国统筹，分级建管，多元并存，协调发展”，机制上应“国家引导，智库自主，良性竞争，优胜劣汰”，逐步形成类型多样、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效能优良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新型语言智库体系。2015年1月，国家语委下发了《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规划》,并依托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等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开展了国家语言文字智库建设试点工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语言智库建设研究有三大任务。第一，沿线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现有研究已经涉及中亚、东南亚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需要进一步全面展开，以利于中国政府与沿线各国政府的政策沟通。第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智库加强交流，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多语种的国际语言规划，共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面临的语言交流、语言保护、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等一系列语言问题。第三，提升关于我国语言政策的理论解释力，大力宣传我国多样和谐的语言政策体系，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开放包容、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

八 结语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需要兼顾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就国内而言，主要是探讨现代化进程提速、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带来的一系列语言文字问题及其对策；就国际而言，主要是服务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争取民心的迫切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国人民利益诉求不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舆论工作，争取民心。语言规划应当主动融入，并找准切入点主动作为、积极作为。

语言规划界在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汉语国际教育、华语教育、外宣话语和翻译、语言智库建设等诸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又显示出独特的研究旨趣，形成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任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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