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提要：产业集群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本章首先回顾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技术驱动创新阶段、投资驱动创新阶段、市场驱动创新阶段以及制度驱动创新阶段。从集群的战略环境、集群的组织方式和集群内部的竞争状况分析了当前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的现状和问题。本章从多个方向回顾了既有理论和模型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问题上的看法和观点，指出了其缺陷和问题。接着，介绍了社会网络理论在产业集群问题分析上的意义，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制度嵌入三个方面回顾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转型升级方法。
第一节 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一 珠江三角洲地区集群的发展特征与战略趋势
按照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的观点，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Porter, 1998）。珠江三角洲地区（简称“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国际贸易为导向，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了一批外向型产业集群；以国内需求为契机，通过公司和产业创业活动形成了一批内源型产业集群；以园区经济为载体，通过利用升级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批高科技产业集群和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共同造就了珠三角地区“世界工厂”的经济地位。如今，珠三角地区集群化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产业竞争战略，它涵盖了丰富的外部经济效果、劳动分工经济效果、要素经济聚集效果、网络经济效果、资源动员与激发效果以及制度创新效果。
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看，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战略阶段。
一是，1978～1996年的“技术驱动创新”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率先参与国际分工，获得了先进产业技术知识转移的机会，基于国内宏观经济第一次起飞带来的需求增长刺激，开始在占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领域进行进口产业的技术替代过程。这种替代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利用专业化分工组织，以乡域合作为依托，以聚集经济为优势，快速分解了产品技术，降低了创业经济的门槛，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专业镇”经济。
二是，1997～2001年的“投资驱动创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主要是内生性质的：集群集聚加速产生的发展需求、宏观经济二次起飞产生的市场需求以及乡镇企业改革的投融资体制创新，使得集群内部生产性投资急剧加速。生产企业数量及规模的增长，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发展。成熟配套网络和要素市场的系统优势、先进生产装备和技术的质量优势、行业内部激烈的竞争格局，在成本领先方面形成了波特意义上的母国基地效应。
三是，2002～2008年的“市场驱动创新”阶段。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开始用国内的剩余资源服务世界市场，其产品裹挟的绝对成本领先优势很快挤兑了处于相同产业位势的国际竞争对手。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原材料国际价格的成本波动效应、结构性和系统性产业升级“天花板”，这使得集群的成本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产业集群基于市场和竞争进行创新升级，新兴产业集群开始出现，部分集群与企业开始产业转移。
四是，2009年至今的“制度驱动创新”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变动，使得我国延续30年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国内国际市场并举”的战略。这一阶段以启动和升级国内需求为目标，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手段，通过重新组织国内断裂的经济与产业联系，以市场主体为核心完成产业组织升级，进而摆脱低端价值链的不利地位，重新构筑国家的竞争优势。在此新形势下，如何推动集群企业战略性成长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如何推动集群功能的创新性升级成为新的创新与创业栖息地，如何推动新兴产业集群的发育与增长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成为集群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二 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困境与问题
从战略环境来看，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被锁定在国际“轻工产品”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所有的业态都是围绕这一定位展开（刘志彪，2011）。这种以低级要素参与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限制了“珠三角制造”发展国际品牌、国际营销渠道、关键核心技术的机会；压制了本土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冲动；反向限制了珠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压缩了中西部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庞大但没有高端产品的市场规模；产生了与中西部经济的产业联系障碍；高端制造业限制了珠三角地区本土的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压制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的格局。
从集群组织方式来看，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大都是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自发建立起来的，创业经济阶段形成的产业组织方式已经落后于现实。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制度是理顺集群内部的合作秩序，诱导创新、创造活动发生的关键。当前珠三角地区的相当一部分集群企业仍然缺乏现代制度建设。没有现代的企业制度就培育不出适应升级要求的优秀企业，就改变不了中小企业落后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在集群层面上，表现为缺乏集体协作制度或制度无效、集体行动匮乏，不能有效支撑集群构建新的竞争力。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盟、创新中心、生产力服务中心、联合研发中心、商业服务中介、展会机构、交易市场等缺乏适应转型升级的资源和手段。此外，集群外部的市场制度建设也相当滞后，亟待法制、公平、诚信、统一的市场体系以及便利、高效、充足的营商服务体系的建设。
从集群内部的竞争来看，大量的生产型中小企业商业模式简单，囿于纯粹的价格竞争，企业收益性增长乏力，又受制于要素资源价格波动的生产局面，生产经营困难。由于集群治理失序，假冒伪劣活动容易形成“柠檬市场”，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的不利格局；中小企业既缺乏资源也缺乏动力投资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市场能力建设，模仿抄袭盛行，缺乏新产品开发能力；在企业战略上局限于低成本战略，无法找到差异化战略的空间；企业的商业模式盲目跟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战略行动；在组织方式上，企业之间，尤其是横向竞争对手之间缺乏信任，互不合作，难以形成产业组织方式的战略性创新。企业集群陷入低阶成长道路，无力升级或升级无效的局面比较普遍，甚至部分集群由于竞争力丧失趋于衰败。
三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理论回顾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最早从“外部经济性”的角度来解释集聚能够提升交易效率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关于产业集群的“产业区模型”。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小企业基于相同的社会文化根植性形成了上下游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呈现了马歇尔产业区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被学者称为“第三意大利模式”。皮埃尔（Piore M. J.）和萨贝罗（Sabel C. F）抓住了当时的产业环境与组织特征，提出了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大批量的生产方式垂直分离为小批量柔性生产方式。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加以“CAD/CAM、FMS”的设备升级，使得小企业群可以以小批量应对市场变化和个性化需求（Piore和Sabel, 1984）。
加利福尼亚学派认同柔性专业化学派的时代论断，但是对新产业区的竞争优势来源提出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市场与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垂直分离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垂直分离使得交易环节增加，并且交易的协调变得困难，而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便是形成产业集聚的空间组织形式，集聚促使各种外部经济性的产生并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一种“基于纵向分工、横向集聚、外部经济性”的“新的产业空间”（Amin，1999）。
以斯多波（Stroper M.）为核心的“制度学派”进一步关注集群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认为集群内部不仅是企业聚集，还存在紧密围绕企业运作的行政机构，以及大量丰富的中介组织（Stroper, 1997）。这三类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联系。“黏稠的组织网络”可以导致“社会一致性”，促使规范和信任的产生，社会资本能够不断积累，而这有助于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广泛传播，最终创新活动不断涌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升级（Amin, Thrift, 1994）。
集体效率模型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更强调对合作行为的观察，认为互动不会自动发生，只有内部经常合作且善于合作的集群才能获得“集体效率”（Schmitz, 1995），集体的合作行为是提升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其升级含义表现为关注集群内部中介组织的发展，关注集群内部龙头企业的合作行动领导优势，以及政府在市场失败时的适度干预（符正平，2002）。
以上新区域主义理论对集群的解释主要是基于集群内部的交易视角。很多研究质疑认为它们过于封闭，无论是共同的根植性、聚集性、稠密的网络组织、社会一致性还是集体行动都隐含着行动者必须是当地的或本地化的组织，在理论上人为割裂了集群的外部联系，也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各地的集群实际不相符合（Cooke, Uranga, Etxebarria, 1998；顾慧君，2010）。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集群的关注从区域上升到全球，从外部交易视角将集群发展置于更宏观的经济联系之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集群研究视角。该理论最早的概念是“全球商品链”。商品链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围绕某种最终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而形成的企业网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与环节离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生产在全球呈现碎片化的格局。分散出去的产业环节在全球各地以集聚的形式出现，整体上出现“集中的分散”局面（Kaplinsky, 2000）。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群是嵌入全球商品链中的，只能通过有效地嵌入才能获得发展。
这种研究视角进一步被格里夫教授（Gereffi G.）扩展为“全球价值链理论”，关注生产网络中的价值创造、治理与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本思路就是认为全球价值链有众多的价值环节，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创造的价值离散地分布于价值链中。价值的创造不只限于生产环节，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开发、设计、市场营销、服务等环节上，产品的创新、市场拓展策略、管理等往往成为高知识附加值和高价值获取的关键环节。从这个视角来看，集群的发展要与世界联系，从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的设计、营销等环节转移，才能获得更多价值增值，实现集群升级。
在集群升级问题的解释上，全球价值链理论也存在缺陷：一是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等价于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在结果上将企业的升级等同于集群的升级（Henderson et al. , 2002）；二是把集群隐含地看作一个“简单”的经济系统，忽略了集群作为一个社会知识系统的价值（Bell, Albu, 1999）；三是一方面提出了集群可以根据价值链条逐渐攀升的观点，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链主企业却掌握着价值分配的权力，造成了一种升级无效的矛盾观点（卡普林斯基，2008）；四是在视角上过度重视价值链内部的分析，忽略了价值链嵌入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集群本身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集群转型升级
一 社会网络理论与产业集群
社会网络是指一系列由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个人或组织是节点的基本单位，个人之间、组织之间以及个人与组织之间基于各种人际关系、生产协作关系、商业交易关系、贸易来往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与外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联结”，都镶嵌或悬浮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社会网络之中（姚小涛、席酉民，2003）。有关系就有联结，各种各样的关系与联结搭建了社会网络的基本构架。
现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奠基人是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作为社会学家的怀特成功地对经济学的市场概念进行了社会学结构主义的重新构建，他突破了经济学中市场是一种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的抽象的价格决定机制的理解，认为市场是可以不断再生的社会结构，该结构是由一组特定的公司（生产商）及其他参与者通过观察彼此的行为而演化出各自不同的角色来形成的。怀特的贡献在于“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嵌入市场的社会学视角”。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他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Granovetter, 1973）。格兰诺维特的贡献还在于对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结构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的（Granovetter, 1985）。
科尔曼（James S. Coleman）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只有通过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Coleman, 1990）。科尔曼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增加了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程度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系统的封闭性既可以为组织创造区别于其他组织的资源与能力，也可能造成组织或群落的制度性锁定。
博特（Ronald 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对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博特的看法是“在群体内的思想和行为比群体间更具有同质性，因此跨群体之人会更熟悉另类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一方面，网络会提升企业的异质能力，引发其竞争行为动机；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行为动机受到网络中心度、结构自主性、结构等位和网络密度四种网络机制的影响（Burt, 1992）。博特强调的开放网络的跨结构洞利益对科尔曼的闭合网络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即结构洞可以获得闭合网络所不能企及的跨越组织间结构洞的附加价值，而网络闭合则能实现那些会被结构洞吞噬的价值。
社会网络理论为解释企业的成长发展以及企业间的合作分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是从分析起始上来看，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企业并非经济学视角下的“原子式”存在，也不完全自由地参与市场环境的竞争活动，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社会网络与企业资源获取、企业成长紧密相关。组织可以凭借与网络中其他组织或个体之间的关系获得三类资源：物质资源、信息与知识以及对网络中其他个体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企业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或占据有利的社会网络位置（结构洞）本身就是企业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社会网络又是一种企业间关系的治理机制。社会网络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信任的，可以将各参与者连接起来的合作机制，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群体成员共同处罚机会主义行为的集体行动机制，从而鼓励了合作行为的发生。企业一旦嵌入关系网络，随之而来的关系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企业行为的退出成本。
三是从意义上来看，社会网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来源。传统的竞争优势研究分析的重点局限于企业的外部环境或内部能力，而网络的观点将竞争优势置于一个中层的生态系统架构中进行分析，企业与横向/纵向的合作伙伴、直接/间接的节点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网络，组成了一种跨越多个厂商和多个部门的价值链网络化组织，其竞争优势来自网络中各节点企业核心能力的集成，这就超越了单个企业核心能力分析的局限，更接近于企业运作的社会现实。
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思路是社会网络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关系性嵌入是指网络关系给组织带来的一种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作用机制。格兰诺维特提出可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关系的联系强弱，分别是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以及相互服务的内容。关系性嵌入影响到组织间的合作、资源的交换和组合、共享性知识的开发，是探讨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结构性嵌入是指组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给组织带来的包括信息和资源优势在内的超额价值（Gulati, 1998）。结构性嵌入的研究视角是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系的总体性结构，它一方面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结构；另一方面关注企业作为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结构性嵌入研究的网络关系是多维的，研究重点是网络的密度、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Zukin与Dimaggio（1990）发展了一个新的框架，包括结构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文化性嵌入以及政治性嵌入四个部分。所谓认知性嵌入，是指组织长期形成的群体认知对于组织经济行为的引导或限制。认知性嵌入主要关注群体认知、群体思维、社会认知等对组织经济行为的作用机理。文化性嵌入是指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共有信念、传统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制约与影响。文化性嵌入主要关注共有信念、价值观和传统惯例等对组织经济目标实现的促成机理。政治性嵌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组织，其经济行为受到当地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的影响。政治性嵌入主要关注政治因素对组织经济行为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和激励组织经济行为的某些制度障碍特征。
社会网络理论与产业集群研究的结合成为当前的一个趋势。产业集群一方面是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经济网络，另一方面也是企业主之间、企业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是企业之间的商业网络，另一方面也是企业与政府、大学、公共研究机构和中介组织等之间的关系网络。在产业集群中，一方面，相互信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形成互补性的协调发展机制，形成独特的集群价值观念、信任、合作文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经济、外部经济环境通过各种经济与社会管理深刻影响着集群经济的资源获取与动员过程。
二 关系性嵌入与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关系性嵌入是理解集群独特交易方式的重要概念。从产业起源来看，珠三角地区地理上毗邻香港，很多地方拥有众多的侨乡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海外侨胞率先从地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寻找廉价的要素资源，致力于开发产业代工和产业转移的机会，在无形中为珠三角地区打开了接触世界、参与国际贸易的窗口。属于“弱连带”的海外关系蕴含了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通过询盘、投资等商业活动甚至是简单的捐助行为，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市场信息和投资与贸易的机会。例如，佛山建筑陶瓷产业、澄海玩具产业、虎门服装产业的发端都能追溯到香港商人的身影。华侨回国带来的免税品“摩托车”，促使江门成为全国最大的摩托车交易基地。新技术产品的出现、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使当地看到了进口产业替代的机会，也诱发了当地的产业创业与技术分解活动。
在创业阶段，当地业已存在的个人人际关系网络是创业企业家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重要方式。创业者个人拥有的各种血缘、亲缘关系，如与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以及同缘、同乡、同学等的关系，由于一定的历史渊源在一个高度相关的网络中形成了紧密的嵌入式连带，提供了外部市场关系或其他疏远关系不愿意提供的资源和帮助。例如，可以通过亲属关系进行创业融资；家人和朋友充当人力资源。在企业内部，将亲情和利益相互捆绑，基于规范和期望的社会性治理有效适应了简单的管理要求；在企业外部，强连带蕴含的信任关系产生了人格化的交易模式，降低了组织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参与专业化分工的创业格局；另外，成功创业的标杆经验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社会网络渠道传播到乡邻乡亲，起到创业的示范效应；企业家也乐意对属于强关系的社会连带这种“圈内人”身份者传授技术、市场的知识诀窍。
在发展阶段，集群内部原有的社会关系嵌入新的生产性经济关系，成为企业获取资源、配置资源的主要途径。当大量相关产业企业在地理区域集聚时，交往的便利性有利于累积企业的关系资本。专业化的企业必须不断与上游供应商进行谈判、交易，并由此建立起本企业的经济网络。企业家的信用、信誉、能力等社会属性不断得以呈现、甄别，企业网络开始由原本“匿名”个体的企业间关系转化为有形、具体的企业家间的关系（林竞君，2004）。交易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双边信任与可信度的增加；交易的持续性意味着关系价值的性质发生了转化；逐渐地，口头契约、交易规范、义务与期望在社会网络中产生。此时，企业间的网络关系既扮演了一种信息甄别、筛选机制，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搜集成本与费用；也成为一种隐性的关系治理结构，通过对失信行为的社会网络集体惩罚，减少了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孟韬、史达，2006）。
随着集群的成长，丰富的嵌入性关系，成为一种无形的竞争优势，使得集群弹性专精的组织优势成为可能。随着社会资本的丰富，交易双方之间形成了关系专用性资产、建立了知识分享过程、整合了互补性资源及能力、产生了有效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的协同效应产生了不可模仿和替代的关系租金。关系租金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现行的运营效率，促进相互间的知识交换和学习，更有利于增加双方未来的合作价值，通过激励专用性投资产生创新合作的一致性协调行为；关系租金也有利于企业通过合作伙伴的二度网络寻找新的潜在合作伙伴，促使企业嵌入更加广泛的联盟网络。当集群内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竞争和合作过程中建立起互信关系，提升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就加快了集群内部信息和知识转移与分享的速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集群内的合作绩效。
三 结构性嵌入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企业网络，结构是系统的主要特征，不同的节点资源在同一结构下会形成不同功能的系统，相同的节点资源在不同结构安排中也会使系统产生不同的绩效。集群在演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代理机构安排，例如，市场领域的专业市场、技术领域的创新中心、供应链领域的龙头企业、社会专业化领域的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
这些结构性制度安排产生的绩效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群产业组织的竞争力，这是因为这些结构性制度安排是一种共享性资源（Molina Morales, 2005, 2008），充当了公共物品的角色，为集群其他企业或组织提供了一种区域内部外生的网络资源优势；这些制度安排嵌入集群社会网络，互动性的外溢效应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播；围绕着这些结构性制度安排的资源流动，在集群各类主体之间形成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基于网络的合作效应；这些制度机构了解本地发展实际容易产生“私序”制度形成治理效力；这些结构性制度是连接域内、域外互补性资源的桥梁，其域内、域外社会网络的双重嵌入性非常有利于全球网络资源的知识转移。
以珠三角地区广泛出现的专业市场现象为例。专业市场是弥补珠三角农村地区工业化过程中要素市场和流通市场不完善而在集群内部出现的一种地方性、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专业市场的出现，形成了卖方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外部化的市场流通能力；销售的规模经济带动了集群规模的扩张、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专业市场作为信息中心，订单及其背后的规范、标准、偏好、质量要求与规格信息随着集群内部社会渠道扩散，形成知识外溢效应；以专业市场的组织为动力，本地的制造商、贸易商、会展/物流/金融组织逐渐形成；专业市场上的市场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制造商、中介组织、政府部门之间形成各类本地网络关系，与集群外的采购商、跨国公司、贸易商、展会机构、贸易/金融/发展促进组织的合作推动了专业市场加入全球交易体系，专业市场成为一种既嵌入全球网络也根植于本地集群的制度机构。这一过程既催生了正式的交易规则，也培育了新的社会信任；既产生了本地网络合作效应，也形成了全球知识转移效果。
四 制度性嵌入与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制度是理性个人在相互理解偏好和选择行为的基础上的一种稳定结果，这种稳定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制度被看作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一种能够提供有效的经济刺激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制度成为探讨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社会学家迈耶（M. Meyer）就强调必须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研究、认识各种不同的组织行为，去阐释各种不同的组织现象；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集群经济嵌入全球化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双重环境之下，探讨其升级转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分析其嵌入的制度环境及其带来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集群本身制度具有制度嵌入性。集群的各类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嵌入外部的制度环境中，从本质上说是外部制度环境在区域产业的具体反映或替代演化；集群现有制度的运行也依赖于现有制度环境的约束性，集群的制度创新不可能完全超越当前的制度环境；集群制度的发展与变迁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主导，受到制度环境的系统性激励。另一方面，集群战略主体行为也具备制度嵌入性。如果说嵌入性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总是在各种约束下的，制度嵌入性则是指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制度约束（王宁，2008）。具体来说，制度限定了选择的范围与边界；制度影响了选择的方向；制度限定了选择行为的理性程度；同时，制度预期会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从而支配经济人的行为。
实现珠三角地区集群转型升级，离不开集群嵌入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优化与创新。第一，集群的转型升级需要良好的商务环境。产业集群是有生命周期的，特别是面临过度竞争、柠檬市场、集群信息封闭、聚集不经济、挤出效应等风险时，很难找到合适的成长空间，这时就需要从外部寻找适宜的资源和成长空间。但是，当前的商务环境存在很多的制度障碍，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例如，金融体系低效率、抵押担保不健全、金融立法不完善、中小金融与民营金融发展滞后，这些障碍从供给上造成了融资的困难。一些体制障碍也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全国性的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缺乏鼓励措施严重限制了企业实行地区扩张、资产重组与产业调整活动；同时为民营企业服务的资产评估、投资咨询与融资、资产重组与改制、信用评价等中介机构较少，不能协助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获得成长。行业准入的限制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当前支柱性服务业基本上是受管制的。这些障碍造成当前大量的“标准型”竞争企业被压到技术含量较低、市场充分竞争、依赖劳动密集型要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
第二，转型升级需要加强创新要素的供给。良好的区域创新机制对集群的创新与创造活动具有战略意义。当前滞后的科技体制、产业体制、政策体制制约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对传统产业“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核心”的政策不足以形成区域创新能力；对战略产业的保护和重点投入也难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同质化、碎片化、项目导向的科技政策割裂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各地普遍存在争相模仿和过度运用产业优惠政策的现象，忽视了产业发展本身对科技和其他要素需求的规律（刘城、林平凡，2013）。政府的政策重心应转到培育区域创新体系方面，以集群创新需求为出发点，营造适宜产业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建立共同学习的机制，以此加快知识创造与扩散的速度，从而使区域经济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
第三，转型升级需要强化正式的制度。集群治理是维系集群内部良性合作秩序、形成集体竞争力、保证集群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升级的关键工作。当前集群治理的不足表现为：大量中小企业陷入价格竞争陷阱；创新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资源匮乏，导致公司成长的高级投资难上加难；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和教育、集体诉讼等行动难以开展；政府有心干预，无的放矢，揠苗助长；行业协会、公共服务机构服务不足，效率低下；集群内部合作匮乏，社会资本薄弱。在开放的集群环境下，仅仅依靠集群内部原有的社会网络治理是不够的，强化外部管制活动的效力能够为集群的内部治理带来制度互补的效果，加强司法改革使得法律成为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的底线，为集群交易的扩张提供保证。
第四，转型升级需要万众创业的社会氛围。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独特的治理机制，起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能够把行为者和公司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集群的转型升级本质上是一个重新融入国内经济组织的过程，也是一个传统产业和新技术、新产业相互融合提高生产力的过程。这就需要站在开放的角度上，从更高的经济联系层面重新组织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人力要素和商业化资源要素的联系，也就是需要万众创业的社会氛围，推动新的宏观社会资本的涌现。有研究表明，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在不同公司、个人之间传递信息和技术，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组织（Saxenian, 1991）。例如，稠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存在于工程、教育、风险投资、律师、会计各行业内部，也存在于这些行业之间，硅谷的公司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各种关系网络来建立新市场、生产新产品、开发新技术。
第五，转型升级需要建立新的激励系统。只有形成转型升级创新导向的激励系统，才能实现万众创业的社会氛围。在这里，适宜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是一个先决条件。深圳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值得借鉴。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深圳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市场等要素市场体系，为商品、劳动力、资本、企业、技术等生产要素提供了一个自由流动、相互结合、嫁接的场所和舞台。深圳在实现简政放权，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不断降低创业成本、释放创业机会的同时，从人才政策、产学研政策、科技中介培育、产业技术政策等多个方面积极推动创新体系的完善，最终诱导市场主体完成了由“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转变，实现波特钻石模型意义上的系统性、结构性竞争优势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