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教士与皇帝

据现有的史料，钢琴最早传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觐见万历皇帝。所献礼物中就有“西琴”：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船，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

对于利氏所贡之西琴，其后都有不少记载。如明代万历年间曾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的冯时可曾记载：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

清代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则对此琴的形态、属性等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记载：

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

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此时的“西琴”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即“克拉维科德”（Clavichord）。对于这个贡物，神宗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据利玛窦所记：“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贽物，赴京师献上，间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于是就命令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Pantoja, Didaco de, 1571～1618）学了一个月弹奏法。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而庞迪我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教师。

其后，明崇祯十二年（1639），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 1582～1649）进呈崇祯帝“西琴一张，风簧一座”。次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在明宫制作新琴未能成功，但修复了先前利玛窦进献的西琴，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古钢琴构造与演奏方法的《钢琴学》。

至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荷兰使臣献古钢琴一架。到康熙时，西洋乐器传入宫廷者渐多。康熙帝本人也对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着极大的兴趣。据法国传教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S. J. , 1833～1891）的《1522年至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著述提要》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1708）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拜见康熙帝，康熙帝曾命徐弹奏宫中古钢琴，即拨弦古钢琴，并弹奏了中国曲调。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召见徐日升与Grimaldi（疑为Gherardini），命他们“用以前赠送给皇帝的风琴与古钢琴演奏”。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清内宫暖阁见“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在渊鉴斋又见“西洋铁丝琴一架”。其间，传教士还在宫廷内仿制钢琴。《蓬山密记》就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二十根”的记载。这一时期，徐日升还担任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据《蓬山密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也就是在师从徐日升的三十年后，康熙皇帝还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这不仅表明了康熙皇帝有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还表现了把中国乐曲应用到西方键盘乐器上的能力。

康熙四十七年（1708），徐日升去世。三年之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接替了徐的工作，担任了宫廷乐师。当时德理格觐见康熙帝时，康熙帝曾命他演奏古钢琴以测试他的音乐水平。后来德理格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演奏才华，还以《律吕正义·续编》著名。到乾隆时，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记载，乾隆时宫中配置有西洋乐队、铁丝琴（古钢琴即为其中的一件乐器）。

十分遗憾的是，国人对钢琴的喜好，仅仅发生在万历、康熙及乾隆等少数帝王身上，其作用与影响非常有限。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清政府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外交流的大门也随之关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钢琴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重新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