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及研究切入点

一、农地边际化与粮食安全

（一）农地边际化

最早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土地利用研究的是一些土地经济学家，他们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土地利用的集约度、集约边际与边际土地等相关概念[24]～[26]。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被解释为一种高效的农业经营方式，即在既定的土地面积上，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与技术手段，使投入的物质资料与劳动量获得最大产出的一种生产经营模式。集约度的高低与单位面积土地上资本、技术和劳动投入量的多少相关[27]。理论上，在不同投入水平下，土地利用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依据是粗放边际和集约边际的临界点，粗放边际的临界点处于其投入与生产收益相等的点；集约边际的临界点处于其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28]。粗放边际临界点之前的阶段为粗放利用阶段，集约边际临界点之后的阶段为过度利用阶段，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阶段为集约利用阶段[29]，这种集约利用土地的方式是较为合理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30]，规避了粗放利用与过度利用给土地和生产经营者带来的损失。事实上，土地利用除了通常随面积变化或用途转移而发生变化外，还会随集约度变化而变化[31]。地租理论认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表现为，在对土地产出品的需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该种产品的土地播种面积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物质资本与活劳动的投入产出率；而土地的粗放利用则正好相反，对土地产出品的需求下降导致部分土地或被抛荒或被转作他用，单位面积土地上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减少。当农产品需求发生变化时，集约边际和粗放边际决定究竟是采取调整面积还是调整集约度的方式来加以应对[32]。可见，需要将农地边际化与农地面积变化、农地质量高低、农地集约边际与粗放边际的边界等概念结合起来理解。

由于农地边际化涉及的方面较多，对其含义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它是经济生产能力处于边际化时的那种状况[33]；有的认为它是农地收益从多到少的变化过程[34]；有的认为它是一种受系统性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一个在现有农地利用结构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地失去生产能力及经济利用价值的过程[35]；还有的认为它是农地收益从多到少的变化过程，或者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生产能力的过程[36]。尽管对农地边际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其驱动因素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农地边际化是区位、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37]。

（二）农地边际化与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的概念几经修改，但基本含义没有改变。张晓山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粮食安全：其一，在生产上能够产出数量充足的符合需求目的的食物；其二，在供给上能够保障食物的稳定供应；其三，在需求上能够保证食物需求者均能获得食物[38]。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从宏观层面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粮食安全观。要确保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粮食，最根本的是要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农用地增加侵占了大量耕地，城市用水增加挤压了农业用水供给，以及粮食产能得以维系的农业自然生态资源基础遭到损害等，影响了其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39]。傅伯杰等人在《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可持续利用研究》中利用马尔可夫过程模拟结果，发现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并稳定在某一状态上时，这一状态将给社会的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40]、[41]。刘成武的研究表明，农地利用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农地集约度、农作物播种面积、农地的弃耕撂荒等的变化，这些变化同农地边际化密切相关。农地面积、耕地复种指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和粮食单产水平影响区域粮食总产量。其中，农地面积减少会对粮食总产量造成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单产水平、增加复种指数、加大粮作种植比重等措施来缓解，但这有技术边界限制[19]。由此可见，农地边际化下粮作面积减少、耕地利用粗放化进而弃耕撂荒，不仅会影响到粮食总产出水平，而且会损害粮食生产潜力，更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大计[36]。

二、农地边际化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

（一）农户行为理论及农户的土地利用

农户是以姻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42]，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最早来自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他们将小农经济当作商品经济欠发达时期的经济形式，认为小农经济将被资本主义规模经济所取代。然而，这一预言与现实并不符合。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后，小农经济以及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家庭农场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小农经济的复杂性及顽强生命力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43]。

最早对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以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将边际理论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及家庭周期说作为理论基础，对农业经济结构和家庭农场的生产组织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其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小农行为目标区别于资本企业主经济行为目标，小农经济理性目标为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化。在农户家庭决策上，劳动者效能的发挥缘于其家庭消费需求，并受劳动力自身能力的限制，由此恰亚诺夫推定改造传统农业之路为引导小农走向合作[44]。后来恰亚诺夫理论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小农经济的相关研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g）等从哲学层面和制度维度来分析小农行为，认为应以适当方法与分析框架将小农户经济行为选择当作社会的“制度过程”，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市场萌芽前，小农户的经济行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45]。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Scott）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小农经济追求生存理性，将“安全第一”作为首要原则[46]。

理性小农学派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并不认同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小农具有“生存理性”的观点，他指出，一个竞争的市场运行于小农经济中，与运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无不同。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小农与资本企业主的经济理性目标一致，追求利润最大化，能够在要素价格反应上做出理性选择，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传统农业的封闭并非缘于小农“非理性”，而是缘于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改造传统农业需要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并保证在现行要素价格水平下实现其利润，农户则会追逐最大化的利润。据此，他提出应在现存的组织和市场中通过确保合理成本水平下的现代生产要素供应来改造传统农业[47]。理性小农学派考虑到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寄现代农业的希望于“小农农场”而非资本主义农场[43]。

与实体主义的组织-生产学派和形式主义的理性小农学派相比，现实主义的历史学派将农户的生产与消费统一起来。黄宗智为历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于1985年提出了“拐杖收入逻辑”，即小农家庭收入由农业家庭收入与非农用工收入构成，前者为主收入来源，后者为辅助收入来源。黄宗智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数个世纪的农业发展轨迹，总结出来中国农民既非完全恰亚诺夫意义上的生计生产者，也非舒尔茨所指的最大化利润追逐者；中国农业发展路径为“无发展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黄宗智进而提出，迫于家庭生计需要，小农将其劳动边际报酬压低至雇佣价之下，这虽不符合经济理性原则，但对处于温饱边缘线的小农消费者而言极具“边际效用”[48]。由此可见，分析小农行为动机，应将农户家庭农场作为集农业产出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单位，将其置于企业行为理论与消费者行为理论组合框架下。

在上述经典农户经济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对农户理论做了创新性的演绎与拓展，如小农制度理性经济假说[49]、社会化小农的理论假说[50]，以及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视角对近现代史上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探索性研究[51]～[56]，它们均为分析农户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农户农地投入行为

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可被理解为在现行社会经济条件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户所表现出来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反应[57]。对于农户的农业投资，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将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发生的现金流量作为投资，并将支付流动性费用的短期投资与购买固定资产的长期投资区分开来进行研究[58]、[59]；有的学者将农户投资理解为扩大农业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所投入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过程[60]；有的学者则从土地视角将农户投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与土地相连的不可转移的投资，如打井、农田基建、种绿肥、施有机肥；一类是与土地不相连的投资，主要是指建造塑料大棚、仓库，购买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61]～[63]。事实上，关于农业的长短期投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到过：只要是为改善农地基本设施条件而做的投入都可归（并）入长期投资，而当年就能够收回成本的投资都可理解为短期投资[64]，且马克思认为将农业投资加以划分有利于对其进行细化研究[65]。

农地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素，必然受到农地制度安排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出现了土地使用权不稳定以及交易权不完整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土地的频繁调整和农户间土地的非正式流转。有学者将土地调整形象地比喻为“随机税”，因为土地可能在不确定的时期被收走，且它一旦被收走，农户之前的资金投入就会受损，而这部分损失可被视为一种税收而被土地调整政策或措施“拿走”[66]。Yao和Wen认为土地承包权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农户投资的积极性[67]、[68]。尤其在农地调整频度较高的地区，农户会降低“绿肥”的投入[69]。因而，降低农地调整频次、延长农地承包期，有利于农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进而有助于优化配置有机肥与化肥的用量结构[70]。有学者进一步实证证明，稳定的农地承包权与农户投资呈正向关系，相反，不稳定的农地租赁经营权与农户的投资呈反向关系[71]。姚洋还实证研究了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关系：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不仅会影响农地投入要素的配置结构，而且也会影响农地的流转以及农地产出的效率[72]。何凌云、黄季焜运用广东省的数据也证实了，农地承包权、经营权等权属之间的转换及稳定性对农户农地的长期性投入与短期投入均有影响[62]、[73]。而朱民、尉安宁、刘守英的研究表明，农地经营权的稳定性并不直接对农业总投资产生显著影响，但当将农户的投资区分为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时，农地经营权的稳定性则会使农户对农地投资的偏好倾向于长期投资，且其对资源稀缺的农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61]、[74]。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与农户对农地的投入的相关性并不是很明显[75]；农地的调整对农户短期性的生产性投资影响较小[76]，对涵养水源、培养地力、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等长期性投资的影响也不显著，影响农户农地投入的重要因素是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预期的不确定[77]。许庆、章元以及Kung等学者的进一步实证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78]、[79]。尽管很难对农地制度与农户农地投入之间的关系做出一致性的判断，但多数学者认同土地承包权的稳定能够使土地所有者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80]。

（三）农地边际化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

农地利用的变化对应农业的增长与衰退[32]。在与增长有关的农地利用假说中，马尔萨斯假说尽管因没有考虑人的能动性特别是农业技术的进步的因素而备受非议[81]，但在农地利用发展史上，有大量的例证支持马尔萨斯的假说[32]。后来，博斯鲁普（Boserup）通过对小农经营演进的考察表明，增加农地的产出量不仅需要提高技术水平，而且要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而推理出：农业发展史就是土地集约边际被技术进步逐步提高的过程[32]。博斯鲁普的结论更倾向于市场参与程度更大的现代农业[82]。不同于马尔萨斯假说与博斯鲁普假说的吉尔茨假说强调土地利用系统集约度的弹性[83]。吉尔茨（Gectz）强调了两种极端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现集约度的弹性越大，其土地利用系统的潜力也越大，可通过使农地利用不断逼近集约边际的边界来满足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84]。由此表明，在食物的刚性需求下，考虑到现有生产条件，理性的农民可能会选择种植集约度高的作物，而不是扩张农地面积[32]，这类似前述黄宗智的“过密化”小农的土地经营方式。与土地利用集约化假说相对应的是Brookfield的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Brookfield的研究表明：当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时，农地利用中就可能出现粗放经营或耕作面积减少的现象[85]，如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地曾出现的劣质土地粗放化和边际化现象[86]。当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退耕土地可能又开始被耕作，因而，农地边际化亦可能是短期现象，且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32]。

在农地边际化的动态演进中，农户类型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关于农户分化对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尚存在分歧。关于农地规模分化，一些学者认为超过适度范围的大规模经营没有明显地拉高产出效率[87]，甚至可能会导致农地产出效率降低[88]～[90]。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农地产出效率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91]。关于行业分化，大多学者认为农户兼业程度与农地产出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并且农户兼业导致了农业投资的分散，影响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92]。当前，作为农户主体，兼业农户在一定程度对土地流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了影响[93]。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兼业化滞留”，并认为需要客观地对这一现象予以引导[94]。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兼业农户的农地产出效率也会高于专业农户[95]，兼业有利于提高农地经营效率，并推动农民组织化的演进，改变农户投资结构，促进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96]、[97]。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众多学者运用农户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如梁流涛等用计量模型估计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98]。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方法与运用的数据不同，得出的结果仍有较大差异。

总体而言，关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问题，学者们大多从农地制度、农地规模、非农就业以及农业信贷等视角来研究，从农地边际化视角对其进行探索性研究是近年来的事情。当农地出现边际化时，农户为应对农地产出收益的下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的农户通过劳动力转移、提高非农劳动参与程度[34]、[35]等途径来同边际化现象抗争；有的农户则选择削减投入或暂时性的抛荒；有的农户会采取培育土壤肥力等方式来改良农地[37]；等等。与农地边际化密切关联的农户投入不足问题一度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较多学者认为稳定的土地承包权能够促进农户长期投入[47]，而一些学者认为地权稳定与农地长期投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此关系的具体内容可能与所处的农业阶段等有关[35]。事实上，无论是长期投入，还是短期投入，农户都要考虑其风险，只有农地投入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户才愿意投入[34]、[99]。影响农户农地投入回报的因素不仅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以及产出品价格，而且有政策等[100]。关于政策的“双刃剑”效应，众多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欧美等国的与生产“脱钩”的直接支付政策和粮食专项补贴政策等有利于刺激农户投资，但也导致生产、贸易以及农业要素市场产生扭曲[101]。因而，对农地经营者，尤其是粮食种植者的补偿需要考虑其最优的投入水平，改变其资本约束状况[102]。

在借鉴国外农地边际化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从经济地理学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进一步区分了真性农地边际化与假性农地边际化、低端农地边际化与高端农地边际化，并对如何诊断它们设置了相应的指标[18]，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在农地边际化下，农户农地投入的响应行为表现得极为理性，动态调节了农地的要素配置结构和土壤肥力以及合理调整了耕作品种[103]、[104]。在非农就业机会与产业间比较利益差异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农户会采取兼业经营模式，缩减单位农地面积的劳动力、资金投入，弱化对地力的培育，对农地进行短期性经营[105]。这种不利于农地可持续利用以及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行为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加以规制[106]。此外，农地保护的外部性与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对农户投入进行补偿的客观必要性[107]。当前对种粮农户的补贴存在制度缺失、力度不足、范围广、方式不合理及政策落实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而导致补贴效率偏低，对农民收入贡献甚微[108]～[110]。特别是直接补贴无效率的区域多集中在粮食主产区[111]的现象更值得深思。为此，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地竞争力成为当下粮食补贴政策的调整方向与目标[112]、[113]。

三、研究切入点

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罕有将其置于农地边际化背景下去研究的。事实上，单维度研究农户微观层面的投入行为和农地边际化的演进规律，不能较好地反映农地边际化对农户农地投入的传导性、结构性与系统性等的影响。构建兼顾宏微观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投入的利益补偿机制，迫切需要深度把握农户行为与其利益诉求的内在规律，厘清合理调控农户行为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实现的机理。为此，本书基于农地边际化视角，将农户农地投入的微观行为，纳入国家宏观政策目标实现的框架中去考量，探索能够实现宏微观目标兼容、政策措施统筹、动态调节有度且符合国情国力的利益补偿机制，以期发现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