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工人

当代中国工人的状况与地位变迁

李炜 田丰

回顾中国当代历史，不难看到工人阶层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新中国成立后，工人在政治上一直被视为核心社会力量和领导阶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深入，计划体制的瓦解和市场化的引入，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工人在人数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阶层内部的差异性大大增加。本文将着重分析和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般而言，在中国，工人包含有两个不同的内涵：一是政治意义上的工人，即认为中国工人是一个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等在内的统一整体，知识分子、机关干部是工人的一部分。在此界定下，工人在理论上被视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和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按照《工会法》的释义，“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具有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也可以视为工人的内涵。

二是职业分层意义上的工人。社会学研究者一般更倾向于将工人视为一个阶层或者群体，即从事二、三产业的基层工薪阶层，并将工人与管理者、知识分子相区别。本文使用的工人概念，其内涵也主要是职业分层意义上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内部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促使工人内部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工人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单一格局逐渐被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蓬勃发展所打破，非公有制单位成为工人就业的重要渠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集中在工业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所改变，第三产业成为工人就业的主要去向；严格户籍控制政策松动，城乡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被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取代城市工人成为工人的主要力量。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工人内部结构的变化。

（一）就业单位的分化：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职工比例不断增加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中国大陆基本消失，以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为代表的公有制单位成为工人就业的唯一渠道。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1978年全国职工有9949万人，其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是7451万人，占职工总体的74.9%；在城镇集体单位就业的是2048万人，占20.6%（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两者相加，几乎就是全国职工的总和。单一的公有制单位就业模式被经济改革打破，到1984年，在职工就业单位性质的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以“其他”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根据图2-1-1所示，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职工在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数量仍然保持增长的态势。1984年，全国职工共计1189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其他单位类型的职工只有37万人，比例仅为0.3%。1984年之后，非公有制单位就业职工数量快速增长，到2008年已达到4766万人，占职工总体的比例为41.4%，与1984年相比，增长128.8倍。

同期，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职工比例出现较大波动。1995年之前，国有单位就业职工数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995年，国有单位就业职工达到最高的10955万人，比1978年增加3504万人，占总体比例为73.5%。而国有企业制度僵化、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成本增加、效益下降的弊端愈加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砸三铁”和优化劳动组合，导致出现一定量的失业现象（邢连仲，1992），但并没有显著减少国有单位的职工数量。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亏损面逐年增大。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 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邹东涛，2008）。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开始战略性改组，其中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后者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这也被学者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原来的隐性失业显性化（李培林，1998）。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字，1992～1997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到1997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1998～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从图2-1-1中可以看出，1995～2008年，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10955万人下降到6126万人，减少4829万人，占全国职工的比例也下降到53.2%，与1995年相比，减少20多个百分点。而由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大规模出现，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左右，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3%，到2004年之后，超过并维持在4%以上。

过去20年，职工就业单位从单一的公有制单位过渡到多种经济成分单位并存，这是中国工人内部最大的变化。它凸显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对工人的深远影响。

（二）就业结构的改变：第三产业成为工人就业的主要去向

由于计划经济时实行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工业发展的速度要高于服务业，且重积累，轻消费，工人在产业间分布也是第二产业比例要高于第三产业。1978年，第二产业就业职工达到6945万人，占全部就业职工的37.0%；第三产业就业职工4890万人，占26.0%。就业人口在第一、二、三产业分布比例为37∶37∶26。

改革后，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和服务需求，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相对集中在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和服务需求的轻工业与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就业职工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同期，国有企业集中的重工业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到90年代中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职工数量已经基本持平。1994年，第二产业就业职工为15312万人，比例占33.2%；第三产业就业职工为15515万人，比例为33.6%。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破产、兼并、重组，导致第二产业部门内就业职工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甚至在1998～2002年出现就业职工数量下降状况。而同期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较大提高。这里的第三产业包括一些新型服务业，如航空、通信、信息、金融、保险和其他服务业。过去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在第三产业中，首先是改变交通、通信事业的落后状态，其次是发展商业服务业。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航空、通信、信息、金融等服务业对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望尘莫及的。拿手机和电脑来说，90年代中期的时候它们仍然是“稀罕物”，一般老百姓消费不起。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这些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普通老百姓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而，第三产业就业职工数量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到2008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规模达到25717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37.9%。中国就业人口的产业分布由大到小从1978年的一、二、三结构，彻底转变为三、二、一的结构。

（三）专业技能的提升：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数量快速增加

改革之初，中国工人队伍中技术人才是极为缺乏的。到1989年，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城镇职工中，学历在大专以上的比例仅为7.5%。随着中国制造不断向高端迈进，产品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工人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能力也越来越强。2008年，在工业部门就业工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1.4%。这部分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大部分属于白领工人，在工厂内很少从事一线直接生产活动，而多从事技术工作。尽管中国工人还没有出现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白领工人多于蓝领工人的现象，但白领工人增加也证明改革后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中国工人技能水平的提高还体现在获取技术证书的人数逐年增加。1996年，全国获取技术证书的工人数量为214.7万人，到2008年，全国获取技术证书的工人数量为1137.2万人。从技术工人内部结构来看，获取中高级技术等级和技师资格的工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高级技师，1996年全国获取高级技师资格人数仅为2263人，2008年全国获取高级技师资格人数为63323人，增长近27倍。

事实上，虽然中国工人的技能水平得到提高，获取技术证书的工人数量快速增加，但与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相比，技术工人短缺成为困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人社会地位不高，特别是改革前后鲜明的对比，使人难以技术工人为就业取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做的调查结果来看，在经济收入上，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人收入水平并不低。城市工人中从事技术劳动的年收入平均为20400元，从事体力劳动的收入为10908元；农民工从事技术劳动的年收入平均为15326元，从事体力劳动的年收入平均为10439元。这意味着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

（四）收入差距的扩大：垄断行业和暴利行业职工收入偏高

改革开放之前，固定用工制度使大部分工人之间的收入无太大差异，在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也不突出。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职工平均年收入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是社会服务业，平均年收入为392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点。

经济改革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有所增加，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异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到1996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职工平均年收入为9734元；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职工平均年收入为4845元，前者仍然是后者的两倍多点。这一阶段，不同行业间职工收入有较大变化，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格局仍然存在，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与改革前差异并不明显。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行业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垄断和暴利行业的出现。交通、通信等垄断行业和房地产等暴利行业的职工收入明显要高。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居多的行业收入偏低。比如建筑、制造业农民工比例较高，收入偏低。从职工收入来看，到200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职工平均年收入分别为61841元和56642元；收入最低的行业是建筑业和制造业，职工平均年收入分别为21527元和24192元。收入最高行业是收入最低行业的2.9倍。

行业间职工收入差异的变化既凸显经济改革后收入分配市场化格局的形成，又表现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垄断行业职工成为工人中获益最大的人群。

（五）“新工人阶层”的壮大：农民工成为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和劳动力市场化也为中国工人增添新的力量——农民工。农民工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经被称为“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随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1985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数还只有约335万，而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2286万人。直到1990年，乡镇企业仍是农民在职业上“农转非”的主渠道。

到1990～1995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根据多项大规模全国抽样调查结果，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5%左右，据此推算1995年流动民工数达到6600多万人。有学者估计（杨聪敏、杨黎源，2009），1987年农民工数量就接近1亿人，到2007年大约为2.46亿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监测报告，2009年全国农民工共计2.3亿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在一些行业中，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刘军、陈兰，2005）。

尽管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被拖欠时有发生；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新华网，2006）。即便是与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的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更低，但社会态度较为积极（李培林、李炜，2007）。长期城乡有别的二元分割制度体系，使农民工自诞生之日起，就难以融入城镇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城镇居民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等）排斥。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处于弱势社会地位。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发现，在同等学历下，农民工的收入明显要低于城市工人，特别是在大专以上学历的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二 改革开放后工人的三个主要变化

中国工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经历了企业改革、下岗、失业等惊涛骇浪。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工人与30年前的工人相比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回顾工人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最近30年中国工人的变化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从“政治身份”到“职业身份”的变化，从“依附关系”到“契约关系”的变化，从“单一性人群”到“多样性人群”的变化。

（一）从政治身份到职业身份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在中国成为历史，工人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不复存在，而且是因为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我国工人阶级从‘无产’变为‘有产’——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另一方面，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处于领导的地位。”（顾建键，2002）在此意义下，工人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所有具有非农户籍，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职工”。这里至少包括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层、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工人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身份，而非职业，是指处于领导地位的劳动者所形成的阶层。按照身份划分阶层的标准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政治身份是社会分层的最重要基础，中国社会大致形成了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的一部分）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200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中职业分层是社会分层的基础，它不仅反映了经济、财产、收入地位，而且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和声望分层中的位置。工人从政治身份向职业身份的过渡，主要体现在工人的结构变化上。经营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逐步从工人队伍中脱离出来，转而成为管理者阶层和中产阶层；农村改革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融入工业化浪潮，成为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工人队伍，甚至在部分行业成为主力。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已经分化为上中下三层、六个职业群体：上层是管理者阶层（包括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企业经营管理者）；中层是中产阶层或者白领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下层是工人（包括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失业下岗工人）。但这一结构又有开放性，各层次之间是相互流动的。因为工人构成复杂，许多人在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域地频繁流动，职业身份经常变化。

工人从政治身份到职业身份的变化，实质上透露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中国从身份固定化的制度向更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制度过渡。

（二）从依附关系到契约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特征是国家垄断社会资源，扮演全能者的角色，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分化程度低、同质性高，是“总体性社会”，而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这个组织中介实现的（李培林，1992；李路路、李汉林，2000）。在单位制下，工人成为依附于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国家、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是三位一体格局，工人对于工作单位，有着家庭般的情感色彩。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对工人来说，他们就是从计划经济下的依附国家的“主人翁”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独立自主的雇佣劳动者（谢海军，2009），工人与企业的关系从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

随着政府逐渐退出企业，企业经营管理权独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工人组织在企业中地位下降，许多企业管理层试图将他们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所有权转变为法律上的、完全的所有权（吴敬琏，2008）。管理者的权力得到强化，普通工人基本上不能投票选举或更换企业领导，不能参与各项重大决策包括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张兴杰、黄频英、苏巧平，2003）。工人无法再借助政府赋予的政治身份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三位一体”格局变成利益冲突的格局。由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雇佣劳动关系。特别是大规模国企破产之后，工人因为下岗、分流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冲突。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加剧。1996年劳动争议案件为41697件，之后呈直线上升趋势，1999年就突破10万件，2003年超过20万件。到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前后，劳动争议案件更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650077件，是1996年的15.6倍。

随着工人与企业的关系从依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变基本完成，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也将逐步由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手段的控制，转变为以用人单位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调节。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将会不断扩大和加强。雇佣的弹性化导致非正规劳动关系大量增加，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从单一性人群到多样性人群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职工总数有1.24亿，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0.7%，绝大部分集中在公有制单位就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我国工人队伍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内部构成亦发生变化，工人的内部构成多样化了。

首先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差异。白领工人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据较大比重。他们在改革之前是工人中的一个阶层，与工人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无本质差别。改革后，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凭借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在社会和企业中获得了比工人更好的经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上都要优于一般工人。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差异体现了财富创造中群体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还体现出在现代化背景下工人内部差异的增大。

其次是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差异。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差异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用工“双轨制”。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后来者，不仅承担原先城镇职工干的“苦、脏、累、差、险、重”工作，而且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面临双重歧视，即在岗位获得上受到“进入”歧视，在工资待遇上也受到歧视——同工不同酬（蔡昉，2005）。造成农民工不公平社会待遇的原因既有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也有社会制度设置不合理等。但从根本上说，农民工作为当前工人的主体，他们与城市工人的差异是工人内部构成的最大差异之一。

最后是工人在不同性质企业和行业间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将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推向市场，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分行业和企业仍然保持着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以国家扶持、管制经营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垄断行业和企业。这些企业和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在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工人能够获得比一般企业更高的收入和更优厚的待遇，这也构成了工人内部的分化。除此之外，性别和年龄结构差异也是工人内部构成差异。但与其他各类差异相比，这种差异的原因更为隐形，不容易被发掘。

对于从工人中分化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从农民中派生的农民工，他们很难再像改革前的工人一样，无论在经济社会地位，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都具有极大的共性。工人阶层的分化，不仅包括职业和收入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不再被视为一个完全单一和同质的社会群体。

三 中国工人的前景

2009年金融危机下，中国工人和中国央行行长一起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而真实的故事是，中国工人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以辛勤劳动换来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虽然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蛋糕里，他们只能分到微薄的部分。与改革前相比，工人往往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工人是改革前政治经济地位较高、获得利益较多的群体，改革后其内部结构复杂化了，绝大多数总的来说还是“利益获得者”，但有一部分是“利益相对受损者”，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利益严重受损者”（如下岗失业的年龄较大的所谓“4050人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工人都被认为是近10年来受益最少的社会群体之一。

工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认为，“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许叶萍和石秀印（2006）认为，决定工人发展方向的是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的诉求进行合理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以实现工人所期望的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给工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工人内部构成发生极大的变化：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工人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职业阶层；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工人与企业的依附关系不复存在；在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工人比例增加，并成为主要部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分化，日益成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工业化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镇中来，他们同样从事工业劳动，在收入和社会保障上却远远不如城市工人。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工人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不再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性。

中国产业工人的现状，给中国发展模式带来一些思考。中国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增长，不可能永远建立在农民工低廉的报酬、恶劣的工作环境、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基础之上。如何减少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将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的社会群体，走向“共同富裕”，是“富裕”起来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那么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一般民众普遍获益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上较严重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使利益格局逐渐失去平衡，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并使社会危机的风险加速积累，从而成为我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郑功成，2010）。未来中国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方向，也将决定中国工人发展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