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背景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比较一直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但直到最近它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问题。两个有如此大的人口规模、有着相似悠久历史的比邻发展中大国几乎同时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亚洲的两位巨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最初的发展条件、目前的发展水平甚至人口规模等。这两个国家过去都曾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公元1000年前中国和印度一度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9%，而直到1820年，中印经济总量之和仍占世界的49.3%（Madison, 2001）。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20世纪中叶时中印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到9%。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的下降一直分别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中期两国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如今，通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中国和印度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除此之外，中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印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增长方式也被认为有明显的差异。20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则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主义国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体制道路。从两国独立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大一统”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印度实行的是揉合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印的综合国力、人均GDP、各项社会发展指数等基本社会经济指标处于同等或相似的水平，均为低收入国家，也具有相似的经济特点，即封闭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本完整但效率十分低下的工业体系，以及死气沉沉的国营经济部门。两者的差别在于印度由于其“中间道路”路线，长期以来一直能得到比中国更多的国际援助，并且尽管政治和社会上麻烦挫折不断，但并未遭遇中国那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导致的经济削弱和倒退。不过，在困难重重中，中国依然在社会公平和进步领域例如人均寿命、医疗保健和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就（森，2005）（见表1-1）。

表1-1 中国和印度：起点和现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PI。

从表1-1中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整体经济水平略高于中国。70年代末，经历风雨磨难的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使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改变中国和世界面貌的自由与改革之路”（CNN, 1997）。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土地改革、开放市场和财政分权等改革举措，释放了经济活力，提高了国内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中国人均GDP在1986年赶超了印度（当时中国人均GDP为278美元，印度则为273美元）。从1992年开始，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型，市场向世界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自此走上了“世界工厂”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GDP年均增速，印度为3.2%，中国为6.2%; 80年代年均增速，印度为5.6%，中国为9.7%, 90年代年均增速，印度为5.5%，中国为10.0%; 2000～2015年，年均增速，印度为7.0%，中国为9.5%。

印度同样在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道路上几经探索和徘徊，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向更为自由化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转型。印度的改革比中国晚了5～10年，在这个过程中，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以及中国的成功可以说对印度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外部影响（兰德公司，2005）。虽然印度的改革比中国起步要晚，并且速度要慢，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提高很快，使处于极度贫穷境况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并且通过信息及服务产业的卓越表现使印度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不过，截至2008年，印度的人均GDP依然不到中国的一半，经济总量也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这样的名称背后似乎揭示出两个国家不同的复兴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高储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普及基础教育、快速工业化、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活跃的对外经济部门以及开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增长始终以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引导，但国内失业现象明显，储蓄率偏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不足。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也不应被忽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起点都是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共同特征是对外部经济的开放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经济改革的时间赶上了世界产业链由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地理与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并且恰好都拥有最适宜于利用这种变化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和所选择的道路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效应。

这种绝无仅有的两个大国同时崛起的现象、中印之间极为鲜明的相似和差异，使得中印之间的比较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印乃至全球经济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尽管两者都是改革和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也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人口大国，但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很容易使人们对它们“谁走上了更好、更快、更长远的道路”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不过，由于在经济总量规模、增长速度上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于印度，人们一直认为这个话题的答案是比较肯定的：无疑，中国的道路让更多人摆脱了贫困，建立起了更多的工厂和国际化标准的道路，吸引了更多的投资，是更加成功的。直到2003年7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黄亚生和哈佛大学学者韩太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印度是否能够超越中国》一文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这篇文章一反当时的普遍看法，认为在长期内，注重国内市场、本土民营企业强大有力的印度终将超越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拉动经济增长、资本利用效率较低的中国（黄亚生和韩太云，2003）。此后，中印比较的热点开始由中印之间增长差异的成因逐渐转变为龙象之争谁能取胜的问题。各种说法和比较轮番登场，中国、印度和欧美的民间、学界和政府都曾有过大规模的讨论，以至于2006年著名印度经济观察博客中曾宣称，“中印比较已经是一个被嚼烂的话题”。

事实真是如此吗？实际上，关于中印比较的话题依旧不断有各种新的观点被提出来，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出人意料的表现更是令人不得不反思和回顾两个国家业已走过的道路和不同的前景。出人意料的是，越来越多来自国际上的观点开始赞同，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并没有人们原本想象得那么多，印度也将在不久之后“超越”中国。美国《商业周刊》2009年底的一份评论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认为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印度落后中国最多12年到14年，已经很接近于赶超中国了；中国的高楼大厦让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看起来比事实上强大，而印度事实上比看起来强大”。

无论如何，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中印比较这个话题势必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话题的重心，正越来越集中在“谁是长期增长的胜者”之上。

这样的情况，使得以下一些问题具有了被提出来再三思考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价值。首先，中印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加以比较？其次，中印比较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是否就是回答“中印谁能在长期增长中最终取胜”这个问题？最后，是什么决定中印两国在长期增长中竞争力的强弱？能够促成两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是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框架和基础上识别、量化和比较？而通过比较，是否能够对中印之争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本文旨在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