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度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性

制度重要性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强调管理有方的社会（有的版本译作“政治修明的社会”）可促进行业分工，增加人民财富。当代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斯旺模型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可视作将哈罗德-多马模型给定的四个外生的经济变量（储蓄率、资本产出比、人口增长率和技术）内生化的过程。根据这些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因素理所当然是投资、人口增长率和赶超效果。但是，正如奥尔森所言，仅仅考量投资、人口的变化或人均产出水平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Olson, 1982）。换句话说，没有解释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为何。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乃是经济增长的基石。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91），它“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组成”（诺斯，1994）。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制度也是“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理念的自我维系系统”（青木昌彦，2000），而格雷夫则较为广义地将制度定义为“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格雷夫，2006），这个定义将制度视作规范、信念、规则和组织构成的复合系统。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作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种看法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制度是影响行为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社会过程的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制度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制度由人所选择，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目标，因此会选择不同的制度或推动制度向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方向发展，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必然存在角力的过程，最终结果会有利于更有力的集团。如果政治制度将权力分配给能从产权保护中受益的集团，或是建立有效的制度防止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过分抽取租金，那么长期经济增长便会实现（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4）。换句话说，制度在短期内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移动结构性生产边界，而从长期来看，制度最终也将决定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和要素积累的情况，决定一个社会长期内的技术生产边界，由此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此外，制度本身的初始条件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路径依赖）（Melo et. al, 1999；科斯，1985；格雷夫，1995, 2006；青木昌彦，1998、2000），因为制度具有自我维系、自我实现的性质，用进化博弈和重复博弈的方法可以解释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可以将制度视作特定历史进程中通过适应性进化和多次重复讨价还价乃至对抗、冲突形成的均衡状态。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效果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减弱（Berget et. al. and Havrylyshyn et. al., 1998、1999）。但改革将能弥补这种初始条件，换言之，制度自身变更和演化的能力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情况。格雷夫认为，制度惯性对经济增长起到的阻碍作用，正是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的均衡性质，使其缺乏变革和调整的内生激励。即便某种制度失去了自我实施的性质，它依旧会影响后来制度的变迁方向。即便从外部施加人为设计的正式规则，旧的习惯、模式和组织仍然会与由上而下施行的正式制度产生摩擦，而且，作为一种系统的制度，其具有内部的相互补强性，削弱其中一项，其他的规则会增强，使人为修改制度的努力失效。因此，即便是某些制度已经失灵，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但人为设计规则和政策来达到修正的目的，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起效，促成新制度的诞生，尤其是那些能有效引起经济结构变迁的制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增长本质是一种政治过程”（普沃斯基，2003）、权力先于繁荣（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4），或长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是通过政治过程完成的（North, 1982、1990;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很好地验证了制度和长期增长乃至超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世界相对东方世界的兴起，看似突发的技术和经济进步，都源自在此之前积累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诺斯和托马斯，1973, 1977）。Scully在分析了115个国家1960～1980年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那些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1%；相反，那些在上述方面存在明显缺陷的国家的增长率为0.91%。在缺乏信任系统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制度的支持，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Scully, 1988、1991）。即便是在主流增长模型外生变量内生化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一直努力把制度纳入增长模型中，以便解决制度对增长的贡献问题。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的路径有两条：第一，通过研究增长模型参数背后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对增长率的影响，多见于对AK模型中制度因素的研究；第二，通过将政府行为（税收和财政支出）引入增长模型中来体现制度的影响。例如，巴罗等人首先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入模型。然而，这两条路径虽然丰富了增长理论，但都各有缺陷。第一条路径的缺陷在于，它“有助于解释实物生产要素为什么和怎样存在并且能够以特定形式、在特定时间结合在生产函数中”，但是“在进行收入增长与制度变量回归分析时，制度与生产函数的联系就被放入了黑箱”（施密德，2005）。第二条路径尽管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但远不能说明作为整体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做过将制度因素内生化的努力，但总体来说，在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由于制度因素被认为难以量化，构建制度内生的模型存在技术上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