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初现“多极共生”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大步跨越。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点-线-面”梯级渐进式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即构建沿海地区经济特区“点”，由“点”及整个沿海经济带“线”，再由“线”至“面”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下，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轴线，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达数十年。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东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单极”格局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得2008年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转变的重要战略节点。2008年至今，在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产业转移战略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东部地区的绝对增长极地位逐渐弱化，内陆经济地位显著提升，涌现了长江中游地区、中原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呼包鄂等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群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能正逐步显现，力争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强力引擎，助力构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多轮驱动、多轴联动、多区协同的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
可见，我国区域经济初步显现了“多极共生”新格局，区域间协同共生，合力打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即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正由以沿海地区迅速崛起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单极”格局向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多个增长极共生的“多极”格局转变，这意味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阶段的到来。新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阶段的到来，必将凸显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和新的区域经济矛盾，也就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新特征与新矛盾。这些新特征集中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发展模式更替以及新的空间组织重构等。新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阶段的到来和新的区域经济矛盾的凸显，客观上要求重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建立新的区域经济协同运行机制、创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这无疑给学术界和政府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二）政府谋划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战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多极共生”新格局的出现给中央政府谋划区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崭新课题，本届政府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顺势而为，从谋划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理念的浓烈呈现，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正式出台，均凸显了中央政府在新常态下谋求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意旨。
中央谋划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浓烈理念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有充分呈现。“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均强调区域合作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推崇区域合作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前提，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内生增长机制相契合。首先，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旨在通过解决跨行政区协同管理与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来促进区域合作。从本质上说，对区域合作的重视正满足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唯有在各区域具备合作意愿和合作方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大区域经济各环节的相互嵌入，是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前提。其次，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机制”，旨在通过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即“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内生增长机制，唯有区域之间、市场之间、经济个体之间存在协同共生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系统在无外力操控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向协同有序的经济发展状态。
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应运而生。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战略组合，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由此正式拉开我国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序幕。2015年以来，三大战略相继破题。3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旨在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文相通，来达到内外联动合作共赢之目的。目前这一战略的相关倡议已得到沿线60多个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激起国内各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积极性。随后，4月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作为首个由中央层面自上而下推动、从顶层设计到地方规划落实全盘统筹推进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实施不仅将破解区域的发展难题，同时有望为全国范围内探索跨省市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目前，京、津、冀三省市已经在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率先突破。三大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已完成初步框架，即将出台，其中关于长江经济带上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于2015年4月出台。长江经济带战略部署致力于打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经济轴线。长江经济带涵盖了东部的上海、江苏、浙江和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以及西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共11个省区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将打造连接长三角地区、中三角地区以及成渝经济圈的重要“经济横轴”，深度挖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平台，进而打造我国新的经济支撑轴线。
综上，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多级共生”的新阶段，以及中央政府拉开以“三大支撑带”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序幕的背景下，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论题的深入探讨显得尤为迫切。
二 研究意义
整体而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论题近年来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动态评估、驱动机制及模式选择为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大量探索性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达到两个主要研究目标：一是尝试构建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探索性地对我国近20年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度以及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进行实证研究，以科学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状况及其关键驱动因素的动态演化特征与凸显问题，进而创造性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撑。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
首先，尝试构建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理论探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模式选择，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导运行机制构建，以及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尝试着运用扩展的DEA法（数据包络法）对我国近20年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度进行定量评估和空间分异分析，以科学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尝试着运用哈肯模型对近20年来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以科学揭示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及其变化特征。实证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弥补现有相关研究定量分析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陈旧的缺陷，进而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论题的深入探究，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现实意义
本书尝试着采用扩展的DEA模型对我国1993～2012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度进行分阶段的动态评估，以及多空间尺度的比较分析；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散点图以及空间聚类图等方法，对2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度的空间分异演化特征进行探析；采用哈肯模型对我国近20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的实证分析，以识别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定量测度我国近20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度的动态演化特征以及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定量揭示驱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分阶段的序参量及其变化特征；科学揭示和准确把握我国近20年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演化特征与凸显问题以及驱动因素的变化特征与突出矛盾，进而创造性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与政策建议，为推进我国政府实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