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教育机会的迅猛增长为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原本机会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机会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分享到新的机会。然而，尽管社会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子女也分享了教育机会增长的益处，但是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被调查者在评价“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的公平程度时，约15.4%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另外15.7%的人认为“不好说”；约11.3%的人认为“义务教育”不公平，5.4%的人认为“不好说”。而且，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25.6%的研究生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28.0%的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27.4%的大专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18.8%的中专职高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16.1%的高中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13.6%的初中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9.7%的小学教育水平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这可能是由于获得了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并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教育竞争中的不公平。

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表3-1列出了“80后”各阶段的升学者与失去升学机会的人的父亲职业背景（代表阶层地位）和父亲户口身份（代表城乡身份）比例分布，以及“80后”总体的父亲职业和父亲户口比例分布，如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那么各个阶段的升学者或被淘汰者的家庭背景比例应该与总体比例分布一致，两个比例之比即为1，如果两个比例之比不为1，则意味着存在不平等。而各阶段升学者家庭背景比例分布与总体比例分布差距越大（两个比例之比距离1较远），说明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这样的对比分析充分显示出不同社会阶层和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

表3-1 “80后”升学与未升学者家庭背景比较

注：高级中等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职高、技校、中专等）；大学包括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

我国学龄儿童入学早已普及，但仍有少量“80后”没有上学，虽然人数较少，但也占“80后”总数的1.8%。这些未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92.2%），其中出身农民家庭者占89.1%，少量来自城镇的（7.8%）基本上都是工人家庭出身（10.9%）。这些人目前处于社会底层且基本没有机会获得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未升入初中者情况类似，主要来自农村（95.2%）和农民家庭（81.7%），少数来自城镇（4.8%）和工人家庭（11.1%），极个别的人来自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家庭（7.1%）。“80后”接受初中教育时正是政府大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初中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很快，不断接近普及水平。但“80后”人群中还有约1/10的人未能获得初中教育机会，这批人与未接受教育的人相似，也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

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这个关口是当前教育机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点。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中，接近半数（47.3%）未能通过这个关口，因此中止受教育历程。他们当中有89.8%来自农村，66.7%出身于农民家庭，还有21.4%来自工人家庭，其他阶层家庭子女中只有很少比例的人未能获得高级中等教育机会。这一构成与未接受教育的人和未升入初中的人相类似，即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还有少量工人子弟。

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关口时，又有大约半数的人出局，仅有不到1/4的“80后”通过各层关口成为优胜者，进入大学。比较每一级过关者的家庭背景分布比例——进入小学的人、由小学升入初中的人、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和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人，可以发现，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层次也逐级提高，白领家庭背景和城镇家庭背景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民家庭背景和农村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表3-1列出“80后”不同家庭背景升入大学者比例与总体比例之比，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子女在竞争大学教育机会中优势明显，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约为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3倍；办事人员子女也有一些优势，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接近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2倍；工人和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则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接近，未显示明显的优势或劣势；但农民和农村子弟的劣势突出，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远低于其在“80后”总体中的比例。

各阶段升学者与未升学者出身背景的比较显示，尽管“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较深，管理人员阶层与专业人员阶层的教育机会优势明显，而农民阶层处于最为劣势的状态。2%的未接受教育的“80后”和11%的小学文化水平的“80后”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他们目前也处于社会底层，而他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仍停留于社会底层，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在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被淘汰出局的人也多数来自乡村。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后果，其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并且通过代际传递使城乡差距得以长期维持。

与此同时，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升学率方面，而且在相同教育阶段的不同路径选择上也有所表现。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大学的文凭含金量高低不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和回报差异较大；同样，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入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对于个人未来发展的意义也有所不同。社会中上阶层和城镇户口的人拥有较多机会进入好学校或获得较优质的教育，而中下阶层和农村户口的人获取这类机会的可能性较小。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同的教育阶段也存在等级分化。表3-2列出了进入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的“80后”的家庭背景情况。

表3-2 接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的“80后”出身背景比较

首先，比较高级中等教育阶段两类学校的差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接近普及的情况下，选择是否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以及选择进入哪种类型的高级中等教育是当前中国教育分层的关键点，也是考察升学机会不平等的一个起始点。在完成初中教育之后，一些人面临着很可能是影响个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他们面前有三个选择：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升学进入普通高中，升学进入职高/技校/中专。47.3%的初中毕业生或初中辍学者放弃继续求学，他们当中89.8%来自农村，66.7%是农民子弟，21.4%是工人子弟，其他阶层的子女则较少；52.7%的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一部分进入普通高中，另一部分选择职业教育。表3-2比较了这两部分人的家庭背景情况。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更多地选择普通高中，他们在升入高中的人中的比例是其在总体中比例的两倍多；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略高于总体比例；个体/自雇人员和工人子女对这两类教育的选择较接近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农民子女在这两类教育中的比例都大大低于他们在总体中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教育分化，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了不同的个人教育发展路径：上层和中上阶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人员）子女大多数进入普通高中，然后考入大学；中下阶层（办事人员、低层专业人员、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等）在子女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会选择职业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子女在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考大学希望较小的情况下较倾向于放弃升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打工挣钱。

其次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的阶层差异类似。表3-2的数据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子女考入本科高校的比例分别为其在总体中比例的4.5倍和3.9倍，这表明这两个阶层在竞争本科大学教育机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他阶层（除农民阶层）子女在竞争大专和大本入学机会方面没有显示明显的优势或劣势，他们在大专和大本中的比例较为接近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农民子女则在这两类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都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他们在大专和大本的比例只有其在总体比例中的一半，在大专中的比例高于其在大本中的比例。

上述数据说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虽有巨大成效但需更加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取得诸多成就。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心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如重点和非重点）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平等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并非绝对公平。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帮助其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如此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父辈中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在子辈身上得以延续甚至强化，从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在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时，需要采取某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降低其教育成本和失败风险，提高他们的教育回报率，激发这些人的教育进取心，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城乡和阶层教育机会差异，使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