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淮扬史家略述

周一平 孙金珠

摘要：魏源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淮扬史学的代表。他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清史著作《圣武记》，都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刘宝楠《宝应图经》、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在扬州地方史研究中有开拓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淮扬史家 魏源 刘宝楠 刘文淇

淮扬史学源远流长。在古代，最著名的是曾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的杜佑，他所撰的《通典》对中国唐以后的史学影响很大。降至清代，扬州学派在史学方面也有很多成绩，如汪中《广陵通典》，焦循《北湖小志》《邗记》《扬州足征录》，还有阮元组织编写的中国较早的科技史著作《畴人传》等。

近代以来淮扬地区史家辈出，淮扬史学影响日益扩大。以下略述魏源的世界史地和清史研究，刘宝楠、刘文淇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一 魏源的世界史地和清史研究

魏源（1794—1857年），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20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1822年中举人后，魏源被延纳为江苏督抚的幕友。1844年中进士，分发江苏，先后任扬州府东台知县、兴化知县，1851年任高邮州知州，1853年辞官。后在杭州病逝。其重要的史学著作《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基本上都在扬州、高邮完成最后的修订。魏源是中国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淮扬史学家的代表。

（一）史学思想

1．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魏源看到了中国的落后，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武器方面的先进，他搜集翔实的资料编纂《海国图志》，就是为了能让中国人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各国。为什么要让国人了解西方各国，就是向国人宣传要学习西方，只有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战胜西方列强。魏源在谈为什么要编纂《海国图志》时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已不只是中国传统的知己知彼思想，而是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夜郎自大的顽劣陋习。是中国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呐喊，是中国的先知先觉者，意在猛力唤醒蒙然沉睡的中国人。这一声喊，惊醒了当时及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推动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亡热潮。

《海国图志》虽然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但魏源主张学习西方，主要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还没有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即还没有认识到当时西方列强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先进。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而且，魏源受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挣脱了。但魏源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代表着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进步，预示着中国的开放和改革的潮流必将势不可挡。

2．宣传爱国主义

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在“制夷”，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作《圣武记》，叙述清朝建立政权前后的文治武功，宣传“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也是旨在宣传爱国救亡。

魏源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签订不平等《南京条约》，是极为叹息、极为不安的。他写《圣武记》，大部分篇幅在突出清朝祖宗战无不克的武功，他写道：“太祖每有征伐，与诸贝勒适野而谋，画地而议，上马而传令，上下等威不甚异。以五大臣议政，十大臣理事。无留狱，无壅情，令简而速，故事无不举。临敌七旗却走，一旗拒战，即以七旗佐领之丁给一旗；一旗却走，七旗拒战者，亦如之；一旗内半却走半拒战者，亦如之。罪亲不贷，功疏不遗，令信而必，故战无不克……起兵二十载，而国基建；又十载，而王业大定。”魏源之所以要突出当时统治者前辈的战无不克的武功，就是要当时的统治者学习前辈，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振奋起来，希望中国重新强大起来，重新战无不克。

当然，魏源宣传爱国主义，包含着爱清王朝，包含着爱封建统治者，这种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但不管怎么说，魏源希望强国，希望中国战无不克，同时又希望清王朝改革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3．实录

魏源写史注重实录。魏源说：“功则功，罪责罪，胜则胜，负则负，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并批评“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在他看来，只有如实记述历史，才有利于为后世“垂法戒”，才有利于后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也体现了一些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魏源编纂《元史新编》，充分利用旧元史、元秘史、文集等各类材料，还借鉴邵远平《元史类编》、钱大昕《氏族志》等材料，作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资料翔实，补旧元史之不足，删旧元史之冗余，全面、如实地记述元朝的历史，就是意在为当时的朝廷提供借鉴。魏源在介绍西方各国的优点时也指出中国的不足，如他说：“至海口停泊之所，若无天生形势拱抱，则风潮澎湃，舟易触礁。西洋各国于此险港，则外筑石塘以护其外，而海舶环泊其内，又筑炮台以御贼，则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别人有好就说好，自己有不足就说不足，如实地说，有利于自己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有利于学习别人的经验为我所用。实录的精神和方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魏源在中西交通大开的新形势下，把它进一步发挥，并与经世致用思想结合起来。

（二）史学成就

1．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一部在学习西方思想的指导下编纂、研究、介绍世界史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他参与了审讯英俘，从英俘口中了解到一些英国情况，然后写成《英吉利小记》。后来林则徐将自己编的《四洲志》等交给魏源。魏源一方面依据自己积累的资料及林则徐的资料，另一方面又依据历代史志及其他各种资料，特别是外国人的资料，开始编纂《海国图志》。1842年完成了50卷的《海国图志》，至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又扩充为100卷。

《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等的著作。对于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介绍。

其中介绍欧洲篇幅较大，共22卷，分别介绍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瑞士、希腊、土耳其、俄罗斯、普鲁士、丹麦、瑞典、挪威、英国等19个国家，国别介绍中篇幅较多的是英国（4卷）、俄罗斯（3卷）、法国（2卷）。英国、俄罗斯、法国，显然是当时中国人最应该了解的国家。

介绍美洲的史地，共12卷，分别介绍了美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国、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以及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其中美国占5卷，也为全书篇幅之冠。说明美国是当时中国人最应该了解的国家之一。

书中对于每一个国家的介绍，除了介绍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行政区划，还介绍商贸交通、物产、宗教、军事、文化教育、风俗民情。如述英国有《职官》一节，介绍了律好司衙门（法院）、巴厘满衙门（国会）、甘文好司（内阁）、布来勿冈色尔衙门（枢密院）等。有《政事》一节，记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这实际上是介绍了英国的民主制度。在谈到英国的民俗时说：“君民皆无妾媵，无鬻子女者，男二十四岁以上，自度有俯畜之业，方议娶。娶妻不用媒妁，与女子自定可否，诺则告其父母而聘定焉。聘后往来，以知其情性，乃集两家亲朋，赴礼拜堂，请教师，祈上市，遂为夫妇……男女五岁入学，习天道圣经及国史等书，十四五岁后，各择士、农、医、匠、商贾为终身之业。”“亦有终身不嫁不娶者，听。”“各国以仁会资立贫院、幼院、病院，举公正之人董理，故通洲无鬻子女者，亦禁蓄奴婢。”这实际上是介绍了英国的男女平等、人身自由、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政策。这些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是对当时的中国人的启蒙。

此外，对于宗教的介绍还设立了一些专卷，如卷二十五《各国回教总考》，卷二十七《天主教考》，卷七十一《南洋西洋各国数门表》等，对世界各国的主要宗教及教派都进行了介绍。还有卷七十二《中西历法同异表》，卷七十三《中西纪年通表》，对世界主要历法也进行了专卷的介绍。

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对西方各国的“长技”，也设立专卷进行介绍。如：卷八十五《火轮船图记》、卷八十六《铸炮铁模图记》、卷八十七《仿铸洋炮议、炸弹飞炮说、炮车炮图说》、卷八十八《西洋用炮测量记》上、卷八十九《西洋用炮测量记》下、卷九十《西洋炮台记》、卷九十一《西洋自来火铳法》、卷九十二《攻船水雷图记》上、卷九十三《攻船水雷图记》下、卷九十四《西洋技艺杂述》、卷九十五《西洋远镜作法》等。

最后又有《地球天文合论》五卷，介绍了地球、天文学的各种知识，如经纬度、时区的划分等，显然有利于中国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

以上足见《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全面。为中国人了解、学习西方提供了一部实用的教科书或十分有用的资料，同时也把学习西方的思想、经世致用的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以后此书被不断翻刻，正说明了此书在一代一代中国人中产生着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在引用资料方面的特点，以引用外国人的资料为主。这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地的一个进步。魏源说编纂《海国图志》,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编纂《海国图志》引用了100多种中外著作，其中外国人的著作约20种，如利玛窦的《地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四海总说》，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蒋友仁的《地球全图》，汤若望的《远镜说》，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祎理哲的《地球图说》，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玛吉士的《地理备考》，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海国图志》引用的著作当中，虽然引用外国人的著作少，但全书引用外国人著作的文字篇幅是很多的，据统计，全书引用外国人著作的文字篇幅是引用中国人著作的文字篇幅的4倍。这样就能比较真实、客观地介绍世界各国，使《海国图志》更具权威性、可信性。此书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也受到日本等国人的欢迎，这种权威性、可信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书使中国人能够真实、正确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列强的长处，也使日本等国人能够真实、正确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列强的长处。

当然，《海国图志》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

2．清史著作——《圣武记》

魏源大概在1829年开始搜集《圣武记》的资料并着手编纂，1842年成书印行第一版，1844年修订后印行第二版，1846年再次修订后印行第三版，全书十四卷。这是一部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编纂的清史研究著作，是清朝人研究清朝史的著作，即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著作。这部史著的问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易代修史的束缚，突破了清朝乾嘉时期史学研究沉湎于故纸堆的风气，与《海国图志》一样开拓了当时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圣武记》第一卷为《开国龙兴记》五篇，记述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创建清朝的功绩。第二卷为《康熙戡定三藩记》二篇，记述康熙帝平定三藩的功绩。第三卷为《国朝绥服蒙古记》三篇，记述清太祖至雍正帝的功绩，又《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雍正两征厄鲁特记》各一篇，记述康熙、雍正二帝的功绩。第四卷至第十卷，记述清初至嘉庆时期的功绩，有：《国初征抚朝鲜记》《国初东南靖海记》《国朝绥服西藏记》（二篇）、《康熙戡定台湾记》《康熙重定台湾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二篇）、《乾隆荡平淮部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乾隆征缅甸记》（二篇）、《乾隆征抚安南记》《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乾隆三定台湾记》《乾隆湖贵征苗记》《乾隆临清靖贼记》《嘉庆湖贵征苗记》《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篇）、《嘉庆畿辅靖贼记》《嘉庆东南靖海记》等。也有三篇记述了魏源“今上”道光帝的功绩，即《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道光湖粤平瑶记》。1846年修订后印行的第三版，卷十目录下有“道光夷艘征抚记”一目，且加注“补刊”二字，但正文中却没有。说明《道光夷艘征抚记》已写成，但没有收进书中。1878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圣武记》收进了《道光夷艘征抚记》，改题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并分上、下二篇。《道光夷艘征抚记》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第一篇直接写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有分量的论著，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对当时的道光皇帝进行了批评，其中写道：“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提出：如果“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此一举乎？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者。”这是对当时道光皇帝提出的批评、劝谏，如此直截了当，足见魏源写当代史的胆识、魄力，也进一步反映了魏源强烈的学习西方思想、经世致用思想。

《圣武记》后四卷《武事余记》，论述清朝开国以来军事制度的得失、经验教训，对清朝史、当代史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论述。

《圣武记》搜集了大量的公私资料，资料工作很扎实。其中一个特点是直接附录一些与正文所述史事相关的当事人或知情人所写的资料。如《康熙戡定三藩记》下附录了许旭的《闽中纪略》，无名氏的《固山贝子平浙纪略》。又如《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附录了《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常熟钱良择出塞纪略》等。这些资料的附录，不仅使一些史料得以留存、流传，也使魏源在正文中所述史事的一些细节得以展现，使一些史事的资料得到进一步补充。比如康熙年间编的《平定三逆方略》，只载皇帝诏谕，不载大臣奏疏，许多史实不详。康熙帝两次亲征准噶尔，乌兰布通一役，昭莫多一役，《平定三逆方略》都没有记载。《圣武记》中《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对此二役进行了记述，附录的《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提督殷化行西征纪略》，对于此二役又有更详细的记述。

因为魏源搜集、掌握、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所以看到了很多前人著述的错误，如指出：“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故赵氏翼谓噶尔丹败于土腊河，马尔赛不于归化城邀其归路；俞氏燮谓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已皆差岐数千里。至声教所不通之国，则道听肊谭，尤易凿空，而莫甚于《西域闻见录》之述俄罗斯……或以为臣服之国……”《西域闻见录》“于葱岭以西各国，皆道听途说，不根无稽”。批评“《四库全书提要》谓元刘郎《西使记》所述葱岭以西各国，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内；《四裔考》又谓爱乌罕以西即西海，俄罗斯既为属国，即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因为魏源搜集、掌握、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所以纠正了很多前人著述的错误，如对于乾隆年间的《盛京通志》所谓萨尔浒之战清兵以五百破明兵四十万的说法，魏源进行了考证、纠正和批评：“稽萨尔浒之战，《盛京通志》谓以五百兵破明兵四十万。然考明四路之师，实止二十万，合朝鲜、叶赫，为二十四万，每路各六万，而萨尔浒所破，乃杜松一路耳。敌军二万围界藩，四万营萨尔浒，而太祖、太宗以六旗兵攻萨尔浒，每旗七千五百人，是以四万有余之兵攻四万之敌；以二旗兵援界藩，是以万五千兵攻二万之敌……其留守都城者仅四千，则是八旗五万余人尽行，亦倾国之师矣。战非一日，军非一路，兵法当垂后世，乌得为五百人破四十万之呆词以疑史册哉！”

以上足见，《圣武记》不仅有思想价值，也有资料价值、学术价值、史学价值。所以此书不仅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圣武记》在史事等记述方面也有失误，胡思敬曾有《圣武记纂误》。今人也有一些《圣武记》的批评论著，如张书才《〈圣武记〉所记白莲教起义史料辨误》（《文献》1979年第1期），王波《魏源〈圣武记〉所记格登山位置有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等。

二 刘宝楠、刘文淇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刘宝楠（1791—1855年），字楚桢，号念楼，扬州宝应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早年曾在扬州、仪征教书。他的扬州地方史研究代表著作是《宝应图经》。

刘文淇（1789—1854年），字孟瞻，扬州仪征人，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以研究《左传》闻名，他的扬州地方史研究代表著作是《扬州水道记》。

刘宝楠、刘文淇，都是当时扬州的名人，二人交往甚密，时有“扬州二刘”之称。《宝应图经》与《扬州水道记》也有学术上的关系。刘宝楠编写《宝应图经》始于1809年，1823年完成初稿，但迟迟未刊刻，到1848年才有复写本，一说1848年有刊本。但通常见到的是1883年淮南书局刊本。刘文淇编写《扬州水道记》，始于1836年，1837年成书，阮元即为之作序，1838年刘文淇作自序，遂刊刻行世。刘文淇的《扬州水道记》成书晚于《宝应图经》，但刊印早于《宝应图经》。因为二刘是挚友，所以刘文淇在《宝应图经》未刊印前就看到了《宝应图经》，显然是刘宝楠给刘文淇看的，因而可以在《扬州水道记》中看到注明引用《宝应图经》的文字有17处。这是二刘学术友谊的佳话，也是扬州地方史研究的佳话。

（一）刘宝楠《宝应图经》

刘宝楠《宝应图经》，以变化发展观点从城邑、疆域、河渠、水利、封建、人物等方面综合记述了宝应的地理环境、水道水利、著名人物事迹与成就、重要标志建筑、历代战争等，比较完整地记述了宝应的沿革与变迁，可以视为是一部浓缩版的宝应地方志。

1．全书反映了关注民生的思想

书中记述邗沟历代迁变，每每总要提到对民生的影响，如写道：“今运河未开时，诸河荡仰受白马、清水、氾光、界首诸湖，闸洞之水达于广洋、射阳二湖以入海；若洪泽之水泄入白马诸湖，隄岸冲决，则诸河荡皆成巨浸，而田庐悉漂没矣；此金元黄河南徙以后、明宏济诸河未开以前宝应河渠之利病也。自宏济诸河开，改湖运为河运，运河横亘于东西诸湖河之间，白马诸湖虽受全淮涨溢，其水不入运河，而南注于高邮召伯诸湖；迨高邮召伯诸坝开，其水由南而北入射阳湖，于是东境田庐始受其害，其受患较前稍迟，然亦剧矣。”田庐受害、受患“亦剧”，反映了刘宝楠对民生的关注。又如书中记载：扬州地势唐以前南高北低，邗沟水道由江北流入淮，“是故唐以前渠水高而淮水低，渠水泄入淮梗运道，于是筑埭以蓄水，筑堰以束水，民田灌溉苦无水……”书中记述河道，总要涉及对于农田的利弊，对于民生的利弊，强调兴修水利要利于百姓灌溉农田、益于民生。

书中记述宝应经历的战争时感慨道：“若夫南北瓜分争江淮者必及宝应，前则四代之际，后则宋元之交，兵戎之祸极矣。”流露出对宝应遭受“兵戎之祸”的痛惜，这也可以反映出刘宝楠总是心系民生。

2．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宝应邗沟的变迁

《宝应图经》最突出的成就是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宝应境内邗沟从春秋哀公九年开挖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间的十三次变迁史，“邗沟十三变”的说法由此产生。具体为：“陈登于白马津湖之间凿濑穿沟，为支渠相连，故魏文战船得由白马湖入津湖，其支渠亦名夹耶……由此，津湖北与白马湖连，此今宝应境中邗沟一变也”; “《水经注》又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又云：‘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耶。’由此，津湖南与樊梁湖连，江淮复通，此邗沟再变也”; “《水经注》又云：‘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此邗沟三变也”; “谢灵运由白马湖贯射阳湖，是白马湖北与中渎淤隔，射阳湖、山阳浦之间当有支河，故得由射阳湖达末口入淮，此邗沟四变也”; “《隋书·文帝纪》: ‘开皇七年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此则开皇邗沟由高邮山阳河穿射阳湖西北，至末口达淮，此邗沟五变也”; “其后隋炀帝开广山阳渎，亦由此道。案：此则大业邗沟由樊梁湖入津湖、出夹耶、逾白马湖、入中渎，至末口达淮，如晋永和故道。此邗沟六变也”; “隋唐则由白马湖径达山阳境，宋元则由白马湖过黄浦溪入射阳湖达山阳境，与刘宋时同”,“此邗沟七变也”; “其与宋元异者，宋元由射阳湖达白马湖，明由管家湖达白马湖；宋元由白马湖入宋泾河，穿城而南入清水、汜水诸湖，明由白马湖入清水、氾光诸湖，不复穿城径宋泾河。此邗沟八变也”；洪武九年应宝应老人伯丛桂建言而筑高宝湖堤六十余里，二十八年又就界首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又筑长堤与渠等长，“此槐楼南至界首北四十里运河之始，运道不复由新开湖，此邗沟九变也”; “宝应南门外南至新镇三官庙三十六里运河之始，自是运道不复由氾光湖，此邗沟十变也”; “南门外北至黄浦二十里运河之始，自是运道不复由白马湖，邗沟之十一变也”; “宝应界首三里湖称险地，东星檄郎中顾云凤、蜀道事扬州府知府杨洵开界首月河十余里避湖险，长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建南北金门石闸二座，漕舟利焉。此界首月河之第，自是运道不复由界首湖，邗沟十二变也”; “此宏济河东二月河之始，邗沟十三变也”。“邗沟十三变”说，反映了研究的深入，既有史学价值，也有社会价值，为治理宝应水道提供了历史资料，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

3．资料翔实，辨论精审

晚清学者萧穆在《跋〈宝应图经〉》中说此著“原本正史，旁贯方书及名贤专集，溯汉迄明，钩稽抉摘，辨论精审，兼证古今载籍之舛讹、疏漏……”从资料翔实来说，此书仅《水利门》这一部分，引用各种专著就有78种，另外还有大量唐、宋、元、明、清人所写的有关邗沟情况的诗文、碑记等资料。

资料翔实，自然就能“辨论精审，兼证古今载籍之舛讹、疏漏”。如书中指出是陈登而非陈敏穿沟：“《水经注》称晋永和中陈敏，而《蒋济传》作《三州论》以讽帝，帝谓魏文帝，其时不得有陈敏；汉建安五年，陈登为广陵太守，治射阳，其凿马濑穿沟，使白马湖、津湖相通，于情势较合，但《水经注》引《三州论》误在陈敏穿湖口之后，后人因误益误耳。”又如指出：李吉甫所筑乃平津堰而非高邮湖堤。书中根据《新唐书·李吉甫传》《食货志》中的相关记载分析道：“平津堰乃拦河蓄水以济漕运，当在江都境内，非高宝湖隄也；宝应湖隄始筑于宋张纶详，后《漕河志》曰 ‘宋向子諲言唐李吉甫废闸置堰’，则吉甫之平津堰非高邮一带湖隄，尤信。”《宝应图经》中的很多研究成果纠正了前人的舛讹、疏漏，也被以后的学者借鉴，如陈登而非陈敏穿沟、李吉甫所筑平津堰非高邮湖堤等观点，就被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采纳。

4．绘制了历代宝应县境图

刘宝楠根据历史资料，绘制了历代宝应县境图冠于卷首，图共十四幅，凡汉射阳平安西境及东阳东境图、三国魏射阳平安东阳废县图、西晋射阳四境及东阳东境图、东晋射阳山阳四境及东阳东境图、宋射阳山阳四境及东阳平阳东境图、南齐山阳东阳废县并入山阳图、梁割山阳南境之半立阳平东莞二郡图（北齐陈同）、周阳平东莞二郡石龟鳖县及山阳郡图、隋安宜四境图、唐宝应四境图、宋元宝应四境图、明嘉靖时宝应县境图、明万历时宝应四境图，及邗沟全图。这么多历史地图的绘制，在宝应研究史上还是少见的。地图的绘制，需要极深厚的历史地理学术功底。这十四幅地图的绘制，反映出刘宝楠对宝应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使全书的资料价值、史学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也增加了书的可读性，增加了书的社会价值。

（二）刘文淇《扬州水道记》

刘文淇的《扬州水道记》，是一本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进化的观点研究、记述扬州水道史的著作。赵昌智等点校此书后总结其特色为：“一是叙述了邗沟即扬州至淮安运河水道的变迁及沿革，旁征博引，追根寻源，正讹纠谬，十分精核；二是记录了围绕水道治理，朝廷与地方、水利与漕运的意见、纷争与协调，有理有据，条分缕析，鞭辟入里，鉴前启后；三是反映了沿途城镇的变更和风光民俗，材料丰富，文字生动，间引诗文，涉笔成趣。”以下分述之。

1．较早全面梳理了扬州全境邗沟变迁的历史

《扬州水道记》全面梳理了江都、高邮、宝应境内运河的水道变迁。卷一、卷二《江都运河》叙述了江都运河的主要变迁史。吴王夫差建造邗城，在城下挖沟，是扬州有邗沟的开始。汉建安二年，广陵太守陈登针对当时射阳以南道路不通的情形，在白马湖开凿水道，从而“建安以前，运道由射阳湖西北达淮；建安以后，运道由白马湖东北达淮。”可见，白马湖水道的开凿改变了水道。到了穆帝永和时，由于江都段的断流，运河改入欧阳埭再到广陵城，运道再次发生变化；同时，为了防止水流的下泄引发水灾，还建造了邵伯埭以作蓄水之用。到了隋朝，隋文帝开建山阳渎，水道又发生了变化，“先是邗沟运道由湾头至邵伯，故必由高邮之樊良湖。隋文开山阳渎，由湾头至宜陵、樊汊，则不复由邵伯、樊良矣。”之后隋炀帝进一步开广邗沟，开通济渠，广四十步，两旁皆栽柳树御防水道，自山阳至扬子入江，同时也疏浚了东汉时陈登所开凿的水道，东西两条水道都可通行。唐开元二十五年，润州刺史齐澣因当时扬子以南的漕渠被泥沙阻隔而舟船绕道瓜洲，便开凿伊娄河，又设伊娄埭，漕运之船可以直接抵达扬子县。唐真元四年，淮南节度使杜亚针对当时扬州官河淤塞的情势，在江都西循蜀冈的右边，引陂趋城隅，便利大船的通行，“此邗沟运河借塘水济运之始”。但因堤高而河庳下走淮，扬州之漕河时湮塞，故节度使李吉甫废闸置平水堰，使漕河之水皆平。后宝历二年，由于当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常常滞留漕运之船，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开凿了一条绕城而过的漕运河，“此邗沟运河由城南引江水济运，漕船不复由城内官河之始”。宋真宗天禧二年至四年，“扬州运河废三堰，开新河，即今城南有运河之始”。宋朝时乃有运河之称。宋光宗绍熙五年，扬州运河邵伯以北湖东建堤。到了明朝永乐年间，陈瑄开白塔河，“此扬州开白塔河转漕之始”。“成化十一年，郭昇别开闸河、建四闸。”后仪征又新建拦潮闸、开成屯船坞、新坝河等。后又废除明初建立的瓜洲十坝，建瓜洲通江闸二座。万历二十五年，扬州知府郭光复开宝带新河，“此即扬州城南运河之新河湾也”。万历二十八年，刘东星于邵伯镇筑月河，专避湖险，建南北金门、石闸二座，减水石闸一座。卷三《高邮运河》、卷四《宝应运河》中分别翔实地记述了高邮和宝应境内运河的变迁史。《扬州水道记》把先秦以来扬州全境的水道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中是第一次。其中所述邗沟变化的各方面原因，实际上是总结了治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扬州的水利建设提供了治水方略、借鉴。

2．记录了历代扬州治水的建言

书中记录了各朝代官民治理扬州水道的建言。水道经常会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发生问题，怎么治理，历代都有经验之谈。全书引用了大量的各朝代官民治理扬州水道的建言。如针对康济河堤坏如何治理，书中引用了许多奏折以及当时的议论，摘引《神宗实录》、《南河全考》、吴桂芳《复政府书》、李文定公《复塘初议》等，记述了吴桂芳挑越河、新开越河东西二堤等建议，废东堤、改筑中堤之说，以及李文定公复塘之议等。如针对高邮清水潭决口筑堤之难的问题，书中摘录了靳辅《治河书》的内容，“其法当避深就浅，于决口上下退离五六十丈为偃月形，抱决口两端而筑之。”又如针对宝应湖堤屡修屡圮的情况，摘引《郡国利病书》《万历宝应志·人物列传》内容，记述洪武二十八年，宝应县老人柏丛桂建议开宝应直渠，并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筑长堤与渠同长。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官员上奏请开弘济越河的始末，并总结道：“夫越河之议，起于正德末年，嗣是请开越河者甚多。至万历十一年，而议始定。盖距杨最建议时，已九十三年。其成之之难如此。”这些治水的历史经验之谈的资料的记载，既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也为后世治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凸显了此书的社会价值。

3．记录了城市的变迁与社会风俗

《扬州水道记》不只是研究、论述水道，也对城市的变迁与社会风俗进行了记述。如在记述宝应运河时，书中首先就引用《旧唐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通典》《方舆纪要》《一统志》《太平寰宇记》《郡国利病记》等诸书，探究了宝应城市的沿革，总结道：“据诸书言之，宝应在汉为平安县，南齐安宜寄治山阳，萧梁安宜移治汉之平安城，唐初始徙今治。肃宗上元改名宝应，隶于楚州。此宝应沿革之大较也。”如摘引《新唐书·李袭誉传》的一句“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这反映了当时扬州一带的风俗不是传统的重农抑商，而是重商抑农。这些研究、记述都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4．广征史料，辨明正误

傅桂明统计过，《扬州水道记》“共计十一万多字，引书一百七十余种，纠正引书谬误七十多处，对重大历史讹传考辨尤为详细”。黄承吉为《扬州水道记》作序时十分赞赏刘文淇在水道变迁方面的考证，认为“考证著书莫难于地理，非考证一时地理之难，乃确征夫古今迁变地理之难也，而水道为尤难”。指出刘文淇考证方面的成就主要有：“考明，明以前，不独淮水不能达江，江亦不能径达于淮。中间数百里济运，乃由高邮、宝应诸湖迤逦入淮。至淮水建瓴入江，则在黄水夺淮身高之后，并非自隋已然。又考明，山阳渎即邗沟，于淮、扬两郡为统名，并非邗沟专属江都，山阳渎专属淮安。又考明，建安以前，运道由射阳湖西北达淮；建安以后，运道由白马湖东北达淮。”

刘文淇通过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记述错误。如指出：“胡三省《注》谓 ‘精湖在山阳，即今楚州山阳县’，非也。”刘文淇分析道，虽然楚州有山阳浦、山阳口，但“此地去淮甚近，若魏船已到山阳浦，更不必烧船矣。且精湖在宝应，山阳县又无精湖。胡氏望文生训，未足据也”。又如考究议开城南月河之始时，刘文淇指出：“弘济月河之议，起于杨最。”而《万历宝应志》所言起于陈损是错误的，他分析道，一方面“此谓创立堤堰，非开月河也”；另一方面“损之议开之新河乃盐河，非湖东之越河也”。

以上都表明，《扬州水道记》的研究是很深入、很扎实的，学术价值、史学价值是很高的。

5．绘制了历代扬州水道地图

《扬州水道记》中有十幅历代扬州水道的地图：吴沟通江淮图、汉建安改道图、晋永和引江入欧阳埭图、晋兴宁沿津湖东穿渠图、隋开皇改道图、唐开元开伊娄河图、唐宝历开七里港河图、宋湖东接筑长堤图、明开康济弘济河图，以及运河图。这些根据历史文献绘制的历代扬州水道地图，可以说是目前已知的近代以来最早的扬州水道全图。这反映了刘文淇对扬州水道的研究是极为深入的。而且本书图文并茂，既增加了全书的资料价值、史学价值，也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增加了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