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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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社会企业的三重对话

億方公益基金会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可以简化为三重对话。第一是与社会企业家的对话,我们由此支持了北大袁瑞军老师研究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企业认证,鼓励社会企业家自我认知,建立社群,构建生态;第二是与政府就社会企业发展的对话,就是支持李健老师对全球34个国家各级政府如何在政策上扶持社会企业进行脉络梳理,也就是本书的主要成果;第三重对话,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王群老师进行影响力投资研究,是与资本的对话。

这样,我们的三重对话,完成某种闭环,力图从社企主体、政策制度、使命资本三个方面,支持社会企业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发展。

李健老师的研究成果,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历史与现实形成的社会结构特点造成的。简略地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社会企业成长的社会土壤,与欧洲、美国、亚洲其他各国、各地区都不相同。

欧洲公民社会发达,英美市场经济发达,中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发达,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社会企业发展先于中国大陆,但体量的差异,使其借鉴意义有限。小国不足为凭,中国要自为标准,发展自己的特色。

如果说中国计划经济演变而来的路径,使得“大政府,小社会”特征显著,从而形成政府发达的历史,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等经济领域之中,也遗留了很强的诸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有“社会性”属性的经济元素。强政府与社会属性经济实体相结合,可能会定义出中国特色的、后来居上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种情景下,李健老师对各国政策的梳理及提出中国可能的借鉴角度,就十分有价值。

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需要公益行业补充,但公益行业本身也有其失灵之处。社会企业就是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创新,力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义利兼得,能够通过企业效率可持续地进行公益,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些地方政府部门,比如成都工商局,已经着手探讨制定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我们期望李老师的研究,能对更多政府机构提供某些借鉴。

由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我们相信社会企业在中国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其中,政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

政府、市场、公益和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一定会让中国变得更好。

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北伟

2017年11月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