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建议

李晓华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国内供给能力相对于产业、消费升级需求的滞后，以及上海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为上海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基础与支撑。

政策建议：应以产业内结构调整、发展“四新经济”、产业链高附加价值环节、引领区域和国内价值链为重点。具体而言，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完善产业优化升级环境，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协同，先行先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一 上海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遇与条件

1．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新工业革命都是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战略机遇。当前，以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高性能机器人和3D打印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以基因工程和精准医疗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内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群（GPTs）正在加速发展和成熟，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等一批前沿技术已经获得产业化应用。无论从世界、全国范围还是从上海自身来看，新经济都展现出蓬勃生机，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力量。

2．国内供给能力滞后于产业、消费升级需求。随着近年来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正遭遇巨大挑战，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渐向周边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加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已进入攻坚阶段，对高端装备、先进技术和工艺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升级特征明显。但总体来看，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工业产品供给能力与国内需求存在严重错配，一方面中低端产品普遍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大量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得不依赖进口。国内大量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有效需求蕴含着巨大市场潜力，这为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市场基础。

3．上海具备良好的产业优化调整支撑条件。无论是新经济的发展还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都对投入要素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廉价劳动等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知识、高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一方面，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步伐加快，金融、商贸、航运等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全国领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校聚集，具有丰富的高端人才供给，并聚集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和中资龙头企业总部。另一方面，新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成熟以及主导设计、标准的形成依赖于大量勇于尝试的领先用户和强大的支付能力，而上海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巨大。产业发展需要以完善的产业生态为基础，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的IT、汽车、机械、化工、新材料等产业的主要制造中心，具有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能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 上海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点与方向

1．以产业内结构调整为重点。制造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也是创新最活跃的部门，制造业的发展有助于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随着向专业化、高端化推进，将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现代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中介服务以及其他新型服务，必将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新的工业产品的出现还会创造、衍生出新的服务产业，提高企业的附加价值。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因此，未来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不是在三次产业之间调整比例，更不应将工业、制造业比重下降作为调整方向，而应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上，在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危险产业，压减用人多、占地大的低效益产业的同时，大力促进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内部高附加值产业部门的比重。

2．以发展“四新经济”为重点。面对我国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工业革命兴起的现状，上海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必须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作为重点，打造世界“四新经济”策源地。上海应根据自身的技术、产业基础并结合新经济的发展趋势，聚焦符合国家战略布局、具有发展前景、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和产业领域。重点推动信息科技、新材料、高端装备、生命科学、新能源、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有望突破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转化，培育一批新兴技术驱动的新产业，同时在脑科学、量子通信等基础前沿技术领域提前布局，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加快推动智能制造、物联网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操作系统的技术突破和系统集成，为提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并以此为抓手，在带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快对汽车、装备、物流等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转变。鼓励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众包、众创、众筹等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由提供产品向提供包括个性化定制、系统解决方案等在内的“产品+服务”组合的服务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促进金融科技（FinTech）的发展，鼓励上海市金融企业先行先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进行金融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

3．以产业链高附加价值环节为重点。随着信息、运输技术的发展和产品、服务的模块化提供，现代经济呈现出价值链各环节专业化和在地理空间上高度分离的特征。价值链各环节依据其所需要素资源在最优区位进行布局。在分工高度深化的情况下，各产业的内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制造业以加工、制造、组装等为主，但随着价值分布在价值链各环节间的改变，发达国家、地区的制造业多以研发、营销等环节为主，而将加工制造转移到其他更具要素优势的地区。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上海产业发展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高端要素集聚优势，规避高房价、高地价、高工资、土地供应不足等劣势，并减轻城市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具体来说，上海应聚焦于价值链的研发设计、架构设计、系统集成、营销服务等环节，以及企业总部、职能总部等功能和平台型商业模式，以核心功能实现对更大区域范围资源的掌控，实现更高的附加价值。传统产业应加快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和跨越，向新模式、新业态和新的组织方式转型；新兴产业则直接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蛙跳式发展。

4．以引领区域和国内价值链为重点。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产业生态作为支撑，研发、制造与服务活动均不可或缺。尽管上海市主要从事的不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但由于与长三角城市群其他城市地理毗邻、产业联系密切，因此可以借势、借力。无论是建设“四个中心”还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都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资源，建立长三角区域性产业生态，形成长三角城市间产业分工、企业间产业链配套的格局。上海应通过掌控研发、营销、总部、平台等高门槛环节和领域，发挥在区域价值链和全国价值链中的龙头引领作用。

三 上海深化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建议

1．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依托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上海市应围绕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的前沿技术、顶尖技术和传统产业的关键技术，加大对基础科学、产业共性技术和竞争前技术的公共研发投入，加快前沿技术成熟，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在公共研发资金的使用方式上，上海应鼓励以企业为主体，联合大学、科研院所申请重大专项项目，支持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快企业向科技创新主体转变，培育一批创新能力世界领先的本土企业。切实落实国家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和加强对科研人员创业激励的政策，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通过政府采购、创新产品终端用户补贴等方式，加快新兴技术和产品应用市场的形成，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增强上海企业对核心专利、产业标准的话语权。

2．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围绕上海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向，调整地属大学的专业设置，使其能够支撑上海经济发展，为新兴产业提供包括基础科研、开发设计、加工制造、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高端人才。加强对在职培训的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企业不同类型人才提供前沿技术、商业模式、生产线操作等各种专业培训。大力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特别是海外华人、留学人才到沪工作、创业，在创业技能培训、孵化器建设、与资本对接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帮助。吸引跨国公司、国内一流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总部、全球主要研发中心和实验室。

3．完善产业优化升级环境。上海应加强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网络覆盖，推动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工厂试点示范，并加快成熟经验推广。建设一批服务于重点产业、水平领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检验检测认证平台，提升物流、法律、会计、咨询、广告等专业服务水平。支持建设跨区域的创业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孵化器、民营科技园、大学科技园等研发、孵化与产业化创新载体，为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发展和互联网金融创新，解决中小企业、创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4．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协同。建立长三角主要城市行政领导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常态化、定期化协调与磋商机制，统筹解决涉及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科技、土地、环境、交通、人口等问题。根据区域产业基础和优势、新技术发展方向，确定区域共同培育和发展的重点产业，实现城市间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对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互联互通，推动各种政府许可、检测检验认证结果、资质证书的互认。

5．先行先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并向全市推广，通过环保、能耗、安全、质量、产出等标准规范产业的准入、限制和退出，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改革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形成对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研发和产业化的有效激励。积极探索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上海与其他地区之间的“飞地经济”模式和税收、经济产出分配机制。